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前三十年，人民医疗卫生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人均寿命从建国前的35岁增加到1968年的68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新生儿死亡率从建国初的25%下降到80年代初的5%，遥遥领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天花、霍乱、性病等流行病彻底消除，疟疾、血吸虫病等寄生虫病大幅削减……
这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毛主席医疗卫生工作思想的指导以及社会主义人民医疗卫生事业的实践。
毛泽东时代的医疗卫生事业的成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推崇为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典范，向全世界推广。今天，主流学术界流行讲“中国道路的国际话语权”，而毛泽东时代中国特有的、被全世界推崇的医疗卫生制度便是赢得国际话语权的典范。
赤脚医生制度与人民创造力
毛主席依托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医疗卫生工作思想是一整套高度结合中国国情、内容丰富、视野广阔、考虑深远的体系，直到今天，对我们来讲仍然是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如：重视基础卫生条件改善的“爱国卫生运动”，让有限的医疗资源惠及更多人民的“预防为主”方针，团结中西医的务实精神，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以及面向工农兵的公费医疗制度创建，等等一系列思想。
当然，解放初期的新中国是个大国也是个穷国，一方面是90%的农业人口，另一方面却是缺医少药的农村医疗基础，解决农村医疗卫生工作也就理应成为新中国医疗卫生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在建国相当长的时间里，毛主席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的重视，在“进了城”的高层中始终得不到支持。
在毛主席的推动下，新中国的城镇地区在工业化以及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的同时，就建立了覆盖城镇居民的公费医疗体系。但是，直到1964年，县以下农村地区公费医疗支出仅占16%，拥有的高级卫生技术人员数量仅占10%；相反，城市里的老爷们却占着医疗资源搞起了保健局，还给干部们配上了所谓的保健医生、保健护士。
1964年，毛主席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1965年的“626指示”中，毛主席严厉地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随后，怎么把“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的官僚们除了组织巡回医疗措施，并没有成熟的制度创见。
而毛主席一贯坚持群众路线、支持群众的首创性。在1955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的时候，个别地方的农业合作社就开始效仿城镇的公费医疗制度，自办合作医疗事业，但垄断资源的地方官僚不愿提供帮助，因为缺乏来自地方政权的扶持和帮助，并未得到推广；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人民群众自发地进行了许多伟大的制度性创造，这并不同于官僚“瞎指挥”和“高指标”，其中就有社办合作医疗的尝试。然而，三年困难时期结束之后，某些官僚从极左跳到极右，“一退退到底”：很多本不该砍的工业项目砍了，农村搞起了三自一包，连社办合作医疗这一农民首创的新鲜事物也成了否定对象。1962年8月，卫生部批评过去几年“在治病方面，一个时期有公社包下来的倾向……”（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历史考察》:《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9期）
被国际医疗卫生界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的覃祥官，在1966年还是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卫生所的一名年轻医生。乐园公社幅员百里，生产队散布于崇山峻岭之间，没有一条像样的公路，社员到公社卫生院看病十分困难。覃祥官受到毛主席六二六指示的感召，向公社党委提出在各个生产队创办合作医疗，并主动请缨去老家杜家村办试点，为此，还辞掉了公职、回家当社员，靠工分吃饭，成了一名“赤脚医生”。
覃祥官想，毛主席说“亦工亦农”，我们为什么不能“亦医亦农”？于是，在他的动员下，杜家村合作医疗点的医生、护士、卫生员一律拿工分，农村的小知识青年就地培养成医生、卫生员；至于药费问题，长阳漫山遍野都是中草药，覃祥官还搞起药园，自采、自种、自制。
1966年6月18日，杜家村卫生室挂牌，社员从此小病小痛不用再出村。很快，杜家村大队看病只花五分钱，挂号，打针、吃药不要钱的事一下子传开了，山上山下，左乡右邻的人都纷纷来参观，看到他们的药房，看到他们的药园，看到他们的银针，火罐，看到他们的土法制作的膏、丹、丸、散；听到社员们的“现身说法”……各大队纷纷向公社提出申请，要学习杜家村似的办合作医疗。
1968年，一份《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报告终于送到了毛主席面前，受到毛主席高度重视。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了一个整版对报告进行了刊发。
随后，《人民日报》又用一年时间，以开展开展群众大讨论的形式，连续组织了23期专稿。在这次大讨论的推动下，全国出现了大办农村合作医疗的热潮，到70年代末，覆盖率达到了90%。
毛泽东时代的农村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制度是在毛主席亲自推动下才建立起来的，而覃祥官探索成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及由此引发的广泛的群众讨论和借鉴学习，则是一件反映自下而上地实践毛主席医疗卫生战线上的革命群众运动，是毛主席倡导的坚持群众路线、尊重群众创造力的必然结果。
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基础
公费医疗，这本是社会主义人民福利事业的应有之义。但在一穷二白基础上起步的新中国，物资的短缺是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必然要面对的困难。
毛泽东时代群众自发探索出来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立足于新中国的国情，灵活有效地克服了这一困难。覃祥官所在的杜家村大队，社员每人每年一元钱，每次看病只要五分钱的挂号费，其余开支全部由政府公共卫生经费及人民公社来承担。
在“6·26”指示中，毛主席还指出“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农村也养得起。”半农半医卫生员的培训工作在各地相继展开，由此才诞生了数以百万计的农村赤脚医生。毛主席的初衷就是基于中国国情，要培养愿意扎根农村、农村养得起的医生。
生产医疗器械及药物的工厂全部国营、人民所有，没有所谓的专利费、也没有所谓的资本利润，保证了常用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廉价供应；团结中西医，大力发展中医药事业，就地取材，极大地降低了医药费用的开支；而合作医疗的建立，使农村卫生防疫、传染病防治水平大大提高，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也得到了提升，这反过来又大大降低了预期的医疗开支。
