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废止中医案”到《中国医生》，绞杀与软埋

　　近日，反映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的电影《中国医生》上映，这是一部现实题材大作，然而这部主旋律作品并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反而恶评如潮。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这部以“中国医生”为题的大制作电影，并没有真实显示出作为抗疫主力的中医医生与中医方案，全部场景都是“装备豪华、全力输出、战果辉煌”的西医团队与西医方案。

　　然而，在整个抗疫过程中，战果辉煌，取得决定性成果的，却是张伯礼、仝小林、黄璐琦等所代表的中医团队。而西医的真实情况，却是“装备豪华、全力输出、战果寥寥”，在整个抗疫过程中并没有值得称道的成绩。

　　在这里，笔者并不是否定参与救援的绝大多数西医团队所展现出来的牺牲精神、为挽救患者所付出的努力，他们一些人甚至为之牺牲生命，他们都是华夏民族最伟大的优秀儿女。只是实事求是的指出西医团队、西医方案并不是此次抗疫斗争的决定力量。

　　2020年2月3日，黄璐琦院士团队接管金银潭医院南一区病房，6天后，8名新冠患者出院，其中重症患者有6例，中医的成功，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抗疫信息。

　　广东省中医院邹旭教授2月15日在武汉汉口医院巡诊查房时，用针灸抢救一名患者，一针走红。后来接管雷神山C6病区，带领中医团队针药并用救治重症危重症患者，续写了病人0转院、0死亡、医护人员0感染、病人0后遗症的骄人战绩。

　　叶永安教授带领北京中医药大学团队驰援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入驻重症病房后即实现了零死亡。叶永安教授总结时说：西医撑得住，中医救得活！

　　扈晓宇教授团队接管武汉协和医院肿瘤中心危重症定点收治院区的两个病区，28天内收治新冠肺炎患者176例，其中重症、危重症64例。重症、危重症治愈出院51例所有服用中药的患者（172例），全部存活。由于中医药的介入，全程零气管插管，零有创机械通气，零ECMO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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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5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十一次修订本（ICD-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这一变动，意味着中医在全球范围将会逐渐成为主流疗法。

　　2021年1月，加拿大安大略中医学院院长、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副主席吴滨江撰文《中医抗疫成功或重构世界医卫系统格局》指出，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行动和取得的成效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充分肯定，中医药抗疫或成为世界抗疫的样本。中医抗疫的成功，将会加速改变世界卫生健康系统的格局。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医药在“非典”抗疫与此次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所取得的骄人成就，与日俱增的社会影响力，反应了人民群众对中医的认同与热爱。

　　在影视作品《中国医生》中，作为抗疫建功主力的中医，似乎并没存在过一样，他们所取得的抗疫成就，本应归于中医抗疫英雄的荣誉，却被《中国医生》所表现的西医形象，以及这些形象背后的利益集团所攫取。

　　既然是利益集团，他们的着眼点自然就是利益。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中包括废止中医之办法，以达到中医消亡之目的。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余云岫，曾任国民政府卫生部中央卫生委员会委员，内政部卫生专门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医学教育委员会顾问，东南医学院校董会副主席，中国医药研究所所长，上海市医师公会第一任会长，《中华医学杂志》主编等职。

　　1917年，余云岫写成《灵素商兑》一书，全书约2.5万字，是一部全面批判和否定中医的奠基著作。在这部作品中，余云岫痛批中医，他认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中医被余云岫说得一无是处，甚至被诟为“杀人的祸首”。

　　余云岫主张“坚决消灭中医”，“如不消灭中医，不但妨碍民族的繁息、民生的改良”，而且国际地位的“迁善”也无从谈起;“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余云岫完全把中医当成腐朽陈旧的旧医学，必欲取消而后快。他主张禁止一切有关中医的书刊出版，禁止中医办学校培养新中医。

　　1929年，在汪精卫支持下，余云岫提出“废医存药”废止中医案，并在民国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通过该案。

　　褚民谊，1928年赴欧洲研究公众卫生。归国后，他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出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曾获昭和一等旭日大绶章。1946年以汉奸罪被枪决。

　　历史已经证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南京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买办官僚利益的，反革命，反进步，反人民的反动政权。余云岫、褚民谊努力推动的“废止中医案”，表面上是以“不科学、无实验、无证据”来消灭中医，实质上却是为以“洛克菲勒”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开拓中国医疗市场扫除障碍。

