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于同情？惨痛事故频发背后的政治、经济与社会

　　一次不幸的事故对于偌大的社会来说，或许就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泊之中，激起浪花与涟漪。但对于遭遇不幸的个体与家庭而言，一次事故就可能是生命的丧失和家庭的破碎，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沉重的经济负担和不绝的情感伤痛。

　　不久前，两地一前一后发生了十分惨痛的事故。

　　9月4日，黑龙江省勃利县境内一重型半挂车与拖拉机相撞，致15死1伤（下图是在网络上呈现的信息）。

　　9月5日，安徽省太湖县境内一皮卡车坠入山沟，致12人遇难（下图是在网络上呈现的信息）。

　　直观来看，这两起或许只是意外发生的事故。要知道，虽然社会总体和谐稳定，但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国情复杂的大国，各地发生的意外事故总数仍十分巨大。仅就交通领域来看，2019年中国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数量为21万余起，伤亡人数近28万。

　　然而，如果进一步比对两起事故的可知信息，能够发现一些共同的特征：

　　①事故发生的车辆均有明显的超载等违规情节。

　　②遇难者都为农业务工人员，性别多为女性，且多数家庭境况较差。

　　依据事故信息而归纳出的共同特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事实背后存在的更深层次原因。值得一提的是，针对这两起事故，交警给出了温馨提示：外出务工务农时，要将人身安全放在首位，切勿因贪图方便而乘坐超员货车、农用车，以免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交警的职责，但是这样的善意告诫并不能解决事故频发的社会根由。

　　意外身亡背后：健康、政治和经济

　　人体是否健康的表现与衡量指标是多样的，笼统来说包括生理和精神两个方面。

　　对于总体，如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确定的标准，衡量一个国家人民健康水平主要有三大指标：一是人均期望寿命，二是婴儿死亡率，三是孕产妇死亡率。对于个人，血糖血压血脂、是否残疾、是否有精神疾病等体检指标众多。

　　在这两起事故中，遇难者都是意外身亡。对于个体而言，死亡可被视为健康归零。按照常理，我们通常会把疾病归结为自身不良的生活习惯、遗传和“器官用久就该坏了”，或者干脆断言为“命不好”。因病早亡或者意外身亡也大多归结为类似原因。

　　列举一些事例和数据，或许会改变看法。

　　发达国家的人均期望寿命往往比发展中国家的寿命更高。不过也有例外，古巴（发展中国家，国内有免费医疗）和美国（发达国家，医疗保障水平在发达国家里属于较差水平）的人均期望寿命几乎一样。

　　观察身边的个体，经济状况很大程度上关联着健康水平，富人较比穷人一般有更长的寿命、更健康的身体。不同职业间的健康也存在明显差异。工作劳累过度或压力过大者，往往有嗜酒、抽烟、吃重油重盐食物的坏习惯。如美国研究团队针对吃快餐频度与经济背景联系的调查显示，严重依赖快餐的人，往往缺乏时间。报告显示，经常食用快餐的人一般闲暇时间更少，他们更有可能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工作。

　　实际上，除去一些生理遗传和病变因素，我们的健康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社会经济因素影响甚至决定的。（国内外均有一些关于健康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联系的研究）即使看似是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精神因素，或多或少也与外在的影响存在关联。

　　近年来经常受到关注的抑郁症，大多数患者都有过较为负面的遭遇。现实压力促生出不同情状的精神疾病，社会舆论或医疗部门往往会讨论个体在情绪控制方面的生理缺陷，很少追究其背后可能暗藏的经济压力、社会歧视和受暴遭遇等。

　　在务工方面，早在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全国每年因工伤残人员近70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大多数。劳动者的伤残率及职业病等情况，与劳动条件、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普及程度等存在紧密联系。

　　再举一个遥远但直观的例子。1912年发生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有人针对伤亡人数进行统计（如图，不明项一般认为是船员），发现高等级船舱的旅客相比于低等级船舱的旅客，伤亡率要明显得低。妇女和儿童相比于男性的伤亡率确实也要低得多，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妇女和儿童先上（救生）船”的情况。但如果只看到这一点恐怕不够，生存几率和船舱等级也有着密切关联，而这反映着阶级或阶层间的差异。

　　从这一例子，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到健康与政治经济之间的联系。在学术研究中，代表性的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Navarro教授及其合作者的成果，他们曾将人群之间不同的健康状况归结为经济上的不平等，经济上的不平等又受到具体政策的影响，而这些政策则最终受制于政治制度和阶级力量对比。

　　同样，回到黑龙江与安徽的这两起事故，背后也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变化。

　　社会正发生的变化：雇佣劳动、分化与资本下乡

　　这两场事故中，遇难者都是农业务工者。这些务工者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外出到城市中打工，一般都是就地就近在邻近村庄或乡镇的企业、农业基地工作。她们的就业形式十分灵活，没有与用工方签订长期稳定的合同，多为季节性、周期性的短期务工，工资即做即结。从人员特征来看，一般是中年妇女，这和青壮年多数外出打工或有固定的单位、工厂上班的情况有关。文化层次和技能水平较低、年纪较大者，则倾向于（只能）打短/零工。

　　因为工资较低且不需要缴纳社保，雇佣成本十分低廉，在发生事故时也更容易规避责任，灵活的雇佣劳动关系十分受到用工方青睐。雇佣劳动制度是和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相生相伴的，随着财富分化和大部分劳动者生产资料的丧失，资本家需要雇佣劳动力来承担自身的生产任务，而“一无所有”的劳动者也需要出卖自身的劳动力挣取额外收入。

