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国同庆日，更思毛主席——纪念新中国成立72周年①

　　（一）

　　1964年7月，毛主席亲自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修改。

　　会议间，大家逐段边讨论、边修改。毛主席不时亲自动笔修改，更亲自将题目修改确定为我们今天看到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吴冷西回忆时评价说，“（题目）经过这么一改，就突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全世界革命史上，以至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教训。这样一个题目，使人立即感到文章的宏大气派、理论光彩、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

　　毛主席强调，在九评文章最后一段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时，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

　　他说，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

　　毛主席明确指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

　　毛主席当时还说，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781-78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在这里，导师明确提出了：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倾覆的两种可能性的思想；②关于特别注意无产阶级专政失败“第二种可能性”的思想；③关于“和平演变”完全可能在内部发生的思想。

　　导师离开我们45年来，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历史，无比雄辩地证明了现代最伟大的马列主义者的英明思想。

　　（二）

　　今年是毛主席逝世45周年，同时也是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苏联解体30周年。

　　巴黎公社，是毛主席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一种失败”，即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而失败的典型；苏联，则是毛主席着重指出的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种失败”，即从内部发生“和平演变”的典型。

　　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的两种“模式”。

　　1991年前后，或者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苏联-东欧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事变，不过是赫鲁晓夫时代起有关国家内部和平演变的最终恶果，甚至只是既得利益的资产阶级履行一个合法手续罢了。

　　任何有头脑的人，尤其是马列主义者，都应该看到：

　　苏联党和国家不是亡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那只是名号，只是形式；而是亡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这才是实质。

　　毛时代以“九评”为代表的系列文章，已经向全世界人民郑重揭示了这一点！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利用他留下的“官僚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不是从革命立场出发对之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而是反过来，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其进行所谓“改革”——看上去也是在改革，其实跟社会主义不搭边。由此可以看出，“改革”有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都可以从维护和扩张自身阶级利益这个根本点出发搞改革，我们所要的是社会主义改革。

　　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到1961年苏共22大继续大反斯大林、反所谓莫洛托夫“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变成一次“四反”的大会，赫鲁晓夫集团将错误观点体系化，标志着莫斯科牌修正主义的总暴露，其已经发展成为一套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三和两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这是赫鲁晓夫路线的核心。

　　1964年，与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同时，嘲笑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的赫鲁晓夫，“被政变”下台。

　　继之而起的，是“勋章帝”勃列日涅夫。

　　历史证明，此人执行了一条“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并使之深化了。

　　几年后的1970年，在列宁100周年诞辰之际，我《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发表题为《列宁主义，还是社会帝国主义？》的纪念文章，尖锐指出：

　　“正如恩格斯逝世以后产生了伯恩施坦—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一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又产生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

　　“在赫鲁晓夫掌权十一年之后，修正主义内部发生分裂，勃列日涅夫取代了赫鲁晓夫，他又经历了五年多的时间……”

　　文章还说，“这个‘勃列日涅夫主义’，就是贴着‘社会主义’标签的帝国主义，地地道道的霸权主义，赤裸裸的新殖民主义。”

　　在斯大林时代，由于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干部蜕化成为资产阶级分子。赫、勃时代，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经济权力，牢牢占据了统治地位，从中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大资产阶级，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

　　在对外问题上，以“非斯大林化”而著称的赫鲁晓夫，不但没有纠正斯大林的错误倾向，反而大搞“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大反特反国际共运中的左派党、左派国家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严重分裂了社会主义阵营；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是在社会帝国主义霸权国的道路上狂奔，与美帝合流、充当世界宪兵，以突然袭击方式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铁列克提等地区，并对我国进行核威胁等等——桩桩件件，充分暴露了其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之侵略性和冒险性。

　　一句话：虽然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卫国战争时期建立的历史功勋彪炳史册，但从赫鲁晓夫到勃列日涅夫，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已经光辉不再……

　　实际上，说苏联在1991年“亡党亡国”，或多或少是带欺骗性的，至少是模糊了问题的关键。

　　列宁缔造的苏联党和国家，在斯大林逝世后，就被野心家赫鲁晓夫实际颠覆了；只不过，他们打着苏共、苏联的旗号，搞资本主义，一步步进入社会帝国主义而已。

　　最后的所谓“亡党亡国”，只是他们干脆不再要苏共、苏联的空架子罢了，绝不构成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更不是共产主义理想的失败——既然“亡党亡国”时的苏联并非在搞社会主义制度，更没有实现共产主义，那么，何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失败”呢？！欺世之谈！

