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数据看为何西方的疫苗不值得信任？

　　曾几何时，不少自由主义公知鼓吹为了保障疫苗的质量，应该从西方进口疫苗。然而事实上，在西方国家里边儿很多人同样不信任自己国家生产的疫苗，包括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有一句名言“自己从来不打流感疫苗”。甚至前不久，还有西方名人，因为在网上晒自己的孩子打疫苗的照片而被喷得体无完肤。

　　能不能说中国人担心疫苗质量就是理所当然，西方人担心疫苗就是反智呢？显然不能。新冠疫情爆发以来，西方国家总是寄希望于把控制甚至消灭新冠疫情的希望赌在疫苗上，以至于他们在中国拥趸们在一个时期内拼命鼓吹西方的疫苗研制有多么成功云云。但是这些鼓吹在注射美国疫苗而导致的事故和惨淡有效率等事实面前，实在是不值一驳。

　　其实这不是西方疫苗第一次因质量问题导致严重的社会性医疗事故，比如说，在上世纪50年代时，美国卡特实验室研究的小儿麻痹症疫苗就造成了4万人因疫苗中残存活病毒而感染脊髓灰质炎，患病儿童又将疾病传染给家人和邻居，迄今为止其恶果仍未完全消除：

　　“在美国疫苗史上，影响最深远的公共卫生灾难当属1955年的卡特事件。1955年4月12日，美国病毒学家索尔克（Jonas Salk）宣布脊髓灰质炎疫苗，也就是小儿麻痹症疫苗研制成功。消息一出，举国欢庆。在1950年代初，脊髓灰质炎是美国人最恐惧的传染病之一。1952年，美国发生脊髓灰质炎流行，一年感染五万八千人，死亡数高达三千人。可以说，美国人对这个疫苗的问世期待已久。数家疫苗生产商获取了索尔克疫苗许可证，其中包括加州的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y），大量的索尔克疫苗投入市场。然而意外发生了，卡特实验室的灭活疫苗中竟然残存了有活性的病毒。虽然卡特实验室从4月27日已经开始召回疫苗，这个事故还是导致四万名儿童罹患脊髓灰质炎，患病儿童又将疾病传染给家人和邻居。最终二百人瘫痪，十人死亡。”（《从卡特事件到自闭症谣言：欧美的疫苗论争及其经验》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4010）

　　而事故发生的原因竟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标准存在严重疏漏：

　　“调查发现，卡特实验室的生产工艺完全符合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NIH）的要求。问题在于，NIH高估了当时的灭活技术，对先期临床实验的数据过于自信，大量投产后才发现少量活病毒并未被杀死，可惜为时已晚。美国国会听证得出结论：卡特事件应该主要由NIH负责。美国卫生部长和NIH主任为此引咎辞职。”（《从卡特事件到自闭症谣言：欧美的疫苗论争及其经验》The Paper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04010）

　　此外，因为疫苗接种不当导致的惨剧同样数不胜数。比如，从20世纪40到80年代的这40年间，日本许多地方的防疫所的接种人员因为节约成本，并未在接种完一名幼儿后更换针头，造成了多名儿童共用一个注射器针头的事实，因而造成严重的交叉感染事故。然而由于乙肝的潜伏期和慢性病特征，这种交叉感染并未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危险的接种持续到1988年1月，直到塑胶制的一次性注射器全面普及才告终止。最终导致数十万人患上乙肝。据估计，日本200万乙肝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其中有近三分之一至一半是因此感染上乙肝的。这些儿童长大成人后，发现了自己身患乙肝，有的甚至恶化成肝硬化和肝癌。后来，他们联合起来，共同起诉日本政府，最终东京高等法院判决国家赔偿，这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承认自身在医疗方面的重大过失。

　　这些事故都是出在几十年之前，那么是不是今天的西方疫苗都很安全，接种过程不会再出现问题。除了我们文章伊始提到的美国新冠疫苗无效以及致死问题，还有就是像日本2015年又被爆出化血研公司婴幼儿疫苗违规生产事件，尽管影响广泛，化血研公司最终却只受到了极轻的处罚：

