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现象
久病自成医,久见自然熟。同样的事见多了,自然就有印象;同类的新闻见多了,自然就有感觉。近来的新闻给人的感觉是:西方闹的反共反华幺蛾子好像总少不了议会议员。为了印证,出于好奇,大致搜索梳理了一下近年来的新闻,还真有所发现——西方反共反华跳的最高最欢的总是议会议员(专门反华反共的“民运人士”不算,因为他们吃的就是这碗饭):
美国:
——1天4反华议案 对华政策成美国两党情绪发泄出口;
——美参议院提280页反华法案 开启对华全面战略对抗;
——美国会积压300多项反华提案;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推出“中国工作组法案”,声称这为如何应对中国对美国构成的“威胁”提供了全面的“法律蓝图”。该法案包括多达137项分法案及建议条款,试图从各个方面打压和遏制中国,将肆意抹黑中共和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的反华声浪推向一个高潮。法案一次性纳入7个“挺台”法案;
——美众院成了各种反华情绪的垃圾堆;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所谓“2019年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保护香港法案”。这是继2004年之后美国众议院再次通过有关香港的决议;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2019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桑德斯联合其他61名众议员联名提出了一项议案,建议取消同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
——美国反华议员又鼓动“提升美国驻台代表层级”;
——美国国会反华势力重申“对台六项保证”;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共和党人炮制了一份长达50页的报,指责中国隐匿新冠疫情,呼吁对中国展开国际调查,并要求世卫组织总干事辞职;
——美国反华议员:“向中国索赔”;
——美反华议员气炸:为什么口罩都是中国制造?
——美国反华议员阻止国会销售“中国制造”的纪念品;
——美国三名反华参议员要求候任商务部长表态:会不会将华为留在“黑名单”;
——美军最高将领被曝秘密致电中国军方后,美国反华议员要他辞职;
——2014年起,卢比奥和联邦众议员史密斯共同向美国国会提出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并会见黄之锋等港独分子,为乱港势力“撑腰打气”。
——中方制裁的美国11名官员有6个是国会议员;
……
欧洲:
——美欧英日澳等8个国家的18名议员近日组建了一个专门应对中共政权的“跨国议会对华政策联盟”(IPAC),并宣布将通过集体战略“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共同协调应对来自中国的巨大挑战”;
——欧洲议会:通过首份对台湾报告,建议欧盟驻台机构“正名”,将提升双边关系;
——欧洲议会压倒性冻结“欧中全面投资协定”的批准程序,呼吁欧盟制定对中国新战略;
——欧洲议会通过干涉中国内政的涉港决议,内容包括要求“废除香港国安法”、敦促制裁相关的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以及“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等;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指责中国政府对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强迫劳动”;
——欧洲议会:欧盟需要与美国结盟 以抵制俄中削弱世界民主;
——欧洲议会外交委员会通过应对中国新战略的报告草案,呼吁欧盟持续与中国就人权、气候变化、应对全球卫生危机等议题进行讨论,批评中共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侵犯人权行为,要求中共配合对中共病毒的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欧洲议会动议制裁香港官员;
——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制裁中国28条决议;
——欧洲议会压倒性通过决议,主动喊话美国结盟对抗俄中;
——欧洲议会以高票通过议案谴责香港《苹果日报》遭关停,并呼吁欧洲联盟成员国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欧盟以所谓新疆人权问题为借口对中国有关个人和实体实施单边制裁;
——英议会禁止中国大使进入;
——法国参议员代表团访台;
——瑞士国会议员:将推动进口台湾莲雾;
——欧盟以中国侵犯新疆维吾尔族人权为由,对四名中国官员和一个实体实施制裁;
——中方制裁欧方的10名人员有8个是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5人,荷兰议会议员1人,比利时议会议员1人,立陶宛议会议员1人);
——被中国制裁的欧洲议员4月8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研讨活动上异口同声地要让中国知道,他们不吃制裁这一套,也会持续关注新疆与香港;
……
如果说这是因为国家关系紧张所致,但国家关系即使不算坏时不也如此吗?即使号称“美中蜜月”、甚至有人喊“中美国”的时期,不照样闹出了《与台湾关系法》、动不动叫嚷取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促进李登辉访美、核间谍案、考克斯报告、“人权报告”等等吗?而且不光美国如此,其它国家也差不多。议会议员们不积极反华反共就算难得了。即使欧美之外跟中国关系不错的国家,好像也没见过几个议会议员对中国一贯热情友好的。
这就不免让人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这样?根源何在?