　　在殖民地买办政府与买办官僚的绝对权力之下，它们表现的如此露骨与急不可耐。

　　在化工、制药、生物、器械技术的加持之下，盘尼西林、磺胺等生物、化工制剂被标榜为文明与科技的结晶，而与这些现代工业技术与医药相关联的，则是买办官僚丰厚的收益。

　　这也是余禇诸人急于废止中医的原因所在，如果廉价易得的中医疗效显著，人人都学中医来攘病疗疾。他们还怎么垄断医疗资源，赚取泼天的暴利？

　　所以，必须消灭中医，必须用行政的、文化的、教育的、舆论的一切手段，来塑造中医愚昧、落后、不科学的形象，这样才有利于化身“科学”的西方医学进入中国市场，收获源源不断的暴利。

　　2010年4月10日，著名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s)发布了一份针对生物技术领域的调查报告。

　　在这份名为《基因组革命》的报告中，分析师Salveen Richter认为，“基因疗法、细胞基因工程疗法和基因编辑最具吸引力的因素在于能提供'一次性治疗方法'，然而，这种疗法在复发性疾病与慢性疾病方面有着非常不同的前景”，“虽然这个创想对患者和社会将带来巨大价值，但对于追求可持续商业利润为目标的基因药物开发商来说，这可能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就在于，快速甚至一次性治愈患者，医药公司将难以保证自己的利润，因为市场总体趋势将会是萎缩的。

　　从西医利益集团的角度来看，能迅速治愈患者的技术与产品并不是最好的选择，能利益最大化的的技术与产品才是最好的选择。

　　2020年11月，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高值医用耗材，心脏支架集采交出的成绩单是：支架价格从均价1.3万元左右下降至700元左右。与2019年相比，这一轮心脏支架采购，国内产品平均降价92%,进口产品平均降价95%，节约109亿元。

　　在国家力量与国家意志面前，降的是资本秩序，是利益集团以往的暴利，节省的是国家财富，民脂民膏。

　　在国际资本与买办构建的资本秩序中，殖民地资本与殖民地文化是一体的，它们共同服务于资本秩序。

　　这也是网红医生推崇苏美尔伪史、用英语演讲、鼓吹不喝粥的内在原因。

　　因为一切传统原生的文化、自立自主的能力、未被商业化的文化与市场，都是国际资本收割财富的阻力与敌人，都要尽一切可能予以消灭抹除。

　　国际势力越强大，自主能力越弱，商业化产业化水平越高，越容易发展出利益集团和买办资本口中“符合长期利益的商业模式”。

　　正因为如此，只有大力发展中医药，发展独立自主的国家卫生体系，才能摆脱受国际医药利益集团的控制与吸血。

　　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家卫生部开展“赤脚医生”运动，卫生事业与医生回归行业初心，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医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的局面，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与发展，收获了像《光明中医》为代表的宝贵成果。

　　然而好景不长，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国际化潮流的驱动之下，中医药再次成为国际医药利益集团的绞杀对象，关系国计民生的国家卫生体系再次沦落，亿万国民重新背负的“新三座大山”其中的一座，就是医疗。

　　在这一轮国际化潮流中，杨柳疯长、风云招摇，联想的空间越来越大，“中华”也成了合资品牌，三聚氰胺，加料食盐，维它毒奶，福岛农夫……它们在拼命赚钱吸血的同时，也没一刻停止毒害、诅咒这个民族的英雄，这个民族的健康与生命。

　　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资本与利润，甚至是国际资本背后的邪恶势力和它们在国内狼狈为奸的走狗消灭华夏民族的卑劣手段。

　　2003年，肆虐神州的“非典”成为十数亿国人共同的痛苦回忆，人们记住了那些“非典”战疫过程中的白衣天使，他们是华夏民族永远的英雄。但是我们不应该遗漏另一群英雄，另一位功臣。

　　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邓铁涛先生和他的中医团队，被“软埋”了。

　　人们记住的与赞颂的，是一位精于养望，善于乘势，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网红院士。

　　直到很多年后，看到被一位著名院士用激素疗法“治愈”的，留下严重后遗症，生不如死的非典患者的追踪报道，我才知道邓老，他的“四个零”的故事：“零死亡,零转院,零感染,零后遗症”的神奇疗效。

　　邓老之所以不出名，也许与他淡泊名利，专心行医有关；或许与他很少出现在镜头前，出现在屏幕中有关；或许与资本控制的媒体封杀限制有关；或许与他没有带货牛奶、药品、疫苗，把自己的打造成网红有关；或许与他没有为自已树碑立传，亲自为自己的塑像揭幕有关……但自从我知道了邓老与他的事迹，我的心中从此多了一位英雄的塑像；一位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大写的人；一位值得传诵，值得效仿的，为中华民族塑造脊梁与灵魂的人。

