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共同富裕之道”岂可求教于日本？

　　《中国新闻周刊》策划了一期专题“求解共同富裕”，其公众号9月22日刊出了日本国立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经济学教授邢予青的文章《日本的共同富裕之道》。

　　文章称：“日本利用完善的收入和财产税收制度，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以及全民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等，实现了全社会的共同富裕，避免了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出现巨大的贫富差距。日本的经验非常值得也创造了东亚经济奇迹的中国借鉴。”

　　作者例举了日本通过税收等二次分配手段控制了贫富分化、上世纪80年代以来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以下的情况：

　　相比同时期的美国和中国，单从基尼系数看，日本“共同富裕之道”似乎蛮成功的。

　　然而，原文作者注重的只是一部分事实，这样的“部分事实”能揭示日本社会贫富分化状况的全部真相吗？笔者是严重怀疑的。这里探讨一下作者没有注意到的日本共同富裕表象后的真相。

　　真相之一：基尼系数的漂亮数据是怎样炼成的？

　　通过以往比较普遍的媒体报道，我们都知道，相当多的日本年轻人已经步入了“不结婚、不生子、不买房”的低欲望躺平时代。现在中国流行的“佛系”、“宅文化”恰恰是来自日本的舶来品。

　　日本厚生劳动省在今年6月4日发布的2020年人口动态统计显示，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已经连续五年下降，降至1.34。貌似比中国还要乐观一点，不过也仅此而已，比中国更早进入低欲望社会的日本已经连续11年人口负增长。

　　2017年年底日本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日本女性群体中，有39%的人是处女，将近一半的人没有伴侣。这与很多知晓日本av文化的国人的想象截然相反。

　　当世界各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把日本当作“一个贫富差距很小的社会”，日本人自己、特别是日本的年轻人是完全不赞同的。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还是回到上面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提供的那张反映基尼系数的图表吧。

　　事实上，日本社会的贫富差距从1981年至今是在不断拉大的（看绿色柱状图），从1981年的0.3491一路拉升至2014年的0.5704，这导致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大企业和富人手中。

　　但是通过税收、社保之类的二次分配，基尼系数的数字一下子被漂亮地做到了0.3759。

　　或许有人会说，再分配不也是分配？它就不香吗？抱歉，对于日本的“工薪阶层”而言，它是真的不香。

　　这里贴一张知乎网友“羽颀”在他的答题中给出的日本劳动省公布的数据：

　　从这张图表可以看出，真正能够从二次分配获益的似乎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的0储蓄比例也明显高于老人（下表第一列红字部分）：

　　或许又有人会说，日本是老龄化社会，二次分配供养老人难道不应该吗？日本的政治家们其实也是这样想的，并以此来维护自己统治的道义合法性。

　　二战后，社会主义阵营对日本社会同样形成了强大的道义压力，日本工人运动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这导致日本的资产阶级被迫采取了很多改良手段以平息工人阶级的怒火。这就是《中国新闻周刊》文章所鼓吹的“日本是一个崇尚公平的社会”的真相，换句话说，所谓的“崇尚公平”不是日本的资产阶级主动给的，而是民众斗争争取来的。

　　在这样的改良措施之下，日本社会不仅有通过二次分配手段给老年人的“高福利”，还有不支持企业开除老员工的“人性化”传统。日本的大企业为了规避这样的舆论指责，跟中国的老板一样，大量地雇佣了非正式员工，让年轻的工薪阶层苦不堪言；而正如上面所说，二次分配主要顾及的是老年人群体，年轻的工薪阶层基本没有在二次分配中受益。

　　最后，各个社会阶层的数据一平均，日本的基尼系数是很“漂亮”了，但年轻的工薪阶层却是普遍绝望的，这是导致日本步入低欲望社会的根本原因。日本的大资本一面残酷压榨工薪阶层，一面“收买”老龄人口，贫富差距巨大的真相就这样被“平均值”掩盖了。

　　而日本AV产业的兴盛、年轻女性被迫“援交”现象的大量存在，恰恰是日本底层人民遭受残酷压迫的体现。

　　真相之二：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与安倍经济学

　　日本一桥大学的森口千晶教授在2018年的论文中提出，日本已经形成了格差社会，但日本的贫富分化主要原因是底层的贫困化，而非富人阶层的富裕化。

　　森口千晶对比了日本和美国最富有的0.1%和1%人群所占有的社会财富变化：

　　从森口千晶的研究以及日本漂亮的基尼系数数字来看，日本社会在“节制资本”、抑制暴富阶层方面似乎是比较成功的。

　　但正如所有的关于“爱情故事”的文艺作品只讲“谈恋爱的过程”，不讲“结婚之后怎样”一样，我们不能只看开头不看结果。

　　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国外产业转移，主要转移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仅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等产业链条的高附加值部分留在了日本。

　　1980年代相邻的中国开始的对外开放招商引资，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大幅升值，再到10年前的大地震，都在日本掀起过对外投资建厂的高潮。除了这些客观原因，促使大企业产业外迁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要控制“要素成本的是上升”，即不断上涨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日本本土的高税收。

　　从1995年到2016年，日本的制造业就业人口从1364万人减少到1017万人；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的失业率逐年攀升。

　　产业外迁的结果，一方面削弱了日本工薪阶层的“议价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日本社会持续的高失业率和经济低迷。这看似是日本的大企业对战后日本产业工人通过斗争争取到了“福利社会”的软性对抗，本质上来讲，却是阶级战争的必然结果。

　　2012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为了提振日本经济，安倍推出了“大胆的金融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等所谓的安倍经济学举措。

　　“大胆的金融政策”致使日本央行不断加大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力度，东京股市日经股指不断创出新高。股价的大幅上涨让拥有上市公司股票的富裕阶层财富不断增加，拥有包括存款、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在内的高金融净资产的群体大幅扩容，富人越来越有钱。安倍经济学推出仅仅两年时间，拥有1亿日元以上金融净资产的家庭超过了100万，比两年前增加了20%以上。

　　而另一方面，大多是零金融净资产的日本底层，由于货币宽松政策导致的物价上涨以及提高消费税等因素，实际收入却在减少；尽管家庭的名义收入增长，但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之后，2014年的实际工资指数比上一年同期下降了2.8%，整体消费大幅下降。

　　由于富人越来越有钱，在日本整体消费下降的情况下，大型百货店的奢侈品等高档商品的销售量却在增加。

　　所以，无论是森口千晶的研究，还是《中国新闻周刊》的那篇文章，对日本贫富分化的论断都是基于2012年年底安倍经济学出台之前的日本社会；安倍经济学之后，日本富人阶层财富的显著增加，从而导致实际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表征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很难真实反映金融资产导致的贫富分化。

　　这样的现象不独日本存在，而是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这样的现象只是反过来说明，资本主义的日本过去从没有真正存在过，未来更不会有所谓的“共同富裕之道”。

　　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的私有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雇佣劳动制下贫富分化的趋势是无法该变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也是无法避免的。在资本利润率下降的大趋势下，过去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所争取来的资产阶级“改良”，亦会被犹如困兽的资本彻底蚕食殆尽。

　　历史和现实已经充分地表明，共同富裕之道，除了真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没有捷径可走。探索共同富裕，不去求教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经验，反而要求教于“泥菩萨过河”的日本，不荒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