　　“据报道，日本化学及血清疗法研究所（化血研）被披露40年前起使用未经政府批准的方式生产血液制品和疫苗。公司高层不但知情不报，更蓄意伪造文书瞒骗监管机构多年。

　　化血研前身为熊本医科大学研究所，目前是日本三大血液制品厂之一，在日本疫苗市场市占率排第一。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5月接到匿名举报，指控化血研不当制药，当局于是下令成立第三方委员会调查，并禁止化血研部分产品出售。随后，委员会发表报告称，化血研早于1974年起已开始不当制药，包括加入肝素作抗凝血剂，或是为了效率省略部分工序等，至少31项生产程序未经政府审批。报告指出，化血研这些行为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 0年代初最猖獗，而包括现任董事在内的高层知情却袖手旁观。”（《日本疫苗商无证制药40年》，《中国食品药品监管》2015年第12期）

　　关键问题不在当下已经爆出多少，因为疫苗问题被发现，是需要有一个过程。在西方的疫苗事故中，往往是接种的时候也认为这些疫苗很安全，但是接种后一段时间，甚至很长时间（几年或几十年）后，其中的问题才逐渐暴露。而且今天也并不是没有新的问题暴露了。

　　除了这些严重的疫苗事故，西方的专家们还发现，即使是按照规定流程接种合格的疫苗，其效果也在不断下降，更新换代的速度远远跟不上病毒进化的速度。

　　以白百咳疫苗为例，现在美国接种的疫苗对于很大一部分人群是无效的，导致百日咳发病率不断上升。但是由于这些疫苗已经足够制药公司赚钱，所以制药公司不愿意开发新的疫苗：

　　“威特的这一发现，后来也被较大规模的研究所证实：过去20年来使用的疫苗，其保护作用失效的速度，要比公共卫生人员的预期大得多。2011年和2012年，美国21个州的百日咳发病率至少增加了3倍。尽管有部分病例是从未接种疫苗的孩子，但大部分是已经接种过了的，只不过接种的疫苗没能长期保护他们的安全。

　　‘说到底。我们需要更好的疫苗。’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of California，San Diego)临床儿科教授马克-索耶(Mark Sawyer)说，他同时也是美国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Practices，ACIP)合作工作组的主席，ACIP负责协助政府制定疫苗政策。索耶说：‘但是，ACIP不可以盲目促成新疫苗的产生。如何研制新疫苗需要科学家做研究，而科学家是否做相关研究又取决于制药公司。’”（《哀伤是一种精神病 走出健康误区》,《环球科学》杂志社、外研社科学出版工作室编,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05,第47页）

　　除了对于疫苗安全性和效果的不信任，不少反对疫苗的西方人士认为制药公司为了推销自己的疫苗等产品，不惜人为地制造瘟疫。这些说法确实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过似乎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比如说，2001年英国口蹄疫爆发时，就出现了涉及口蹄疫相关疫苗试验室的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说法:

　　“有关专家表示，英国此次口蹄疫首先发生在艾塞克斯郡布伦特伍德附近的一个屠宰场及其农场，这些被感染的猪是从白金汉郡和怀特岛运来的，而世界上最大的口蹄疫实验室波布莱特就位于这3个地点的中心萨里郡，该实验室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口蹄疫参考实验室，不仅保存有大量口蹄疫病毒，同时还生产口蹄疫疫苗，其中就包括此次英国暴发的泛亚型口蹄疫疫苗。

　　据（2004年）4月8日英国《星期日快报》，肆虐欧洲大陆的口蹄疫很有可能是一起故意的人为事件，因为在这一病症暴发前的2个月，位于英国维尔特郡波顿镇的一个秘密政府实验室里盛有用来进行病毒研究的试管突然丢失，调查显示是有人故意窃取了这些病毒。上述实验室里除了有进行口蹄疫病毒研究的试管之外，还有大量装有天花、肺炎、炭疽热以及埃博拉病毒的实验器皿。这次实验室工作人员是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盛有口蹄疫病毒的试管已丢失的。

