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七七事变和此后的抗日战争中，中国和日本都发生着很多吊诡的事情，让84年后的我们，仍不得不时时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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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28日，南苑作战总指挥、132师师长赵登禹奉命由南苑进北京城共商军事，在路过天罗庄时遭到日军伏击，乘坐的小汽车被机枪扫射打成马蜂窝，赵登禹将军壮烈殉国。
在自己的区域，绝密的路线，如何被敌军侦知，从而发生这样的惨剧？
答案只有一个——情报信息外泄。进一步说，有内鬼。
这个内鬼，是赵将军出发前在现场的29军少校参谋周思靖。此人精通日语，当时在军中负责给日军顾问充当翻译，并掌握了大量的军事机密；但他其实却暗通款曲，以军官的身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甚至直接和日本军方通话。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之流固然可恨，可这些在暗处出卖己方情报信息，实际为日本人效劳的家伙，破坏性甚至更大。
抗战中有个投日时间最长、活命最久的汉奸——刘雨田。
刘雨田（图左）
刘雨田早年就是一个不学无术的街头小混混，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为了实现梦寐以求的荣华富贵，刘雨田下定决心攀附日本，想通过日本人的提携走上人生巅峰。
甲午战后他趁机跑到了日本，加入了日本国籍，并且主动接受了日本的间谍培训，还在日军侵华的土壤——日本陆军大学教授日本人汉语。
那些曾经被他教过汉语的日本人，在后来大多成为了日本殖民东三省的主要骨干，这些恶行累累的战犯们用我们的语言来奴役统治我们的人民，不得不说还要拜刘雨田所赐。
1905年，日军从俄国手中抢来了殖民东北的“权力”，当时刘雨田不仅利用自己对东三省的熟悉做入侵指引，还帮着日军培养大量在华汉奸间谍，成为侵华日军的“绝妙”帮手。
当然，在日军如日中天的那会儿，此人看起来也确实成了“人生赢家”。刘雨田借此在东三省风生水起，甚至开设了属于自己的银行，其名下的财产更是数不胜数。也因此，刘雨田更加卖命地“感恩”日本人，为日本侵略中国的计划忙上忙下。
七七事变之后，刘雨田在日军侵华中的“功劳”就更大了。他利用自己培养的间谍，为日军提供各种各样的地形资料，甚至打入中国军队内部把获取的军队部署的情报悉数奉给日本人，为日方作战提供了各种便利，间接加快加深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更可恶的是，刘雨田甚至还为日军捐献了2架战机，并命名其为“雨田”号，用于轰炸自己的同胞。
从甲午到抗战，细数刘雨田犯下的恶行，可谓罄竹难书。这样的民族败类，在建国后也不可能逃得过社会主义铁拳，于1951年被抓捕入狱，最终被执行死刑。
汉奸刘雨田凭一己之力，抗日战争中为敌军提供花样“神助攻”，使我国的抗日道路遍布绊脚石。一人之力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当一个庞大的企业选择叛变和卖国时，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何等影响。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人民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奋起抗战。当时的中国政府曾明令规定，所有的中国船只，均须集中于本国内海，服务于抗战。
淞沪会战前夕，中国政府再次密电各航商，将所有海轮，尽速驶入长江，其有不能或不及驶入者，则开往香港或其他海口，避免为敌所用。
但一家叫政记轮船公司的汉奸企业，却置本国政府的电文于不顾，将全部船只调集大连，帮助日本侵略军运送军火物资，以船资敌，担负军运，大发横财。
为了扩大生意，政记轮船公司每年都要购进数千吨级的大型轮船，最多时拥有将近40艘轮船，成为我国北方航运业的一霸，当时有着“东北与沿海各省交通唯政记是赖”的说法。
为了方便和日军做生意，该公司还雇用了一百多名日籍职员，专门用于沟通处理资敌相关事务。
194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太平洋战争，政记轮船公司更是变本加厉，将所有的船只用于资敌，大发国难财，更可恨的是，政记轮船公司的老板张本政还在战争中为日军出谋划策，无耻地颂扬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
张本政
另外，这个张本政不仅以船资敌，还积极向敌人捐款，在抗日战争期间前后向敌人献金多达八十万元，更是多次对大连人民进行欺骗宣传，蒙蔽大连青年给日本侵略者当苦工。
