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后默克尔时代的德国议会选举最终以由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领导的社会民主党（SPD）胜选为结局。然而正如许多文章介绍的那样，作为党内右派与政治行动上的“实用主义”倾向，朔尔茨很难被确信为进步阵营的朋友。对德国左翼而言，一个布莱尔式“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党首的胜选绝非意味着左翼势力的再兴。因此，弗兰克·德佩对德国左翼力量（包括SPD党内的左派与左翼党Die Linke）的分析依然有参考价值。在此推送这位没有被骗被偷袭的80岁老同志的访谈。
弗兰克·德佩简介
战后的德国左翼经历了很多起起伏伏——而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弗兰克·德佩(Frank Deppe)经历了其中的大部分变迁。在80岁生日之际，他向《雅各宾》讲述了将左翼政治植根于现代工人阶级变化的现实中的必要性。
弗兰克·德佩是当今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学生时代，他曾担任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Socialist German Student Leagu，SDS）的全国领袖(该联盟于1961年被社会民主党（SPD）开除出党）,随后成为1968年运动的一个重要人物。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在欧洲一体化、工会战略和思想史方面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中表现突出，例如五卷本的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或者他对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开创性研究。自2006年从马堡大学（University of Marburg）退休以来，他一直作为左翼党(Die Linke)的成员和德国两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Z. Zeitschrift Marxistische Erneuerung和Sozialismus）的编辑委员会成员而继续活跃。
德佩于1961年开始其学术生涯，当时是法兰克福大学的学生，三年后转到马堡大学。在这里，他在所谓的 "马堡学派"中完成了理论知识的社会化（Intellectual socialization），这是一群围绕着同时作为大学教授与反法西斯抵抗战士沃尔夫冈·阿本德罗斯（Wolfgang Abendroth）的左翼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在马堡大学任教至1972年（此后德佩接任其系主任一职）。阿本德罗斯的学生，以及后来德佩的学生，对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一种思想方法，始终寻求与工人运动的组织建立和保持联系。对于马堡学派来说，很明显，批判性的学术研究本身从来不是目的。相反，它必须以发展出对社会冲突的更好的理解为目标，从而帮助指导社会主义战略。
本周是他的八十岁生日，弗兰克-德佩回顾了他作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党内知识分子（partisan intellectual）的漫长而传奇的职业生涯。他与贾尼斯·埃林（Janis Ehling）就他的学生运动时代、20世纪左翼的衰落以及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了交谈。
走向政治左派
埃林：你是在战后西德的保守文化中长大的。在那样的氛围中，你是如何走向政治左派的道路的？
德佩：我在法兰克福的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中长大。我父亲在一家储蓄银行当出纳员，我母亲是家庭主妇。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我都与左派或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关系。像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许多人一样，我在大学学习期间才开始进行批判性思考，同时直面德国近代史以及我们的父母和国家机构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也是第一批被征召加入新成立的西德军队的人之一，但我决定拒绝服兵役，转而参加和平运动的 "复活节游行"，反对德国重整军备。
除此之外，我从15岁起就在法兰克福附近的爵士乐队中吹小号。在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和三个黑人大兵在一个乐队里。在那里，我当然也目睹了种族主义的问题。特别是在老一辈人中，这种 "黑人音乐 "遭到了严厉的拒绝。
埃林：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当时都在法兰克福教社会学。你是有意决定跟随他们学习的吗？
德佩：不，我在决定学社会学的时候并不知道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底教什么。我也不知道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谁。一位音乐家朋友曾对我说："哦，对了，阿多诺，那是法兰克福的萨特。"。这听起来很吸引人。
然而，我很快就从法兰克福搬到了马堡。原因很简单：我想离开家，过一种更自由的生活。我还决定要更仔细地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基础。在第一学期，我甚至不知道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代表的批判理论已经与工人运动没有任何关系。这也是因为我并不真正知道什么是工人运动。我只是在复活节游行中注意到了它，在那里我看到了戴着巴斯克式贝雷帽的老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共产党员。你要记住，自1956年以来，共产党[KPD]在西德是非法的。
此外，1961年对前党卫军司令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在耶路撒冷举行。我仍然记得法兰克福的醉汉们在咆哮："解放柏林！释放艾希曼！" 这让我相当震惊，并进一步加速了我的政治化进程。然后，在马尔堡，我加入了SDS。当时组织的规模很小，一位年长的同志问我是否愿意在仅仅一个学期后就接任主席。就这样，我成了SDS马堡分部的主席。