　　“非典”抗疫十多年后，相似的一幕再度重演。

　　当我们作为亲历者，亲见者，十多亿国民还没死绝的时候，它们，再一次，无耻的，用它们掌握的媒体、舆论与权力，再一次“软埋”了为抗击“新冠”肺炎做出决定性贡献的中医团队与中医方案。

　　氧气、插管、切割、手术、人工心肺机……汗水、疲惫，牺牲……

　　确实都是舍身忘我，救死扶伤的好医生，都是值得尊重与敬佩的英雄。

　　但是，这并不是全部，这甚至不是决定性的力量。

　　在电影技术的情感催化之下，笔者这样说，也许会招来“冷血”、“没有人性”之类的怒斥。

　　但科学不是情感，技术性煽情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绑架与价值灌输呢？营造特定环境与场景带动强烈情绪得到的共情与认同，足以避免与掩盖理性思考与客观真相，这本是电影的功用。

　　网红医生说：“我其实是抱着挑剔的态度来看《中国医生》的，但在两个多小时里没有找到任何一个毛病，这部电影超乎我的预期！”

　　他原本打算挑剔什么呢？对“检查—注射—切割—缝合”的西方医学标准流程演绎的不够？中医大锅熬药的原始粗陋？中医团队与中医方案的出现会破坏现代医学的光辉形象？还是中医望闻问切的诊断术与影片中高价进口的EMOC设备格格不入？

　　幸好这一切都没有出现，同从属于资本秩序的影视制作团队与网红医生，在形象塑造、价值导向、内容控制等方面，是有共同的利益基础与共识的。

　　唯一出场的一次中医，却是颠倒黑白的表演了一例轻症患者服用中药病情加深，经西医团队抢救转危为安的虚构戏码，有意无意间暴露了制作方对中医团队的敌视与仇恨。

　　利益集团通过生产内容，制造引导有利于自己的流量，限制禁止不利于自己的流量，在信息社会中放大自己的声音，掩埋不利于自己的声音。这就是住违建湖景大别墅的汪不圆发明的软埋技术。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医从来都不排斥与反对先进技术的应用，与西医不同的是，技术与工具只是中医的有效补充，如果离开了时代先进的技术与工具，中医仍能发挥其救死扶伤的医道本质。

　　中医与先进技术的结合程度，取决于主权的归属与政权的文明成色。满清三百年的文明黑洞，近代殖民地主权的丧失，中医被有意打压针对，最新的技术成果自然难以为中医所用。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新中国中医主导的赤脚医生，让不少现代科技成果成为中医的助力。

　　天宫空间站中监测航天员健康的四诊仪，也是中医理论与现代科技成果合作的结晶。

　　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需要为人民服务的医学，我们不排斥现代医学的先进成果服务人民，我们希望设备医学、解剖医学、商业利益主导的西方机械医学能早日回归生命医学，我们更欢迎岐黄神农等圣哲先贤创立，被后人代代传承的，以人为本的医学，在新时代能为华夏民族的健康贡献发挥其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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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8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以2430票对269票的悬殊对比，证明了“民心”所向，最终，蒋中正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这场由大地主、大资本家操纵的“国民代表大会”，从一开始就把中国共产党排除在外，其所推举的侯选人，无一不是大地主、大资本家的代表。他们展示的“民心、民意”，无一不是导演与策划的结果。这场“国民代表大会”的群众基础到底如何呢？

渡江英雄马毛姐｜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

　　4月23日，南京解放。

　　12月10日，蒋氏父子逃往台湾。

　　辽沈、淮海、平津、渡江战役的胜利，全中国的解放，是因为有无数英雄，无数百姓化身为桥，为民族的解放与国家的独立铺平道路。塔山工事上的棺材与柜子，华北的独轮车与扁担，马毛姐的渡船，朱瑞的炮群、战士的钢枪，他们的愿望与他们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民心，才是决定历史走向的力量。

　　蒋中正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违背现实，悖离人心，用手中权力强行为自己加冕，不但帽子要落地，即便一时站上了权力巅峰，也终究会跌落尘埃，成为在历史舞台上，拼命为自己加戏的小丑。

　　正告某某导演、某某影业、某邪医疗集团，人们爱看的，是蒋家王朝覆灭的故事，是人民英雄推倒三座大山，自我解放，充满浩然正气的故事。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云柳执手相看泪眼，滴滴蚂蚁团灭的中国，在回归初心，重新为人民服务的中国，你们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一场革除资本秩序与洋奴主义的思想革命。

　　从资本秩序的立场出发，站在人民的对立面，是绝无可能拍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