二.存在
“存在决定意识”。议会议员也不例外。其坚决反华反共的意识来自其存在。其存在有四大特点:只动口,不动手,大权大,不担责。
1.只动口:只跟人打交道——选民、金主、媒体、政客……从头到尾打交道的全是人。换句话说,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因此只需要改变人的主观世界的主观夸张。
2.不动手:议员的关键在“议”——议员动嘴,别人跑腿,光说不做,卖嘴治国,不亲自动手做事。
因为不做事,所以不直接跟客观世界打交道,不需要亲身参与改变客观世界的客观实践。
3.大权大:握有支配整个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
4.不担责:只对“程序正义”负责,不对实际后果负责——只要“程序正义”,不管后果多严重,哪怕捅破了天,议会议员们也不用担责任,更不会受到惩罚——美国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都弄砸了,但当初闹着要打的议员们什么责任也不用承担。
三.意识
上述四大存在决定了议会议员的如下意识:
1.靠意识形态吃饭,意识形态价值观第一
议员必须靠意识形态吃饭——只跟人打交道,全部运作都是用自己的主观夸张改变别人的主观世界推销自己。也就是说,全靠卖嘴拿话甜和人,即“狗掀帘子——全靠一张嘴”。这就离不开拉大旗做虎皮,包着自己,忽悠别人。这虎皮大旗只能是意识形态:要凭卖嘴改变无数素不相识、没有血缘关系、私人关系、商业关系、行政隶属关系之类的各色人等的主观世界、使之认同自己,要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冠冕堂皇地向他们拉票、筹款、宣传造势、谈判协调、攻击对手,使社会认同自己的存在价值、正义性和必要性,不靠在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大旗这法宝还能靠什么?
既然议员必须靠意识形态吃饭,既然必须以意识形态为自己存在的道义基础和理论根据,自然必须意识形态价值观第一,“政治挂帅”,时时、处处、事事以“政治正确”为标准衡量一切;自然不能容忍意识形态价值观不同的东西,更不用说意识形态价值观对立的东西了。
2.没有追求实事求是的迫切需要,也没有确保实事求是的客观条件
中国农民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孙子兵法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对靠直接跟客观世界打交道为生的人来说,脱离实际就无法生存,实事求是不是可有可无,而是生死攸关,不能有丝毫懈怠。
对只跟主观世界打交道、靠用主观夸张改变别人主观世界的人谋生的议员来说,是黑是白不重要,让人以为是黑是白才重要;是否是客观实际不重要,让人以为是客观实际才重要。这样的客观存在决定议员们:第一,没有把“实事求是”看成生死攸关、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大问题的迫切需要。第二,想实事求是也没有可靠的基础保障:不直接参与做事、不直接接触实际,既无法获得任何直接经验也无从直接获得第一手资料,只能通过报告、咨询、听证、通报等“二手货”乃至几经辗转的“N手货”去了解实际——你的“客观实际”要经过别人的“主观夸张”来实现,这样的架构本身就无法保证总是真正客观。即使汇报者力求客观,也难免存在主观判断误差的可能,何况“意识形态压倒一切”的大环境会导致“选择性汇报”“选择性询问”“选择性相信”……这一切决定议员们脱离实际很容易,确保实事求是很难。
3.随心所欲到处伸手,什么都要插一杠子
大权在握,为所欲为——握有支配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力这一状况决定议会议员可以挟议会令天下,横扫一切想管什么管什么。天下大事大概只有议会议员想不到的,没有议会议员不能过问的。
4.不计后果
既然不必负责,当然可以不计后果,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四.因果
把上述各项联系到一起,就不难明白为什么西方议会议员反华反共那么坚决,那么彻底,那么不择手段无孔不入。
靠意识形态吃饭的决不会认同不同的意识形态(顶多会有条件地部分容忍,但容忍不是认同。认同意味着否定自己的存在价值);对敌对的意识形态则连部分容忍都谈不上。
西方议会议员因为是吃意识形态饭的,所以不能容忍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中国的一切;因为脱离实际,所以不知道在今天猖狂反华后果会有多严重;因为大权在握,所以能把自己的意志强行变成国家行为;因为不担后果,所以有恃无恐为所欲为。
靠选票生存就不能违背统治阶级的主流舆论——可以随波逐流,可以火上加油,可以锦上添花,可以拾遗补缺,但无法犯众怒逆潮流挽狂澜于既倒。这就注定议员这号的只能在国强势旺、顺风顺水、可以仗势欺人的年头混得风生水起,一旦国难当头、人心惶惶、不知所措、需要独具慧眼、高瞻远瞩、力排众议、凝聚社会、扭转乾坤当中流砥柱的领袖级角色时,没有哪个议员能胜任。西方举世闻名的官员政客不少,如罗斯福、丘吉尔、戴高乐、默克尔、勃兰特、尼克松、基辛格、马歇尔,但举世闻名的议员有几个?好像就一个,还是臭名昭著——麦卡锡。再放眼西方,有几个议员写回忆录的?又有几个议员的回忆录能全球畅销的?如果是真本事真贡献,能是这结果吗?
