吴铭：浅说知识分子的生活环境

　　主席说，知识分子是毛，阶级是皮。毛必须附着在皮上，而不能独立地存在。

　　前段时间，网络上热议“躺平”，打工者多支持之，而老板们多反对之。

　　支持“躺平”者，其主流并不是快递小哥、扫大街的农村雇佣大爷大妈、流水线上操劳和房地产工地上搬砖的农民工，而是大学毕业生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因为，农民工，在舆论界，还没有多少发言权。

　　这些大学生，他们要么快要毕业，要么已经毕业若干年，原本他们上大学是为了改变命运的——在资产阶级的宣传教育下，他们认为这必然能够改变命运——。上大学，是为了找到向上的通道，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员。但他们发现，这个通道实际上是极其狭隘，即使对于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从最公平的高考独木桥闯过来的他们，也同样如此。毕业这么多年来，他们依然没找到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对买房、恋爱、结婚、生子，甚至一日三餐，都不敢奢望。于是，他们绝望了，发出了“躺平”的愤怒。

　　马克思讲过，工人阶级的反抗，开始是消极的，比如怠工、破坏机器等，后来，是较积极的甚至是激烈的，但是，尚不知道团结起来反抗。最后，才是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发展为自为阶级，才开始拿起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武器，开始团结起来，有组织、有纲领、有目标地，从精神上、意识上、思想上、文化上、生产关系上，与资产阶级决裂并坚决地反抗资产阶级。

　　所谓“躺平”，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的消极反抗。这种反抗，当然未必能让知识分子摆脱被剥削压迫的命运，但是，毫无疑问，这种反抗，会为下步组织起来、有纲领、有目的地反抗，提供社会准备、思想准备甚至是组织准备。

　　在消极反抗阶级，个别人会采取激烈的、个人主义式的反抗。

　　就是说，从反抗的角度来看，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群体，已经发生分化。大部分人，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是自己命运悲惨的根源。不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压迫制度，他们就不可能逃脱这个压榨、不可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他们又没有意识到如何推翻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所以，他们采取了消极的反抗方式，即躺平。但是，其中个别人，因为所受压榨更为残酷，兼之其他原因，他们采取了激烈的反抗。复旦大学的姜文华，就是其典型。

　　北京的某著名大学的国学研究院有位奉行儒家思想的陈姓老学者，他指责毛主席朝代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无论什么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必须归属于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不可能独立地存在。所以，知识分子的命运，也必然与其依附的阶级相联系，知识分子的起伏，取决于其服务的阶级的起伏。

　　陈姓学者所谓的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其实是指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里，不得不歪曲自己的立场，装作很革命的样子，来奉迎和屈从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要求。当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批知识分子，立即现出原型，依附于资产阶级，并对自己曾经依附的无产阶级政权，反戈一击，以此向新主子献出投名状，获取新主子的肯定，获取名利地位的回报。

　　这当然不叫什么掌握自己的命运，这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新主子。

　　恢复高考，是资产阶级新贵们给自己挑选轿夫的好办法。于是，知识分子纷纷涌向高考独木桥这个看似公平的道路，以期被新的统治阶级所接受。

　　但是，资产阶级新贵们不可能需要无穷无尽的轿夫，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成为轿夫。

　　所以，高考独木桥下，许多冤魂。

　　即使过了独木桥，也未必被资产阶级新贵们看中。

　　于是，资产阶级又设立了更多的关卡，让轿夫们来闯。

　　比如，职称，级别，课题，成就，论文，SCI，名牌大学，末位淘汰，非升即走，等等，反正，无穷无尽的独木桥，条件越来越刻薄。

　　等走过这些独木桥，当年按照资产阶级设定的“向上通道”而走来的年轻学子，已经人到中年，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而最后一道独木桥，其实是只允许极少数人通过，而这极少数人，早已命中注定，非个人努力所能回天。即这部分人必然是很高级的资产阶级或者级别相当高的资产阶级的子弟，才有资格通过。甚至，这极少数人，根本不需要走这个独木桥，就能轻易得到自己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资格认证。

　　贾浅浅算不算这类人？

　　无数学子，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设定的一系列规则，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画饼，等他们看清画饼的真相时，他们绝望了。他们不想上这个当，但还没有意识到须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才是他们的出路，所以，他们选择了“躺平”这种消极的反抗方式。

　　姜文华老师，曾经留学美国大学的博士，据说人比较木讷、不擅长交际，他应该是比较聪明、沉着、出类拔萃、名列前茅的，是不应该被这些独木桥挡住的。

　　而当他认识到独木桥对自己的限制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那些比他成绩差的高中生、普通大学毕业生、甚至不识几个字的农民工，其实没有本质区别，甚至他的命运相对来说，更加不如那些没有出国留学、没有考上重点大学的同辈。因为他相当甚至是极其优秀，所以，他意识到这一点，居然比那些不如他优秀的人要晚。也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太晚，所以，当他面临这种命运时，付出的代价最惨重，失落感最强，也最不能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于是，他采取了最激烈的反抗方式。

　　主席有个要求，叫“透过现象看本质”；西方也有一个冰山理论，都强调我们所看到的问题，只是冰山暴露出来的那一小部分，下面还有更大的一部分。两种理论有些不谋而合。

　　我想，姜老师的案例，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所需轿夫数量——也就是依附的知识分子——必须减少的结果。一边是在资产阶级价值体系的鼓励下，按照资产阶级设定的程序，努力向上爬的无尽学子，资产阶级为自己制定的程序向这些学子打了包票——只要按照资产阶级的程序走下去，其人生就会“成功”；一边是资产阶级极其有限而且越来越有限的轿夫需求，决定着资产阶级其实不可能兑现其“包票”。这就构成了资产阶级与其驾驭下的知识分子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个矛盾必然越来越尖锐，必然会爆发。即，知识分子会起来反抗，但，表现方式会千差万别。

　　总的来说，可以分为积极和消极两类。消极的反抗有：一种爆发方式，是大学生“躺平”，这是大多数情况；另一种是姜老师杀了领导，这是很少的情况，但决不会是个案。“自杀”，应该也属于“躺平”这类的反抗。

　　姜老师的杀人，其实是特殊的“自杀”方式，既有“躺平”的特点，更有激烈反抗的特点。

　　这些都属于消极反抗。这两种消极反抗的情况，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都不可能解决知识分子的命运问题，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轻易抛弃自己的统治，其蒙蔽和镇压手段，也必然会越来越残酷。所以，斗争只会越来发激烈。

　　那么，下一步发展趋势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众多知识分子意识到“躺平”、“自杀”和“杀人”，其实都不能解决自己的出路问题。那么，怎么办？他们会找出路，这个出路，就是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者相结合，在思想上、意识上、精神上，彻底与资产阶级设计的“往上爬”决裂，并与群众打成一片，团结在一起，从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彻底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新型思想文化和生产关系。

　　这是反抗的第二种，即积极反抗。

　　知识分子，只有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这将是广大知识分子的又一次大分化，相信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会走上这条道路。这个分化，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对于知识分子群体来说，是痛苦的，也是漫长的，但却是决定性的。这一天，正在到来，或许已经到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旧书，看的人不是越来越多吗？

　　姜老师杀人，还有其他类似杀人案，其实是这个分化过程不可消除的惨烈现象。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

     【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原载公众号“吴铭再评说”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