这样的汉奸走狗企业，最后是什么下场呢？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时，政记轮船全公司仅剩3艘轮船，其他全部被飞机和潜艇击沉，毁于战火之中。
至于张本政本人，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在天津被捕归案，经大连市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同年6月10日伏法。
但这比起他们对中国造成的重大损失，那还是太轻太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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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被戏称为“怕了索尼哥”的松下电器（PANASONIC），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小家电市场叱诧风云的那会儿，索尼还没有诞生。
你说个小家电企业，看着人畜无害的，虽然它的国家正在搞侵略，又有什么坏心眼呢？
这你就太不了解日本军国主义了。
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要以举国之力赢得战争，1938年，日本政府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庞大的、高效运转的战争机器。
该法案规定，日本国民必须全力支持前线战争，并且国内所有的物资都必须先提供给军需产业，民用工业产业纷纷转型开始生产武器装备和军需物资，国家经济收入也必须为军需服务。
所以，那会儿日本国内数得着的企业，不夸张地说，有一个算一个，就没有能跟侵略战争脱开关系的。
反倒把日本人民饿得在垃圾桶里争抢食物，真有你的！
比如日本三大财阀之一的三菱，在侵略战争期间疯狂掠夺我国资源，以投资的名义将黑手伸向山东省的大汶口、新泰名煤矿、招远金矿，山西省的太原煤矿，在河北省开辟粮食和棉花供应基地，除了供侵华日军使用外，还通过上海和青岛将大量掠夺来的粮食、矿产、原材料等物资运回日本。
三菱曾对中国劳工强制劳动
更可恨的是，三菱抢了我们的原材料，被旗下的三菱重工用来制造飞机、坦克、军舰在内的大量武器，然后卖给日军屠杀中国军民，赚着中国的钱，还要杀光中国的人。
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三菱生产了A5M九六式舰战990架、A6M零战（包括其各改进型）10938架、B1M3一三式舰攻440架、G3M九六式陆攻1048架、G4M一式陆攻2416架、J2M3雷电基地战斗机938架以及其他各种型号战斗机数万架，成为日本空军绝对信得过的武器装备供应商。
三菱还生产了大鹰号、隼鹰号、天城号、龙骧号航母，日向号、武藏号、雾岛号（战巡）战列舰，矢矧号、多摩号、木曾号等十余艘巡洋舰，白雪号、 山风号、 浜风号等十余艘驱逐舰，另外还有几十艘潜艇和支援船只，又成了日本海军绝对信得过的武器装备供应商。
三菱为日本海军设计的鱼雷坦克
三菱又生产了一式中型坦克587辆、九七式中型坦克1450辆、九五式轻坦克1180辆，成为日本陆军绝对信得过的武器装备供应商。
海陆空全面发展，日本帝国的军功章上，说有三菱一半的功劳可能夸张了，但说有五分之一的功劳，三菱是绝对担得起的，没有三菱，日本军队根本走不了那么远。
富士重工那就“专一”得多了，战时总共生产各型军用飞机20000余架，占二战日本军用飞机总产量的31.7%，超过三菱排名第一，另外还生产了44100台发动机，仅次于三菱排名第二。
富士重工生产的“百式”重型轰炸机
还有1990年代曾在我国被当作“日本进口”代表的日立（HITACHI），远看是个小家电生产商，可一卷入侵略战争，战斗力瞬间爆表。
当时，生产电机的日立制作所得到了日本军部对军舰、坦克、发动机、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雷达等产品的订货，到1944年日本战败前夕，日立已经发展为拥有日立、龟户、茂原等11家工厂的大型军工集团。
日立制作所的焊接式炮塔
日立为日本海军生产了桧号、峯风号、 冲风号、 岛风号等数十艘驱逐舰和两千多辆九七式中型坦克（与相模兵工厂一起生产），也为日本侵华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日产(NISSAN)汽车，日本汽车工业的优秀代表。侵略战争期间，日产为适应军国主义的战时经济体制，改产卡车和其他各种军用车辆，生产规模空前扩大。
1942年，他们又研制生产出教练机和滑翔机，并于翌年新建专门生产飞机引擎的吉原工厂，另外著名军工企业中岛飞行机下属的浜松制作所也在战后加入日产，日本战败了，日产却崛起了，一跃成为世界级大型军工企业。
日产创始人鲇川义介
而日产社长鲇川义介和松冈洋右（满铁总裁）、岸信介（产业部次长）三人号称“满洲三角同盟”，在战时基本上垄断、控制了东北地区的工业，一场侵华战争打下来，资产翻了几十倍。