议会议员想历史留名靠主观夸张卖力表演不行,唯一靠谱的办法是让自己的提案通过变成法律,好让人们把自己的名字跟该法案联系在一起(美国议会是谁的提案得以通过变成法律,就用谁的名字命名之)。能出名又不用担后果,当然只赚不赔,当然肆无忌惮,当然挖空心思绞尽脑汁无孔不入。想靠微博出名博眼球的人挖空心思标新立异无奇不有,什么荒唐事都想得出来;想靠提案出名的议员挖空心思标新立异无奇不有,什么荒唐提案都敢端——难怪连基辛格都曾说,美国国会可以通过决议宣布地球是方的。
只需要主观夸张不需要客观实践、权力大又不担责任,对于文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理想的行当了。在这个领域没人能竞争得过他们,难怪西方议会议员绝大多数都是文人,尤其是学法律政经的文人。过去中国文人靠耍笔杆子通过科举入仕途,如今西方文人靠卖嘴皮子通过选举入仕途,形式不同,本质差不多;文士劣根性的那一套其实也差不多——揭露中国仕人的名作有《儒林外史》,揭露西方议员的名言有马克·吐温的“美国国会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后被迫登报道歉曰:“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子养的”)。西方议会议员一脸的道貌岸然、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丑闻早就不稀罕了,在议会中破口大骂大打出手也不是新闻。
所有这些加到一起,结果就是西方议会议员反华反共跳得最高,不管实际不实际,不管后果多严重,什么荒诞不经的幺蛾子都敢往外端,只有想不到,没有嚷不出——看看西方议会议员的样子,不难想象中国文人公知得道成精会是什么德性。
五.说明的问题
(一).吃意识形态饭的人决不会认同敌对的意识形态
对吃意识形态饭的人来说,不要说认同敌对意识形态,就是不同的意识形态都决不能认同,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存在价值——神父能认同可兰经吗?和尚能认同旧约吗?阿訇能认同圣经吗?如果认同了,还能继续当自己的神父、和尚或阿訇吗?同是有神论的宗教之间尚且如此,何况敌对的意识形态之间——认同了敌对的意识形态,还怎么吃自己的意识形态饭?因此吃反华反共饭意识形态饭的人决不可能认同爱国爱党的意识形态。
(二).吃意识形态饭的人脱离实际又掌握权力且不承担后果,结果必是灾难。
决策者同时具备以下四条必祸乱天下:
1.主观唯心
2.脱离实际
3.大权在握
4.不担后果
——主观唯心就不可能接受任何不同见解和信息,就排除了从主观上避免错误的可能。
——脱离实际就不可能实事求是,就排除了从客观上避免错误的可能。
——不担后果就排除了通过反面教训避免更大错误的可能。
——大权在握就能将错误强加于人。
四条具备,排除了避免错误的一切可能——主观因素、客观因素、反面教训因素,只剩下用权力把错误强加于世。能妨碍在通向深渊之路上一往无前的因素全部排除,剩下的只能是灭顶之灾。
吃意识形态饭的人脱离实际又掌握权力且不承担后果,就满足了这灾难四要素:
吃意识形态饭的无不自认有真理。是否真是真理且不论,只要脱离实际,真理再真也不再是真理,而是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过头一步就是谬误。这一步就是理论与实际的联系。
枪需要校枪,炮需要校炮,雷达需要校飞,计量仪器需要标定和校正,车船飞机需要校正方向……所有这些都是用客观存在校验主观认识、让主观认识服从客观存在而不是相反。不承认这条,硬要让客观存在服从主观认定,自己说哪里是南哪里就必须是南,结果就是南辕北辙,手段越先进跑得越快结果越糟。机器如此,真理同样如此。只要脱离实际,真理就不再成立——原则理论再正确,用错了地方用错了人照样是灾难。比如,认敌为我或认我为敌,“不审势则宽严皆误”。之所以会错,关键在于脱离实际。
吃意识形态饭的脱离实际、大权在握又不担后果导致大灾大难的例子比比皆是。比如:
美国在阿富汗打了20年,最后还是铩羽而归——用了20年才知道打不赢,这究竟是在阿富汗一线的美军打了20年仗才知道了实际情况,还是美国大权在握、脱离实际、不担责任的吃意识形态饭的大佬为意识形态的需要不顾实际情况用权力硬逼着死撑到底?