不以利润为目的的人民医疗卫生事业中，以时代新青年为主体的赤脚医生立志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为贫下中农服务，而社员也会主动为公社、为集体利益考虑，从而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和谐医患关系，有限的医疗资源在计划体制下得到了高效而公平的配置。
毛泽东时代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建立和维系，以上要素缺一不可。
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的制度基础正是中国农村的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然而，70年代末开始，农业集体化和人民公社制度被逐步瓦解，随之瓦解的就是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赤脚医生制度在80年代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乡村医院机构，卫生人员也多是经过系统培训的医学院的毕业生，农民看病回归“自费”，看病难、看病贵又成了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突出问题；新自由主义浪潮下，私人的医药公司取代了原来的国营医药公司，廉价药消亡，高价药、假药泛滥……
一场2019年开始于美国、肆虐全球、持续至今的病毒大流行，检验了意识形态争论的是是非非，检验了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的对对错错。免费的检测、免费的治疗，和谐的医患关系，让人民群众仿佛看到曾经的社会主义公费医疗又回来了。
在人民群众强烈呼唤公费医疗的时刻，某些“智叟”搬出英国糟糕的局面来大肆嘲讽“全民免费医疗”。
英国的确曾经拥有引以为豪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这是英国工党政府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之一，代表着二战后流行于欧洲的福利国家体制的理想模式，这一体系的建立本身是为了应对英国国内此起彼伏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高福利道义压力。
靠着NHS体系，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男性预期寿命从 65.86 升至 79.46，女性从 70.29 升至 83.08。然而，到了1990年代，肇始于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在一系列公共服务被私有化后，终于席卷到NHS体系，英国政府开始尝试分离提供者和购买者角色，引入内部市场和商业合同；2011年，在保守党主导下，开启了NHS的市场化改革，从私人医疗机构或是公立机构那里购买设备或服务。改革的结果导致NHS体系的预算增幅放缓，医务人员工作强度增大、工资却实际降低，私有化的医疗服务以及药品器械供应，使得NHS购买到的是“质次价高”的服务。
同样的例子还包括美国、印度、巴西。美国号称每年的居民医疗开支占GDP的比重达到了1/5，然而，大多数处于底层的美国民众却“享受”到了极为糟糕的医疗服务，大量的公帑都流入了医药资本巨头手中。
所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推进，英国等国的“全民免费医疗”已经逐渐成为一具空壳。
回避“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根本的制度基础谈“免费医疗”，完全是在耍流氓。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1976年9月，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登上了世界医疗卫生界的讲坛，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年会上，三十三个国家的卫生部长和官员，听中国赤脚医生覃祥官作主题报告。“Barefoot doctors”(赤脚医生)这个来自60年代中国的现代英语中出现的一个新词组，立即在世界各国用各种文字迅速普及。
世界卫生组织在1978年召开的著名的阿马阿塔会议上，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推崇为“世界范围内基层卫生推动计画的模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
70年代中后期到80年代初，合作医疗第一村——乐园公社杜家村踊来了成千上万的中外“朝圣”者，覃祥官也被国外媒体尊称为“中国合作医疗之父”。
受到中国赤脚医生制度的启发，古巴自1983年开始指定了一项培养在初级卫生保健一线工作的家庭医生的长期战略任务；非洲、拉美、印度等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曾一度想效仿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印度出生的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教授认为中国在医疗等领域的改革，关键是要学学自己过去的做法。
这真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讽刺却悲凉。
然而，赤脚医生制度又哪里有那么好学呢？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制度基础，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只能在市场大潮中被内卷。英国是一例，开启市场化改革的古巴也正在摧毁它堪称全球优秀的全民免费医疗体系，家庭医生制度受到了极大的挑战。
1996年，湖北省的一位领导到覃祥官的家乡考察，专门找到覃祥官，鼓励他把“合作医疗”恢复起来，并拨付10万元经费。早已灰心的覃祥官重振旗鼓，准备大干一场，结果钱还没到乡一级就被挪用“干净”……
毛泽东时代震惊全球、享誉世界的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际上是一次极其成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输出，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道路”面向全世界的一次光荣展示，极大地增进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促进了世界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如果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这样的“进步促进”本应实体化，并进一步促进全世界的左转。赤脚医生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却被中国自己摧毁，这不失为一种遗憾。
不过，“赤脚医生制度”至今仍被一切国际进步人士铭记。
毛主席在1956年11月12日提出：“……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将变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笔者坚信，当将来的环球又是“赤旗的世界”的时候，毛主席和毛泽东时代的劳动人民为我们创造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终将被重新拾起，这也算兑现了毛主席提出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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