再回头说松下，这家企业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本身就是个战争狂热分子，侵略军需要什么，松下就生产什么。
日本政府公布了国民总动员法之后松下幸之助开始狂热地将松下由民用生产转入军需生产，用松下的技术支持日军在高科技装备方面的优势。
1938年初，松下开始接受“陆军省”的订单，投入的企业是松下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一开始只是生产机关枪子弹的简单金属部分，后来发展为制造各种兵器。
同年，松下收音机股份公司开始研究发展无线电通信机械部件，1939年9月，松下收音机股份公司又设置了军需品生产的部门，主要为军方制造军用的无线电收发报机部件，比如海军舰艇上用的无线电发报机的电键、线圈、可变电容器等。
松下在二战中生产的收音机
1942年，日本政府决定制造200吨型的木船，以应急需，松下幸之助认为“为国家效力是理所当然的事”，一口答应下来。
随后，松下投巨资在一个星期内就组建了“松下造船公司”，在无任何技术基础的情况下只用了六个月的时间就开发和生产出了这种巨型木船，轰动了世界。你说能因为它是个造电器的就小瞧它么……
战争狂人松下幸之助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引以为荣，直到数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提起当时的情景仍是津津乐道，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日本最大的半导体制造商，三井财团旗下的东芝也是在二战中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为日军生产雷达、军用电子管等半导体设备。
东芝仿制的Würzburg雷达
东芝的同行，住友财团旗下的NEC（日本电器），本来是生产销售电话机的，在二战中也果断改行大发战争财，和住友电器一起为日军生产雷达、无线电话、电子管等电子与半导体设备，成功成长为后来的日本电子产业巨头。
ME664型住友真空管
还有为日军生产装甲车、牵引车和军用卡车的五十铃（ISUZU）和日野重工（HINO，丰田旗下），生产金属和木制螺旋桨、航空零件的雅马哈，生产军用望远镜、瞄准仪、军用测距仪、军用航空照相机、潜望镜的尼康，这些名噪世界的日本一流企业，都曾深度参与到日本的对外战争中。
这些日本企业的崛起，实实在在是把中国当成了垫脚石。谋杀中国3500万人民的“凶手”，自有他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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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前一年，一代围棋宗师吴清源从中国转投日本国籍，此事无论当年还是现今都是备受争议的问题。其实此事虽然确实伤害了民族感情而在其个人生平上也留下了污点，但作为吴清源先生的个人选择，对其人生和事业而言也无疑是理性和正确的选择。有趣的是如今不少为“棋圣”辩护的人提出的说法，说是他投奔日本，没偷没抢，没有像日军一样杀人放火，对中国没有伤害，如何算得上“投敌”，遑论侵略者的帮凶？
“昭和棋圣”吴清源
日本侵华战争中，文娱体育等“人畜无害”的领域，到底对侵略行为有无意义，这个事也许没人比侵略者自己更懂。
日军入侵以来，尤其是七七事变全面侵华开始后，日本人极其热衷于拉拢文艺界的知名人士。绘画大师齐白石，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就说到了这个事：
“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有的送我些礼物，有的约我去吃饭，还有请我去照相……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
日本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花样翻新、绞尽脑汁，很多中国文艺界头面人物甚至浑然不觉中就上了“贼船”。
当时有“南玲（指张爱玲）北梅”之称的女作家梅娘，她就曾落到日本人的圈套里。日本人搞了一套“大东亚文学共荣”的说辞，而梅娘的两部作品莫名其妙就上了“大东亚文学奖”榜单，她说：“（这）使我困惑了好长时间，我没有为‘大东亚的文学共荣’做过‘贡献’，为什么要颁奖给我？”
日本人的逻辑很简单，利用这些文艺界“头部人物”的巨大影响力，潜移默化地改变中国大众的认知，接受日本占领的现实，乃至转而对日本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心悦诚服为之效力。
这个过程中，摇摆者有之，欣然投靠者有之；有积极主动的，也有为了混口饭吃的。