　　对于最终的关于此次口蹄疫暴发的源头各个方面一直保持着众说纷纭的状态。无论是关于军队厨房垃圾的喧哗还是关于实验室病毒泄露或被窃的报道，英政府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周志俊金锡鹏主编,世界重大灾害事件记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08月第1版,第108页）

　　另外，西方制药公司对穷苦人开展的致人死亡的大量非法疫苗实验，也让不少有良知的西方人士反感。比如说，美国富豪比尔·盖茨是支持疫苗的著名“慈善人士”，但是其所谓的慈善基金在开发疫苗过程中却通过非法实验造成了大量印度穷苦人死亡：

　　“药厂没有向贫民区及部落的民众解释清楚，他们根本不明白同意书的内容便盲目签字，试药‘白老鼠’中介行业乘机谋取暴利。经过媒体调查，在印度中央邦、安德拉邦及德里，有数百名部落少女未经家长同意，在学校宿舍参与疫苗研究，多人其后死亡。研究由微软创办人盖茨夫妇的慈善基金资助，事后被印度政府叫停。

　　印度卫生部长年初向国会表示，去年(2010年)有10家外国药厂向22名因试药身亡的家属赔偿，但每名死者平均仅获得23.8万卢布(约合4 700美元)的赔偿。退休医生钱德拉慨叹印度人惨成‘小白鼠’，沦为药厂赚大钱的工具，因为他们根本买不起如此昂贵的药物。”（于惊涛，肖贵蓉编著,《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1,第140页）

　　因此，在今天很大一部分西方人士眼中，本国研发疫苗的制药公司是靠不住的，这些私人资本一心向利，并不关心民众的健康需求。甚至，在一些受过问题疫苗伤害的人心里，这些疫苗公司如同刽子手，就中国人对当年日本的731部队的印象差不多。如果要是对这些西方人宣称他们国家的疫苗质量有多么过硬，开发疫苗的制药公司和相关的慈善基金多么多么好，大概率是会被骂的体无完肤的。

　　不过，在如前所述的疫苗乱象之前，西方人虽然对本国的疫苗不信任，但是他们却曾经对一些疫苗十分信任甚至求之不得。比如说，古巴的疫苗就在美国受到了广泛的青睐。因为古巴的药厂是公有制的，美国人了解到古巴的疫苗是国家级重点扶持的项目，目的是为了减少长期的公费医药支出，所以古巴疫苗质量优效果好，不像西方制药公司那样盲目追求利润而不惜损害人们的健康。于是即使是美国制裁古巴最严酷的时期，也一样大量从古巴进口疫苗：

　　“美国深知古巴在制药业方面的成就，远在敌视对峙的禁运时代，美国就‘偷食禁果’，使用过古巴研发的特殊‘好药’。那时，美国对古巴实行严酷制裁，不仅禁止美国公司和古巴做生意，甚至规定任何在古巴停靠过的船只，其后6个月内不能在美国的港口停泊，使得对古巴本无敌意的船只也不敢去古巴运货。但是，美国却特别批准了几种古巴的‘好药’进入美国，例如古巴研发的脑膜炎疫苗和刺激免疫系统抗肺癌细胞疫苗。

　　古巴的药厂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人企业，而是公有制计划经济中的组成部分。在公有计划的体系中，选择重点发展药物的一大考虑是：如何使人少生病，以便减少长期的公费医药支出。疫苗就是可以使人少生病的药物，因此成为了古巴制药业重点发展的项目。经过多年的研发，古巴不仅研发出很多预防性的疫苗，还发展出了治疗性的疫苗。”（《让美国惊异的古巴好药》，尹伊文）

　　由此观之，疫苗的质量问题是医药行业私有化与利润最大化条件下的不治之症。只有建立起制药行业公有制基础上的公益医疗制度，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疫苗质量问题。某些公知鼓吹的通过从西方进口疫苗来解决疫苗质量问题是根本不可行的。不然发达的美国人为何自己都不信任本国的疫苗，而宁愿从“落后的”古巴进口疫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