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龙：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演变看百年未有之“变”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这一大变局构成了我国迈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国际背景。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一大变局、服务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我国对外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

　　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部理论来自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列宁把政治经济学视为马克思主义“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上述论断，强调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和方法，对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演变过程加以梳理和分析，并在这一基础上分析其对我国外部环境的影响和相应的对策选择。

　　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演进的三个阶段和主要特征

　　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大致可以分成三大阶段。

　　第一个是资本主义原始阶段，也被称为古典资本主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资本原始积累。资产阶级对内以“跑马圈地”等手段，把大量农民从对土地的依附关系中驱赶出来变为产业工人，也把大量土地资源释放出来用于工业发展。对外主要是扩张殖民地，进行资源掠夺。《资本论》把生产要素分为资本和劳动两大类。当时，土地以外的机器等资本的发育尚处于初级阶段，主要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和劳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揭开了资本主义的“秘密”和规律。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本家主要利润来源就是通过延长工作时间、降低工资等手段榨取剩余价值，出现了大量血汗工厂。

　　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出现了寡头和垄断，对外进行野蛮侵略和掠夺，获取超额利润。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了大航海以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国家就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展开争夺，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埋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种子。对内剥削，对外侵略，这就是原始资本主义阶段，也是野蛮资本主义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资本主义进入改良的社会民主资本主义阶段。时间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社会民主主义思潮涌现，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资本主义改良主要有三大动因：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革命。资本主义的野蛮生长导致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矛盾积累深化，出现了巴黎公社运动以及层出不穷的工人阶级抗争。二是两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国家要让人民去参加战争，当战争炮灰，就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战争结束后还不得不帮助他们重返社会，以维护社会稳定。三是外部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兴起，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从外部给资本主义形成了强大改革压力。

　　第三个阶段是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其主要标志是撒切尔夫人在英国、里根在美国分别执政，开启了美欧宏观政策调整的新时期。供给学派、货币主义等理论流派兴起，减税、放松管制、减少政府开支成为政策主流，并形成了所谓“华盛顿共识”。大家都批评那时的政策是“劫贫济富”，即试图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同时减税、放开管制。

　　里根政府实行了大幅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政策，但由于福利制度多有刚性，这为后来的高赤字、高债务问题埋下了伏笔。撒切尔夫人上台后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打压工会，打破工会在当时英国社会对政治权力的牢固控制。从那之后，英国的工会虽然还存在，但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开始走向衰落。德国在这一时期也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劳动力市场制度实行改革，政治生态开始右转。

　　这一时期在国际上发生了相距10年的两件大事：一个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苏东剧变，一个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苏东剧变特别是苏联解体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通过自身的改革努力，开始积极主动、逐步地、完全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了国际经济发生的变化，在深度融入全球化过程中实现了发展。

　　中国抓住了这一轮全球化的机遇，逐渐成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中坚力量。这轮全球化浪潮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达到顶峰。这时候的世界市场已经是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市场，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与此同时，新的技术革命悄然拉开帷幕。信息网络技术的兴起和普及，日益深刻而全面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些因素共同迎来了全球化的第三个高潮。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物极必反。首先，全球发生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但真正的、深层次的、全面系统性的危机出现在约10年之后，经济全球化本身从根本上遭遇质疑和挑战，出现了所谓的“反全球化”“逆全球化”“脱钩”“平行体系”等论调，并迅速向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政策层面渗透、扩散，逐渐成为新的主流和政治正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首要的原因是，从2000年到2020年20年的时间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东升西降，中升西降。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这一过程更是加速演进。

　　从发达国家内部来看，其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美国的中产阶级在经济扩张阶段主要来源是产业工人，随着制造业衰落，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逐渐萎缩。很多发达国家财富分配不均都是普遍现象。

　　技术进步推动收入、财富分配变化。世界经济经历过产业升级过程，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按照传统的古典经济学，生产要素就是土地、劳动、资本，不包括技术因素。但是技术的进步使得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业态和增长的动力都发生了变化，技术作为一个独立变量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受其影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的统计，劳动在一次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在发达国家普遍呈现下降趋势。

　　财富创造方式发生重要改变。当代资本主义正在从金融资本主义为其最主要的特征，向金融资本和技术精英共同主导转变，掌握技术且能够搭建平台者成为造富最为迅速的一个人群。随着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普遍应用，劳动与价值创造日益脱节，增长与就业日益脱节，财富分配中的不均等也会日益严重，这将导致社会分化继续并加速发展。

　　其次的原因，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早期的货物贸易带动了生产开始在全球布局，这意味着生产要素在全球配置，定价不再由一国决定。经济学认为价格由边际决定，全球化发展使得包括劳动在内的生产要素和商品的价格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均等化。发达国家工资上升停滞，与全球化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有直接联系。此外，中国打破了发达国家在很多产业的垄断，发达国家不再独掌定价权，全球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近年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试图通过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将通货膨胀率提高到接近但不超过2%，但始终无法实现。该现象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压低了全球价格水平。这是全球化使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在全球延伸，全球产业转移推动全球就业和财富转移的一个反映。