马堡学派
埃林：除了法兰克福，马堡是唯一一个有马克思主义教授在大学授课的西德城市。你在那里的经历是什么？
德佩：我成为马堡大学的政治学研究所的助教，沃尔夫冈·阿本德罗斯在那里任教。阿本德罗斯本人曾是魏玛共和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员--1928年后加入了共产党（反对派）(即KPO，一个从人民党分裂出来的 "右翼"党）。它的特点是对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和德共的极左政策进行批判，这些政策基本上把社会民主党和法西斯党视为同一层面的敌人。
1933年德国工人运动的失败是整个一代人的成长经历，阿本德罗斯属于这一代。他曾是一名抵抗战士，战后担任过马克思主义教授。他保留了对工人运动团结的承诺——因此也教导我们要实践这种团结，这意味着要与共产党人接触。在当时，鉴于对德共的禁令，保持这种联系有百害而无一利。反共主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果今天有人问我谁是我的 "父亲"，我会说是沃尔夫冈·阿本德罗斯和工会主义者威利·布莱歇尔（Willi Bleicher）。在布鲁诺-阿皮茨（Bruno Apitz）的小说《在狼群中一丝不挂》（Naked Among Wolves）中，布痕瓦尔德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的一群囚犯藏了一个犹太男孩，从而使他免于死亡。布莱歇尔是这些囚犯中的一员。20世纪60年代，他是斯图加特IG Metall公司的地区书记，并在几次罢工中与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对峙，后者是前党卫军军官，当时是戴姆勒-奔驰公司（Daimler-Benz）的董事会成员，后来成为德国雇主协会联盟的主席。
在SDS的马堡分会，我们几乎都是工会问题工作组（Working Group for Trade Union Questions）的成员。我们中的许多人也很早就开始参与到工会的教育工作中。马堡学派中工人运动与学术界的这种联系对我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埃林：是什么定义了马堡学派？
德佩：我认为有两点。首先，作为一名政治学家和宪法学者，阿本德罗斯非常关注国家的作用和宪法作为不同阶级之间斗争的领域的意义。这种国家内部的力量平衡值得进行反复分析和再分析。
第二点是关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作用。马堡学派的学者们不仅研究了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经典批判，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对社会的分析方式，（因此马克思主义）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这与法兰克福学派形成对比，他们认为在《资本论》基础上对社会进行的那种系统分析已经不可能了。
阿本德罗斯的信息是，有机会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学术机构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必须与实际存在的工人运动的左翼建立联系，并加入其斗争。当时，当西德的左翼处于最低点，他们的任务是通过社会运动建立相互联系，如反对《紧急状态法》的动员。今天也是如此：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左翼思潮必须找到互动和合作的点。
六八运动与传统左翼的衰落
埃林：这些天来，1968年的运动（SDS是西德的一支主要力量）被指责为导致左派远离工人阶级的原因。托马斯-皮凯蒂谈到了左派的 "婆罗门化"，萨赫拉·瓦根克内西（Sahra Wagenknecht）指责68年一代导致了左派的学术化。你怎么看？
德佩：这种观点既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1968年的运动确实标志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1968年运动不能被认为是一场左翼迅速脱离工人阶级的运动。当SDS在1961年被逐出社民党时，它得到了从IG Metall到IG Chemie以及一些其他的左翼工会成员在经济上和实践上的支持。
还有一个西德工会的左翼，在社民党中也有代表，但在该党于1959年通过《戈德堡方案》放弃其作为阶级政党的自我形象后，对该党的发展持批评态度。工会和社民党之间的这些联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密切。
1968年，团结在鲁迪·杜奇克（Rudi Dutschke）周围的主流激进左派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工人阶级不能再被视为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相关力量。然而，在同一时间，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国开始了阶级斗争的国际浪潮，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罢工运动也消除了统治那里几十年的法西斯政权。这些巨大的动荡证实了，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强大运动，力量的天平倒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转变甚至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为什么像后来成为外交部长的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去欧宝公司的装配线上工作。此外，还有一个激进的左翼基层运动，活跃在反核运动等方面。这在20世纪70年代末催生了绿党，然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体制内的政党。当年的许多激进领导人后来都成为现行秩序的辩护人。
今日困局
埃林：尽管如此，少数左翼激进分子背弃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结束。你如何解释社会民主党今天的历史性虚弱？