　　把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复辟资本主义而导致的历史悲剧，硬给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大溃败”“总破产”“行不通”之类——请问，还有比这更颠倒黑白、更无耻的论调了吗？！

　　说穿了，海内外右翼分子把苏联“亡党亡国”归结于社会主义制度，其实质，是硬把“社会主义”红皮下白色资产阶级的胜利说成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共产主义的不合理。这，恰恰是在论证资本主义的正当性，恰恰是在论证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和平演变”的合理性，恰恰是在替资本主义做宣传，恰恰暴露了修、资分子的险恶用心。

　　（三）

　　四十年来西风劲，四十年后东风渐盛。

　　这一点，现在，连那些并非社会主义立场的敏锐人士，也意识到了。

　　只不过，他们对“社会主义”、对“左转”的理解相当肤浅。

　　网媒“香港01”近期有一篇文章，题为《世界“左转” 社会主义正重新崛起》。

　　标题看着不错，里面却写道：

　　“今年以来，中国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强化了追求共同富裕的节奏。例如打击平台经济垄断经济，本质上便是为了将利润从数个垄断型的大企业中解放，以惠及到小商户及广大消费者。又例如，国家加强规管外卖平台的员工福利，防止低层员工被无理剥削。中央本周再强调‘共同富裕’，与这些政策互相呼应，展视出对应贫穷悬殊问题的决心。

　　“与此同时，即使与中国在价值与理念都相差甚远的美国，近年也出现了类似的‘左倾’浪潮。奥巴马时期推出的奥巴马医保便是试图提高社会福利的尝试。2016年时总统大选时，鼓吹左翼社会主义的民主党进步派桑德斯（Bernie Sanders）和沃伦（Elizabeth Warren）便得到很多年青选民的支持，虽然最终无缘白宫之主的位置，但四年后的大选进步派思潮更为受到广泛支持，这也使得属于民主党传统建制派的总统拜登不得不在施政中加入左翼政策。拜登推出大胆财政预算加大政府开支投放于基建、提倡加征各种富人税、强调对基层的支持等政策方向，都明显有着社会主义的倾向。这也无怪乎，他被对手特朗普攻击为将社会主义带到美国。”

　　这些描述所暴露的，正是当今这个仍在苟延的“右派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一般理解。

　　不论是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监管政策的某种强硬化，还是美国社会内部涌动着的“左倾”潮流，都还够不上社会主义，或说马列毛理解的“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真正深厚的根基在哪里？在草野，在群众，尤其是青年群众。

　　我们看到，“左转”的一个表现，就是青年无产者加速“拥抱”毛教员。

　　实际上，拥毛崇毛只是“表”，无产阶级的阶级主体意识觉醒、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更加坚定才是“里”。

　　对于“教员热”，我们也分析过：归根到底，既不是因为什么复古癖，也不是因为盲目跟风，更不只是在搞什么头脑风暴。

　　马克思早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刚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为自己效劳，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的一幕。”

　　正是现实社会中资本压迫体系的日渐暴露、资本压迫的日益沉重，使“打工人”越来越认清社会的本来面目，这才越来越从无产阶级导师那里寻找精神资源和确立社会主义信念。换句话说，正是996、阶级固化、贫富鸿沟等资本家的“杰作”，为“教员热”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从尊崇“马老师”（马云）到尊崇“毛教员”，看似是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实际上正是拜资本家“老师”们所赐。

　　毛主席是离我们并不遥远的现代人物，而他作为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又毕生处在革命斗争的最前沿；现、当代革命斗争的焦点是什么？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恰恰在这个斗争中，毛主席坚定站在最前列指引我们，他对现、当代阶级斗争做出了一系列天才的判断，他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理论、路线和政策策略体系，他甚至做出了许多正在不断成真的惊人预言……

　　正是如此，使毛泽东其实不仅是一位历史人物——他仍然“活着”，因为他要解决的社会发展史难题还没有解决，他的敌人仍在现实世界中广泛存在并高踞“治人者”之位。

　　“死诸葛吓退生仲达”——一波又一波的“教员热”，包括前段时间的像章风波，都是在显示这种奇妙效应。

　　（四）

　　历史上，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立党24年时出炉，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建国32年时出炉——相比之下，在“改开”已经进入第4个10年后，再来正式总结相关历史经验，似已属较迟。

　　客观上，这不能不带来或强化一些负面效应，比如人们对“改开”有关问题的认识日益陷于分裂、“改革共识”阙如、对发展前途也各有打算等。——任何有头脑的观察者，现在，都不能不看到并承认这些。只有反应迟钝的蠢人，以及试图不经过充分的群众讨论和实践检验就把己方观点强加于人、硬给说成“共识”的坏人，才会无视或忽视认识上的差异。