　　从历史来看，农业集体化的瓦解造成的个体经济泛滥，使得农村中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现象。同时，伴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外地务工的兴起，雇佣劳动关系开始成为深入人心的“就业真理”。一方面是农村逐渐扩大的分化，较大规模的农业生产方或加工企业主就近招募务工人员，另一方面是农业的衰落和城乡收入不断扩大的差距，促使这种零工就业成为补贴家用的重要途径。

　　此外，外部资本的侵入也导致了分化的蔓延与巩固。特别是近十年，资本下乡的规模与速度愈发加大。土地流转集中使用、企业下乡建厂、电商经济等深入乡间。一个较早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6月，全国土地流转面积即达3.8亿亩，其中流入工商企业的土地达1/10。而到了2016年6月底，全国承包耕地流转面积便已达4.6亿亩，工商业经营主体占比也愈发突出。

　　由于农业特殊的时节划分以及电商流通经济的冷热分期，短工雇佣一般呈现季节性、周期性，而雇佣短工一般从事除草、采摘、包装、搬运等工作。在就业选择来看，经济地位较低、家庭境况较差的务工者，对于工作的挑剔程度也更低。所以，境况更差的务工者，往往工资收入更低、劳动条件更差、劳动保障缺失更严重。这些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务工者的健康状况。

　　妇女处境艰难的又一个表现

　　这两起事故中，多数遇难者是女性。

　　现时，孩子抚养、老人赡养和家庭经营的重担往往落在妇女身上，所以留守老家，就地就近务工的人员也多是女性。第3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全国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农村女性家务劳动承担份额高达75%。

　　新中国成立以来，妇女的地位曾有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首先是从宪法层面，确立了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的基本国策。另外，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号召女性参加生产劳动，也极大提升了女性的经济地位。据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来看，参与生产劳动是女性解放的前提，而在封建制度下，女性的受压迫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身在社会生产上处于极度受限的位置。同时，这一时期针对孩子、老人的社会抚养政策，即与“生产劳动解放妇女”相配套的“家务劳动社会化”，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女性经营家庭的压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也与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有关。然而，市场化改革和封建思想的沉渣泛起，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又发生了巨大转变。

　　宋少鹏梳理了市场化进程中，“妇女回家”的社会讨论和政治经济制度变迁。

　　80年代中国启动市场化改革，农村集体经济解体，大量农村妇女从集体生产退回家庭之中；城市国企改革，女性员工成为优化对象而“被下岗”。

　　90年代初期，中国确立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国企改革进一步深化，“减轻企业办社会的负担”成为方向，托幼院所被逐渐剥离，随之增加的家庭负担对女性就业产生影响。

　　2000年10月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其中提出了“建立阶段性就业制度，发展弹性就业形式”。200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进一步提出“采取非全日制就业、季节性就业等灵活多样的就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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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实中，迫于生计压力和就业歧视，女性成为被“灵活”的主力军。

　　根据国际劳动组织统计，1990-2019 年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12.6%，男女劳动参与率差距上升至14.8%。更多的妇女回家了。妇女要获得更加自主独立的身份，离不开自身经济地位的提升，劳动就业是必要的途径，所以我们不应该直接否定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相反，应鼓励和支持女性参与生产劳动，实现经济独立。

　　不过，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妇女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的保障，以及生产劳动之外即生活中的压力。由于缺乏必要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女性除了就业外，多数还有抚养孩子、照顾老人和经营家庭（包括家务、人情往来等）的重负，经济地位的提高并不必然引致女性地位的提高和负担的减轻。这需要在制度、政策和思想意识层面作进一步努力。

　　权益、社会保障与劳动者的未来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很多由个人导致的偶然事件，实际上背后都有结构性的社会原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利润追寻，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和欠缺。在这两场事故中，直接表现为超载和茶厂老板的非法改装。对于用工方，降低用工成本是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对于劳动者，省吃俭用的生活方式，使得廉价和便利成为选择时最重要的准则。个体的选择深嵌于社会的政治经济之中。

　　我们自然可以去责怪司机或老板的愚昧无知、利欲熏心，也可以惋惜遇难劳动者的不幸、同情遇难者的家人。但挣钱或省钱的动机、生活压力造成的限制以及阶层地位造成的个人选择，这些依存的政治经济架构不会由此有任何变化。

　　平静的湖泊中潜藏涌动，劳动者仍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局促而有条件的反抗。尽管失败多于成功，但是这些宝贵经验都将铺就通往胜利的大道。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写道：“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面对愈发严密的管治体系和无孔不入的资本逻辑，劳动者的反抗空间愈发紧缩，面对的敌人也绝不只有资本及其代理人。

　　在有限的空间中仍要有短期的目标。首先体现于争取劳动者的权益和社会保障：一是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权益保护。在根源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框架中，争取更高工资、更安全的工作环境、更完善的配套服务等，一直是劳动者与资方斗争围绕的内容。二是针对不同人群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如劳动者的医疗和养老保障、孩子和老人的社会化抚养，以及劳动能力欠缺者的社会扶持。

　　或许，面对惨剧，我们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偶然的不幸。同情除了作为生活的补充之外，很多时候只能充当同阶级者的谈资、高阶级者可有可无的调剂。

　　如果止于同情，那么对于嵌入于社会之中的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谁都不能保证，时代的大山不会偶然的落在我们头上。

　　参考资料：

　　产业信息网.2020年中国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数量、死亡人数及财产损失情况分析，https://www.chyxx.com/industry/202103/936272.html.

　　Navarro, V., et. al., 2006. Politics and health outcomes. The Lancet, 368 (9540), pp.1033-1037.

　　澎湃新闻.我国每年因伤致残民工数十万，https://view.inews.qq.com/a/NEW2015050101443801.

　　宋少鹏.“回家”还是“被回家”?——市场化过程中“妇女回家”讨论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转型.《妇女研究论丛》，4 (2011): 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