中国画史上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徐悲鸿和刘海粟，就在这个问题上结下了恩怨，徐悲鸿称刘海粟为“汉奸”。怎么回事呢？
刘海粟在抗战初期表现出了相当的民族感情和爱国热忱，他还绘制了油画《四行仓库》。但在日本支持下的汪伪政权“盛情相邀”之下，出现了摇摆。
刘海粟作品《四行仓库》
刘海粟自己的回忆中，称：
“见汪精卫，汪精卫问我，你看我会做汉奸吗？我说你当然不会，你也是爱国的！但是如何救国，却要好好斟酌……当初他（汪精卫）找我去，同我说了一大套救国的大道理……这个人的演讲能力好极了，样子又长得漂亮，老实说我被他打动了，答应做一些教育方面的事情。因为不管时局怎么发展，教育总归是最重要的。”
只是当时汪伪汉奸性质虽然他看不穿，却有太多人看得清楚，投靠为汪伪做事的人，屡遭刺杀，刘海粟为避祸才离沪奔赴南洋。
而几年后日本人派军机把他接回中国时，他的想法恐怕很能代表当时一些文艺界“大咖”的心理：
“ 1943 年５月二十几号，日本人用军用飞机把我从南洋送回上海，我一直很倔强的，这是斗争啊！非常艰苦的。像我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同道都投靠过去了。但也要原谅他们，他们也不是坏人，他们就是软弱了，一看日本人那么有势力，对他们又关心……”
日本人关心他们，“投敌”就算不上什么特别丢人的事；而像自己这样投了，又没有完全投的，那就算得上在“倔强斗争”了。
不过在日本的各种伎俩下，刘海粟可能确实说得上是做得还不错的了。日本方面也频频给他设局，刘海粟在上海结婚时，明明没有邀请日本人，两名日本高级军官却反过来请他吃饭，“我说我不愿意出去，他们就叫了一桌酒席送到我的家里来”……日本军部动不动会给他送钱，汪精卫时不时就要给他发“津贴”，刘海粟还能做到一文不取也算是很不容易了。
你说要是拉拢中国文艺界名人对它侵略中国没什么卵用，日本人费这么大劲搞这个是吃饱了撑的吗？
然则，日本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未曾想到激发起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决心，并最终将他们击败；在中国的文艺界，日本人碰到的钉子，也远远比他们预想的多得多。中国的文艺大师，很多看穿了日军欲借自己名声为侵略战争服务的阴谋，宁可自己受苦，坚决不与其合作。
比如前面说到的齐白石先生，面对敌人的拉拢，他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七十岁的年纪了。因此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把大门紧紧地关上，门里头加上一把大锁，有人来叫门，我先在门缝中看清是谁，能见的开门请进，不愿见的……不去开门，他们也就无法进来，只好扫兴地走了。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们没有见着我之时，先给他们一个闭门羹，否则，他们见着了我，当面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脱不掉许多麻烦了。”
而更加广为人知的，是“梅兰芳蓄须明志”。
日军占领上海后，京剧名角梅兰芳开始坚决拒绝登台演出，不给日本侵略者表演。由于断绝了经济来源，梅兰芳一家生活窘迫，甚至靠典当度日。此间，曾有一个伪装成好人的汉奸数次上门纠缠游说：“演几场普通的营业戏和政治毫无关系，您现在坐吃山空，生活很不宽裕，只要梅老板出来演一场，一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
哪个“和政治毫无关系”？梅兰芳对此心知肚明，喝道：“这个口子开不得！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们不能上这个当！”
为了躲开敌人的纠缠，梅兰芳全家移居香港，但好景不长，1941年日军占领香港，又准备来“请”梅兰芳出场。梅兰芳无奈之下，想出了蓄须的主意，旦角蓄了胡须，还怎么演出呢？梅兰芳对友人说：“别瞧我这一撮胡子，将来可有用处。日本人要是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了。”
但梅大师还是低估了侵略者死缠烂打的本事。为了维持一家生计，梅兰芳转而开始作画谋生。日伪汉奸得知，就来画展搞破坏，把梅先生的每幅画上都用大头针别上纸条，上写“汪主席订购”、“冈村宁次长官订购”、“送东京展览”。梅兰芳夫妇二话不说，将画作全部剪碎……
日本人仍不放弃，梅兰芳甚至给自己连续注射了三次伤寒预防针，冒着数日高烧40度的生命危险，佯称病重，逼走了日本人。
唱唱戏，跳跳舞，作作画，若投降资敌，未必就不能成为一把刺向同胞的锋利尖刀；不畏强暴，一心为国，柔弱之身未必不能称之为坚强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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