槟榔王国与百万漕工

　　前段日子，广电总局决定，停止利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节目宣传推销槟榔及其制品，各地要清查槟榔广告。不知道有没有人会疑惑，槟榔这小零食是做错了什么，是得罪了什么人吗，何以要被全网消声？笔者身为半个海南人半个湖南人表示，这波啊，这题我熟，早该管管了。

　　要说有什么东西能把海南和湖南联系起来，那非此物莫属。这南果的生产在中国历史悠久，可以说是一门中药材，有杀虫利水防疟等功效。早古吴越人时期，嚼槟榔就已经开始了，由于保险技术问题的落后，槟榔在古代中国是一种权贵阶层化痰消食的东西。平民有形成吃槟榔的民俗，只能是在崖州等槟榔产地和临近的两广地区。

　　在儿时的记忆里，槟榔一个个被包的像小粽子，街边一般都是老人在卖，拎着个小筐，里面装着绿色的假蒟叶，槟郎果。海南岛民都是直接嚼生的槟榔果，切成三或四瓣，称“口”，用贝壳粉混水搞出来的白膏涂抹在假蒟叶中间，把生槟榔果瓣放上去裹着塞进嘴里嚼。当地的男女老少都嚼这玩意，吐出半透明汁水，血红血红的——故此海南那边碰瓷，就是摔倒的时候嚼槟榔，让内地人以为把人撞出血了。

　　巴布亚新几内亚，一个全民爱吃槟榔的国家

　　在湖湘大地，槟榔又是以一种加工业的形式风靡，尤其流行于长株潭，相比海南岛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槟榔是湘潭食品行业的支柱，品牌绑定着湖南卫视，对青少年影响甚大。从初中开始，班上吃槟榔的男生就逐渐多起来，很多男生都是发烟他会不要，但槟榔会要。

　　在我还在上初中时，第一次吃到了湖南的槟榔，毫不夸张地说，喉咙像被掐住，吃完心跳加快，全身都是汗，手脚在抖，确实能祛寒。那会周围人吃的都是什么小龙王、胖哥、友文，如今已经迭代出了老湘潭、雄赳赳、张新发、伍子醉、张三疯，让人应接不暇。湖南人把槟榔融入到一切社交气氛里，在网吧、酒桌谈判和宵夜档，缺了这玩意就少了些许搞头。不仅仅抽烟还要嚼槟榔，在喝啤酒时也放一个槟榔在杯子里，顺口溜道“槟榔加烟，法力无边；槟榔加酒，钱财到手。”

　　据《湖南地区食用槟榔流行病学研究》的数据显示，有嚼槟榔习惯的湖南人可能超过2000万。嚼槟榔的比例达到 41.12%——考虑到湘南这块地并没有形成槟榔的饮食文化，若把他们去掉，那么长株潭益的嚼槟榔的比例无疑很浓稠，这种热爱程度一度令地方官员也头疼不已，历次申办全国文明城市过程中，长沙人民乱吐槟榔渣的行为都是重点打击对象，当然本地人也心知肚明，过了那阵运动治理期就基本不管了。

　　相信大家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湖南人对槟榔这么狂热？虽说槟榔是仅次于香烟酒精的成瘾消费品，但实际上食用者地理分布比烟酒要集中的多，主要就在东南亚和印度，以及大洋洲一些国家。从地域上看，湖南本地不产槟榔，距离槟榔主产地的海南不近，又不沿海，基本上违背了槟榔的食俗分布规律，何以成为槟榔的统治飞地乃至世界的槟榔消费中心呢？

　　槟榔传入湖南，流行的说法是当年清军屠城湘潭，人们发现有一老僧含着槟榔埋尸，纷纷效仿之，含着它就不怯瘟疫，这种传闻属于90年代被资本发明的历史，并无历史记载，但也可说是因为湘潭屡遭兵乱，需要从江西填来移民（顺便说一句，毛主席祖上可能就是从江西来的），逐渐过渡来了这习俗，但真正蔚然成风的源头来自乾隆以来的贸易政策，凡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先集湘潭，再分运至内地。从海南经由广东运往内陆的槟榔，自然也须由湘潭转运。

　　长沙开埠以来，原先在湘潭集散的湘中商品改往长沙集散，湘潭的优势丧失殆尽，但也成就了槟榔产业，因为之前的工商业积累，本地消费依旧坚挺，只是商人要改行以维持生计，所以槟榔商贩不减反增，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消费行业。转口贸易衰落之后，湘潭槟榔商人选择迎合大众口味，将槟榔从一种对初食者不友好的特殊嗜好改造为适合向普通人推广的大众食品，给槟榔添入了饴糖、五香、玫瑰油等配料。为了打入长沙市场，发明出桂油槟榔、红糖槟榔等香甜口味的新品种。

　　然而从民国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槟榔加工都以加工为传统的作坊式，全市制作经营的不到上百户。改开后湘潭涌现出大量私营企业，多达千户，后来又形成了兼并，现在生产加工形式上已经突破传统的小作坊式，形成劳动密集产业，大的槟榔加工企业雇请临时工多达一百余人，粗略估计，湘潭全市从事槟榔加工、经营的人数已超过一万，从湘潭溢出长株潭，又扩张到益阳常德衡阳，再拉上原产地的海南农民组成的链条，可谓百万漕工衣食所系。

　　据笔者了解的，上游海南之所以沦为原产地，一个是因为海南一直以来生产技术水平低，槟榔产业当中一直仅依靠售卖鲜果和初级烘干的干果为主。同时受地理环境限制，海南无法进行规模槟榔种植，各处基本都是散种，没法形成较强的联系组织，因此不具备市场议价能力。