德佩：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大众党的衰落与1968年只有非常间接的关系。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发生在那之后（甚至一些征兆发生在运动之前）导致了全球化的金融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社会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工业工人阶级萎缩了，而服务部门的雇佣劳动增加了。
此外，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大学生数量激增。这场 "教育革命 "导致了有工资收入的科技知识分子的出现，成为中产阶级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工业无产阶级，即老左派的传统社会基础，是这场变革中的最大输家。
阶级社会的这种结构性转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软弱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社民党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政党。国家是政治行动的一个不同框架。改造整个社会从政治视野中消失了。社会民主党中的右翼甚至开始讨论 "中间派"，在这个“中间派”的视野下，现有的社会必须保持运行或优化。但这种观点越来越忽视了劳动者的经验，他们在社会通过其运作方式产生的危机和灾难中受害最深。
埃林：你认为社民党能从目前的低点恢复吗？
德佩：社民党如果与统治阶级结盟执政，是不会成功地在民众中留下印象的。如果它继续走这条路，它只会继续失去支持。它只有像近年来英国的工党和美国民主党一样，实现转折，才能实现自我更新。近年来，英国的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都曾尝试过。然而，社民党缺乏人们可以信任的高级人物来做这件事，比如杰里米·科尔宾（埃林remy Corbyn）或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
左翼党外人士萨斯基亚·埃斯肯（Saskia Esken）和诺伯特·沃尔特-博尔扬斯（Norbert Walter-Borjans）当选为新的党内联合主席，这表明在党内基础中肯定有这方面的潜力，但他们立即受到了来自上面的限制。[社民党青年领袖]凯文·库赫纳特（Kevin Kühnert）可能也不会让它发生。最后，青年社会主义者总是很快被拉回党的权力结构中。一个执政党的约束太强了。问题是，当大败来临的时候，是否会有不同的动力爆发出来。
埃林：为什么左翼党（Die Linke）没有从社民党的衰退中获益？
德佩：尽管个别政党的影响力有所上升，西方发达国家的左派依然存在结构性的弱点。经典的工人运动的衰落，就像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actually existing socialism）的崩溃一样，继续产生巨大的长期影响。在这方面，在社民党的左侧建立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成就，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看。在其他国家，德国的左派也被看作是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
然而，左翼党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矛盾。它是由东部地区左派（Eastern leftists）、工会力量和从社民党分裂出来的劳工和社会正义选举替代方案（WASG）的独特融合而产生的——这些不同的传统路线将会继续带来党内路线的分裂。在东部，它负责选举市长；在西部，它主要是一个激进的反对党。
埃林:而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分界线。几年前你已经说过，今天左派的基础是由古典的工人阶级、不稳定的学者( precarious academics)和生活在郊区的颓废分子(declassed elements)组成的。
德佩：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所有革命都是劳动人民和 "次生民众阶层 "的共同工作，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所说。他指的是农民、小农、工匠——后来，知识分子也加入进来。
这个集团的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今天，受雇于雇佣劳动的受过学术训练的科技知识分子尤其重要。这个群体的政治观点倾向于自由主义和生态主义，但他们也越来越理解靠工资为生和在创造利润的条件下工作意味着什么。
左派的任务是把旧的工业无产阶级、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就业者和这个新的学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这就是政治的艺术：将众多的，有时是相互竞争的特殊利益联合成一个集团。
埃林：左派现在要怎么做才能重新获得力量，不至于消失得毫无意义？
德佩：社会主义从未真正消失。阶级对立、剥削、压迫和异质性在资本主义下始终存在。这就产生了一些争端，这些争端往往表现为边缘化的冲突，但基础依然是阶级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出现了一些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力量，并理解到改变财产和分配关系是解决统治秩序所产生的巨大矛盾的办法。
如今，我们不断经历新的危机，无论是大流行病还是气候变化的后果。这不断创造出新的斗争舞台，其中出现了政治的基本问题——不仅是生存问题，而且是阶级问题。我相信，左派必须在这些冲突中变得更加强大。
埃林：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同志，您对年轻一代的成员有什么建议？
德佩：我会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提高对自己周围环境中的矛盾的认识——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大学。他们应该抓住一切机会，更多地了解资本主义固有的主要危机过程中的相互联系。他们必须在政治层面上确定一个明确的立场，从参与社会运动到投票给左翼党。归根结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这个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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