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建党百年，各方人士纷纷各抒己见，总结100年来我们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各项成果。其中，对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科技成果是焦点之一。有些海归专家学者的总结，往往难以解释清新中国前三十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的原因，以至于总结起来就走偏了。
前三十年的科技成果，还有这些科技成果带来的国家实力的增强，在最中共党史《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有这样的表述：
“在毛泽东生前，中国不仅已经能够自行设计和批量生产汽车、飞机、坦克、拖拉机等，而且成功地爆炸了原子弹、氢弹，试制并成功发射了中远程导弹和人造卫星。这些进展，使全世界为之震惊。”“‘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在努力排除动乱造成的严重干扰情况下，科学技术也取得重大成就。国防科技业绩显著，民用科技也有突破。”（见该书第601页）
对于取得这些成果的原因，有位知名海归专家居然这样总结：
“头30年我们在科技领域有许多突破，比如‘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岛素，青蒿素，在海南岛种植人造橡胶等等。今天年轻的学生对那个时代我们在很多领域‘被迫’依靠自己取得突破的历程都不甚熟悉了。”
“我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是自主创新的成功不是靠‘喊口号’得来的，而是要在以下三方面下功夫。第一，要开放学习，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大量引进国外科技期刊，即便在‘文革’期间科技期刊的引进也没有停止。第二，尽可能引进国外专家，从1949年到1960年来华支持中国有关工作的苏联专家达到18000人次，客观地讲他们是做出了贡献的。第三，要吸引人才、用好人才。经过我们统计，头30年大多数重大科技项目的领军人物都有海外学习经历，‘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岛素的团队都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自主创新完全可行，但是一定要开放学习，用好人才、吸引人才，这一条我们今天要牢记。”
这种总结表面上看是有一定道理，但却有相当大的片面性。他提的这三条，实际上很多国家或者地区的政府在过去和现在都做到了，但绝大部分却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特别是像“两弹一星”这种对国力起关键性作用的科技成果。这说明，要取得科技成果，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固然重要，但如果执政当局没有能力制定一条符合国情的路线和与其配套方针政策，是很难有所成就的。当年蒋介石政权一事无成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钱三强对此深有体会。他是最早担任新中国中央级领导职务的科学家，二机部成立时任副部长。1948年，他从法国回来后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他曾为了当时中国的核武器，先后找了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和北大的胡适，但“几番奔走呼号，可是每回都是扫兴而返。”“几经碰壁，希望成为泡影。我苦思着，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落后挨打，遭蹂躏，受侵略，能够简单归咎于经济穷困，没有能力发展事业吗？能够说是中国缺乏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智力低下吗？自然不是。造成这种历史屈辱的根蒂，在于历代当政者愚昧、腐败、无能！”新中国使他信心倍增，即使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也深切感到“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之一的彭恒武在总结“两弹一星”成功的经验时，感慨道：“新中国，工农兵一起协力，集中全国力量搞核武器。四十年代国民党派华罗庚、吴大猷、曾昭抡，分别代表数理化三位教授到美国考察原子弹，每个人还带着两个学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孙本旺等人都被挑选到了美国学习原子弹技术，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所有的人，就是朱光亚一个人回来跟原子弹有关系。可见，靠出国不行，靠学人家也不行，要自己干出来。旧中国搞不成，只有新中国，依靠全国同心协力，核武器才搞成功。”
“两弹一星”勋章获得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例如，王淦昌于1992年5月31日参加了北京举行了中国当代物理学家联谊会。包括大陆的严济慈、周培源、赵忠尧、王淦昌，台湾的吴大猷，美国的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顾毓秀等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当王淦昌发言时，李政道问道：“王老师，在你所从事的众多项科研工作中，你认为哪项是你最为满意的？”王淦昌考虑片刻后回答说：“我自己对我在1964年提出的激光引发氘核出中子的想法比较满意。”王淦昌特地解释说，“新中国成立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做我想做的工作，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尽自己一份力量。”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被称为“中国国产专家一号”的于敏，在他1998年8月发表的《艰辛的岁月，时代的使命》一文中指出：“（‘两弹一星’取得成功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最根本的是遵循毛主席‘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指示，发挥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一优越性，在研制过程中始终坚持中央制定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显然，如果当初没有全国各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同，是搞不出核武器来的。”“我国的持续发能力如此之强，令世人称奇，根本原因也是因为我们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依靠自己，奠定了核武器研制的坚实基础。”于敏在文章中还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总结了三条原因：第一，中央制定的“有限目标，先进技术”发展核武器方针；第二，百家争鸣，学术民主，选择了最佳技术路径；第三，将复杂的物理和技术问题进行分解。他还提到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的指导作用。
1999年9月18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公布了关于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指出：
“在新中国50年的光辉历程中，‘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中华民族为之自豪的伟大成就。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高瞻远瞩，果断地作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大力协同，无私奉献，勇于攀登，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用较少的投入和较短的时间，突破了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地球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奉献的科技骨干队伍，为我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毛主席、党中央的决策和指导，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大协作，才使“土专家”和“海归”们充分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更重要的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能吃苦、能攻关、能创新、能奉献的科技骨干队伍，为我国高新技术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15年1月10日，《环球时报》发表社评《幸亏中国当年勒裤带造出两弹一星》。社评写道：
“88岁的‘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获2014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主席习近平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他颁奖。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他当年取得的氢弹理论突破至今是全球两大氢弹构型之一，被称为于敏构型。”“如果没有那些英明决策和于敏那代人的伟大付出，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
改革开放以后，一批一批的学子留学海外，他们大都对西方的学说了解得多一些，而对自己国家走过的道路却不大清楚。因此，很多回国后从事经济研究的海归学者，眼里满是改革开放后的“繁花似锦”，而没有想到过“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路有可能改写”的问题。所以，总结出来的东西容易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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