　　早期湖南人发现了这一机遇之后，通过大规模收购便宜槟榔（只需影响一半左右的产量就能左右市场走向。在当年整个海南的槟榔市场只需要10亿左右的资金就能坐庄），迅速垄断了上游市场，所以至今还能制定整个槟榔市场的定价，使得中游这块通过槟榔加工一年能获得百亿的利润。至于下游情况，前些年如果有人在湖南做几市的槟榔代理商，没有固定工作地点只管从厂家拿货，卖一包几块钱提成，年收入可达60w+，可想而知这东西涉及了多少利益。

　　槟榔行业在资本运作下，借着选秀综艺等广电节目向全国其他省份快速蔓延，它的危害隐匿在这几百亿产业之下，在小镇青年无处打发的时光里，在长途货车司机的旅途劳累之中。

　　事实上，早在03年，国际癌症研究中心就已经把槟榔列入“黑名单”，和烟酒、砒霜等共同列为一级致癌物。2017年，WHO公布了120种1类致癌物的清单，其中与槟榔相关联的有3种。

　　笔者观察海南本地多年食用槟榔的人，有些人面部神经受到强烈伤害，表现是出现口斜眼歪症状，类似于面瘫，不能自主。更严重一点的，甚至丧失掉味觉、嗅觉，面部表情变得狰狞，一旦大笑起来，就怀疑自己去了巴黎圣母院，撞见了卡西莫多这敲钟人一般。

　　这并非危言耸听，诸位可去找一块咀嚼过的槟榔看看，那个丝状物非常锋利。在咀嚼的同时会损伤人的口腔粘膜，加上槟榔碱本身致癌，它会导致口腔黏膜损坏，槟榔碱疯狂的侵入，久而久之人舌头也烂了。

　　在湖南，数据显然更直观，2009-2015年湖南省肿瘤登记地区口腔癌发病占癌症发病的2.09%，口腔癌死亡占癌症死亡的1.22%，湖南人口腔癌发病构成高于全国及全世界平均水平，口腔癌死亡构成也高于全国水平。尤其是湖南男性，口腔癌无论发病还是死亡，基本上均逐年上升。从09-12年，湖南口腔癌发病占该省整体新发现癌症的1.51%，到2015年为2.25%。至于口腔癌导致的死亡情况，在09-12年间，湖南口腔癌死亡占该省癌症总死亡的0.87%，到了2015年为2.14%

　　除此之外，槟榔更是被一些国家当做毒品处理。前不久，多名中国居民因携带槟榔入境土耳其被捕，由于槟榔里含有的槟榔碱能致幻，其在土耳其已被认定为毒品。诚然，槟榔是不是毒品有待商榷，但一件商品利润高、有成瘾性、易于携带，还有降低社保支出的隐藏功能，那简直是资本家最爱。不管何时都是需要被警惕的。

　　就在土耳其法律将槟榔定义为毒品时，湖南拟立法将槟榔列为“地方特色产品”的消息传出，两相对比，一时间舆论哗然。

　　其实“湖南通过立法确定槟榔的地位”“海南开展食用槟榔食药同源研究”这些操作让人愤怒的不是槟榔本身的危害，这是客观存在的，又不是这些天才出现的，而是湘琼地方对于槟榔这一类致癌物质的东西的最新态度：成为地方特色产品——可以理解为：什么WHO的清单，国家卫生健康委的规定，都要在利润面前闪开，就是要大卖特卖了。

　　可以这么理解，湘琼两地一方面苦于槟榔对创建文明卫生城市的阻碍，也就是苦于此产业的充分发展，人人都抽；一方面呢，地方政府又努力地为槟榔作为“食物”而正名，也就是苦于这种产业被国家卫健委限制而不向全国充分发展。这种又恨又爱的感觉源于产业依赖。

　　这到也不是说湘潭特别依赖槟榔发展，实际上湘潭的支柱产业是钢铁和化工，但槟榔业作为湘潭现金流最充裕的产业，相比那边一众集资跑路的老板里，是能让本来就发不出钱，还要到处买单的地方政府感激的那种。同时，这样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是当地解决过剩劳力的最佳去处。这些劳力，大多是40到60的农村妇女。如果没有槟榔行业，至少短期内，会给当地带来巨大的维持社会秩序的压力。

　　然而站在广大民众健康的角度来说，无论是给槟榔正名还是扩产，都是贻害无穷，虽说现在广电禁止了广告，是把槟榔出省控制在本地，限制槟榔企业扩张的举措，但是对这类致癌物的监管控制远远不及烟草，也是众所周知的。

　　对于槟榔到底该怎么管，权威部门的说法终究是会出来的。其无外乎三种可能，一是像毒品一样一概禁绝；二是像酒精一样，要宣传“过量饮酒有害健康”，基本不干涉其生产、销售；三，像烟草一样。交税的是中国烟草总公司，而生产槟榔也需要这样一个公司。

　　是否要一刀切，像毒品全面禁止有待商榷，因为庞大的劳动力无法立即过渡，但是和香烟等同，不售卖给未成年人应该是最低底线。

　　经过槟榔产业这么多年的发展，也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把口腔癌要作为一种地方病管理，这个钱，肯定要从槟榔企业的高额税收里出，同时要成立研究机构，研究有没有安全替代品，代槟榔碱一类的东西。事实上，逐步降低湖南财政对槟榔的依赖，慢慢收拢才是地方的正道。如果明知有危害还一意孤行，甚至隐瞒其危害，那确实就说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