　　胡锡进与李光满之争，某种意义上，也正是“改革意识”分裂的体现。

　　当然，有一个说法，叫做“三十年内没有历史，只有政治”。

　　这个观点，可以大略理解为：对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时期，我们的认识往往会是不深刻的。这符合认识过程的规律。延安时代通过的第一个历史决议就说，“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认为：关于抗日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不难理解，匆忙对未完结的时期作“历史”决议是不甚妥当的，把未完结时期内形成的某些“经验”忙不迭加以神圣化、教条化更是极端有害的。

　　今天看来，我们尤须警惕有人口头上反对所谓“凡是”、实际上又制造新的“改革凡是”。

　　也就是，把四十年来一些反面经验给神圣化，变成新的教条。

　　应当看到，某些人的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是一体的：对马克思主义是修正主义态度，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是教条主义态度。他们的理论是匮乏的，思想是肤浅的，他们根本配不上中国革命的2000年变局、世界革命的500年变局。

　　（五）

　　总结经验，是一个人、一个组织乃至全人类向前走的基本保证之一。毛主席就说过，他靠总结经验吃饭。

　　但细究起来，光有“总结”还不行，必须是“科学总结”。

　　总结得不科学，或不那么科学，就可能导致历史的停顿，甚至倒退。

　　历史上，不科学总结，甚至错误总结，也很不乏其例。

　　巴黎公社革命后，恩格斯针对“有些社会主义者”对“权威”的错误观点，写下短文《论权威》。他说，“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

　　他紧接着发问说，“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也就是说：总结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所应得出的科学结论是什么呢？

　　决不是革命者把权威用得多了，而是少了！

　　如果有什么人跳出来，指责公社战士“滥用权威”“太刺激了”——那么，依据恩格斯的观点，这就是瞎总结。

　　人们的总结变成瞎总结、乱总结、有害总结，除了思维能力、认识水平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因素，更为根本，那就是人们所站的立场——在阶级社会，最重要的即是阶级立场。

　　站在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看，我们当然不难得出结论：巴黎公社把权威用得太少了，对阶级敌人太过仁慈。

　　然而，如果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上看，公社正是“太刺激了”，甚至简直是“暴乱”——这难道不是把权威用多了吗？

　　看来，要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就必须牢牢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立场上，必须以马列毛主义科学为指导，必须充分联系和全面把握历史实际，必须结合当前正在进行的进步的社会实践。

　　（六）

　　实事求是看，毛教员后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决不是没有它的缺点，任何实践都不能不有它的缺点方面。然而，必须搞清楚：

　　① 那些缺点或失误，多大程度上要由导师本人来负责？

　　以及，② 那些缺点或失误，是否构成历史运动的主流，而需我们对特定历史过程本身加以全盘否定，甚至“描得越黑越好”？

　　今天回顾历史，会看得更清楚：毛教员本人的领导是无比正确的，动机更是无可指责的——连某人都承认他是出于“好心”，到了右翼公知嘴里就变成“恶意整人”、“坏心办坏事”了，足见其反动气焰是多么嚣张！

　　应当说，当时所采取的一系列社会主义重大步骤，都是郑重的，更是完全必要、非常及时的。那些重大步骤，对于保卫、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以及利用这个专政去发展我们的经济文化，具有重大促进作用；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实践，更足以构成一个超越了斯大林的、具普适意义的新“模式”。

　　反观另一半历史，仅仅按照有没有两极分化、有没有产生新资产阶级这两条标准来看，某些“理论”所指导下的改革早已陷于相当尴尬的境地……这就是多少年来，人民群众感受不到多少实质性“改革”，反而对阶级固化和阶级鸿沟感受深刻的真正原因之所在。

　　换句话说，按照某种“非毛化”理论所进行的“改革”已经基本完结；对既得利益者而言，剩下的恰恰是“确立和巩固秩序”的、保守主义性质的、非改革的工作。如此看来，正如刘继明老师所指出的，“胡锡进这伙人以及他们背后的势力平时以改革卫道士自居，但实际上已经成为阻碍新时代改革的极端保守势力”。

　　没错，现在的情况恰恰是：被有的人看作“保守”“复古”“怀旧”的左边恰恰是要求改革的，表面上光鲜亮丽、新锐潮流的右翼恰恰是阻碍改革的。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宵小辈，似蝇营狗苟，驱去复返；

　　教员事，如中天皓月，照耀千秋！

　　（本文系由原公众号发表的教员逝世45周年特稿组合、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