这种情况在美国不是第一次:介入朝鲜战争的理由是意识形态;3年朝鲜战争中有两年为战俘问题纠缠的理由是意识形态;介入越南战争的理由是意识形态;出兵巴拿马、格林纳达、科索沃、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的理由都是意识形态。华盛顿吃意识形态饭的大佬们为了意识形态的需要就拍板,其它什么也不管,谁敢根据实际情况唱反调就用权力给谁扣上一个意识形态的大帽子——当年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国会流露出对扩大轰炸北越的效果有怀疑,马上就挨了当头一棒:“部长先生,我对您的话感到异常失望。我认为它会令共产主义者们感到欣慰。这是对共产主义退让的言论,这是一种失败的言论。” 结果:美国政府官员明知越南战争打错了、打不赢也没人敢反对,惟恐被戴上“谁丢掉了越南”的罪名,直至在越南大败而逃。而美国事后却把越南战争的失败归咎于媒体——媒体把战争实况报道得太多才激起反战运动,被迫撤军。从此美军严控战地报道,顺便也压制住了一切反调。美国在阿富汗耗了20年、一线军人明知这场仗赢不了也不见有谁敢公开唱反调,原因恐怕在此。
为什么美军参联会主席在2020年大选前后两次与中国军方通话,向中方保证美国不会攻击中国?为什么早在1987年同样是美军参联会主席为了防止意外战争而跟苏联军方建立了联络机制、直接跟苏联总参谋长联系?为什么朝鲜战争时美国军方和政府明知苏联空军秘密参战却缄口不言、唯恐闹到国会?显然美国直接跟客观世界打交道、了解实际情况的军政人员自己也知道国会那帮吃意识形态饭的老爷既脱离实际又不负责任,唯恐这群猪队友脑袋意识形态发热抽疯闯大祸。(一群疯子的“民主”与一个疯子的独裁的区别,跟砍头还是上吊的区别没什么本质不同。)
六.对中国的警示
不能让吃意识形态饭又脱离实际的人掌权,更不能让这样的人掌权而不担责任;不能让吃敌对意识形态饭的人占据意识形态的工作岗位
“吃敌对意识形态饭的”=“吃意识形态饭的”+“敌对”
——吃意识形态饭的:
以跟人的主观世界打交道为生,以上层建筑领域行业为业——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宣传、教育、文学、艺术、宗教、哲学……主要是各类人文类知识分子(或曰文人)。
——敌对:
任何主动的带有敌意的言行——枪口所向、矛头所指、刀锋所对、攻击污蔑、否定贬低、造谣诽谤、幸灾乐祸、冷嘲热讽、挖苦贬损、揶揄鄙薄、歪曲刁难、借题发挥、含沙射影、指桑骂槐、旁敲侧击、挑拨离间、危言耸听、为同类敌对言行摇旗呐喊、站台助威、喝彩叫好、点赞转发、辩解开脱、安慰打气、赞助募捐……
“不让吃敌对意识形态饭的人占据意识形态的工作岗位”,意味着不允许任何认同反华反共言行的吃意识形态饭的人,尤其是文人,占据党的意识形态岗位。
道理很简单:
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人,如果对反华反共意识形态的东西有任何认同,那就足以证明此人是吃反华反共意识形态的饭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让这样的人来做,纯属开门揖盗的自杀行为。对于这类吃反华反共意识形态饭的人,必须从党的意识形态部门清除出去。
有人说,“这是打击不同意见,破坏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侵犯人权”
基督教会让和尚当神父吗?会允许用佛经做弥撒吗?伊斯兰教会让拉比当毛拉吗?会允许用犹太法典解释可兰经吗?佛教会让红衣主教当寺庙住持吗?会允许用圣经做法事吗?从来没见人把这说成“打击不同意见、破坏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侵犯人权”,为什么爱国爱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让吃反华反共意识形态饭的人来做就成了大逆不道?
又有人说,“一时错误,改了就行,何必大惊小怪。应该包容。”
两军对垒时站在这一边,跟敌对的那一边就是你死我活的敌我关系。真刀真枪物质世界的有形战场如此,唇枪舌剑意识形态的无形战场同样如此。
在意识形态两军对垒的战争中站到敌对阵营,不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可能是一时的错误,可能是认识问题,可能改变,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则决不可能是一时的错误,决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根本的立场问题,决不可能改变。
不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的生存跟具体的意识形态没有必然联系——不管信佛信道信上帝信安拉,做工务农经商搞科技的自身规律都不变。既然没有必然联系,那就没有主动选择某具体意识形态的内在需要,信不信、信什么都取决于外在环境。换句话说,是外因导致的被动的接受而不是内因导致的主动的选择。既然是外因导致的被动接受,则外因变了立场就可以改变,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可以脱胎换骨从头再来——昨天是“国军”,今天就可以调转枪口成为“解放战士”。
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的生存跟具体的意识形态彻底交织在一起,一分扯就要命——让和尚只准靠布道圣经吃饭,还让人家活吗?吃意识形态的饭,价值观是自己主动选的,完全出自内心的认同,一切选择来自内因的驱动,外界因素只能影响表达方式,改变不了内在实质,否则只会被动接受,不会主动积极散布传播。同样反华反共的言行,不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不一定是自己主动的选择,靠意识形态吃饭的人一定是自己主动的选择。其意识形态的大构架走向已经定型,具体的反华反共言行不过是整个机体的笔迹、指纹和DNA,一个样本就足以鉴定出整体本性。这样的人只有改变别人的价值观,没有价值观被人改变的份。所谓“一时错误”既非“一时”,也非“错误”,而是根本立场,根深蒂固,本性难移,让这样的人不但要接受一贯敌对的意识形态的结论,不但要把原有的价值观一笔勾销,不但要积极主动地宣扬传播曾被自己极端仇视的价值观的一切,而且还要宣扬得有专业水平,让不信的人皈依,让普通的信徒叹服——这可能吗?见过“解放战士”,见过“解放政委”吗?——昨天是“领袖”、“三民主义”、“堪乱剿匪”头头是道国民党政训官,今天就成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人民服务”义正词严的共产党政委——天下有这样的戏法吗?
拿破仑说,“一切不道德事情中最不道德的,就是去做不能胜任的事情”。让吃反华反共意识形态饭的人去从事爱国爱党意识形态工作,就是让人去做不能胜任的事,就最不道德的。
有人不承认这种“不能胜任”,一口咬定吃反华反共的意识形态饭的也能干爱国爱党意识形态的工作——先反华反共,再宣称“爱国爱党”、“第二种忠诚”。这种逻辑用鲁迅的话说就是:“军歌唱后,来了恋歌,道德谈完,就讲妓院”。对这种假戏真作,毛主席早有揭露:“有些演员演反派人物很像,演正派人物老是不大像,装腔作势,不大自然”。
不过话说回来,假定真有人佛经、圣经、古兰经、三民主义、“普世价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样样精通,门门吃透、烂熟于心,一开口哪样都能头头是道、雄辩滔滔、理直气壮、点水不漏、无可辩驳,让人五体投地、折服皈依……这样的活神仙就算有,谁敢信?信他什么?谁敢依靠?依靠来干什么?
结论:吃意识形态饭的如有反华反共言行,则属于根本立场问题,即使表示悔过也不可能具备从事爱国爱党意识形态工作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