　　此外，还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具体因素亦不容忽视：

　　一是产业工人队伍萎缩。产业工人和工会在西方政党政治中曾扮演重要角色，但随着全球化产业转移，西方发达国家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萎缩，服务业成为支柱产业。传统制造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产业工人在流水线工作，组织纪律性较强，工会的覆盖面广，为其政治组织和动员能力提供了强大的基础。随着传统制造业的萎缩，产业工人数量减少，服务业从业人员大都分散工作，组织纪律性较弱。这意味着低收入群体的政治组织能力和政治动员能力大大削弱，难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形成和发挥统一的力量，也难以维护和实现自身的权益。而那些资产阶级政党、政客们，也因此能够公然无视这一群体的利益和诉求，而不需为此付出代价。

　　二是左翼政党的蜕变，皮凯蒂称之为“婆罗门化”。当今西方左翼政党与曾经的左翼政党已不可同日而语。以欧洲为例，英国工党以产业工人为群众基础的时代已经不再，欧洲大陆国家政治中间位置多已被中右翼占据。曾经，美国民主党的群众基础是工人和基层民众，共和党的拥护者则为大商人、大资本家。如今这一格局已被颠覆。以失业中年白人为代表的底层民众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选举中最大、最稳固的基本盘，“高大上”的华尔街精英群体反而成为民主党的拥护者。美国新一届总统拜登无论在其竞选还是执政纲领中均将为美中产阶级服务、重塑美中产阶级、扩大中产阶级群体作为核心政策目标。民主党认识到，中产阶级是其群众基础和权力来源，如果这个群体不断削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民主党就无法有效执政，也无法在今后的选举中保住执政地位。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对我国外部环境的影响

　　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演进带来的世界格局的变化，这些变化又对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产生哪些影响，基于上述梳理，可以做出这样的主要判断。

　　第一，西方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正在激化且难以调和，一度被掩盖的阶级矛盾再度突出，原有社会契约已被打破，社会面临重构。“美国梦”中所谓的努力工作、足额纳税即有机会改善生活环境、改变社会地位的公式已经不再有效。不仅美“铁锈地带”传统制造业工人“美国梦”破碎，美国国内白领岗位也正在消失，这进一步撼动了社会根基，造成社会的严重对立和撕裂，且在疫情中被进一步放大。欧洲国家也面临创新不足、增长动力减弱、移民冲击其社会结构的难题。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将加速美欧社会的深度解构。美欧均需重构新的社会契约，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持社会稳定。从这个意义上，美欧均将迎来“后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但能否以及如何找到新的均衡点，仍待观察。

　　第二，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不可避免地在其对外战略中有所反映。可以预见，在相当长时间内，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将围绕转移矛盾、维持主导权、保持竞争力展开。这些变化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与动因，绝非一人、一党或一时、一事之变。

　　第三，在这一过程中，快速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被西方国家视为对其竞争力和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也成为其转移国内矛盾最方便的替罪羊，因而也成为其最主要的防范、遏制、打压对象。中美关系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会处于不稳定、不确定的状态，并很可能将是一种常态。中美之争已成为牵动国际关系的一条主线，中美关系不稳定也会增加整个国际体系的不确定性。

　　第四，西方国家国内问题促使其对外经济政策发生根本性变化，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带来重大影响。

　　一是方向之变。美欧二战以后在国际经济治理上的基本政策取向是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市场开放和融合，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这是其当时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竞争优势和主导地位以及以此为依托为资本扩张开路的需要所决定的。但以特朗普上台为标志，美欧政策基本取向从市场开放逐渐转为保护主义，自由贸易正为所谓对等和公平贸易所取代。全球经济治理规则机制体系面临重塑在所难免，国际竞争规则和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变革亦在所难免。

　　二是重点之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已成为国家间竞争、国际格局演变的最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与此相适应，围绕科学技术的竞争、争夺甚至对抗日趋激烈，相关规则和机制成为全球经济治理博弈的一个新焦点。交流、合作与保护、封锁并存，交织的局面势必成为新常态，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推动一定程度的“脱钩”、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卡脖子”在所难免。

　　三是格局之变。南北国家在发展空间上的矛盾冲突难以调和，围绕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制约和反制约的斗争将长期存在。与此同时，不同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间的竞争、斗争有日益凸显之势，东西矛盾呈现新的时代特点。美国不遗余力地首先在西方阵营内，同时也试图在全球范围拼凑民主国家联盟、大搞价值观外交。不同制度国家之间能否及如何共处共赢成为全球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美国等西方国家打着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旗号推动产业回流为重点的重新布局。在此背景下，联合国以及世贸组织等全球性的协调机制均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挑战和困境。区域平台和机制作用上升，形形色色的甚至是排他性的“小圈子”大行其道。

　　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主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外部环境总体是较为确定的。世界经济在多种因素推动下经历了一个较快、较长的扩张期，国际经济治理总体保持了开放融合的方向，我国同主要发达国家的关系虽然历经起伏，但总体保持了向前发展的势头。我们通过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融入世界经济，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现了持续、快速的发展。但从现在来看，这些有利条件不同程度地均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也构成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后一个时期，我们将面对更多逆风逆水的外部环境，必须做好应对一系列新的风险挑战的准备。面对新的风险挑战和重大变化，我们要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深入参与和积极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区域经济合作，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与各方的友好合作关系，为我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营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第一，坚定保持定力、信心不动摇。我们既要充分认识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美国主导的西方社会围堵、打压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充分认识其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充分认识我们自身存在的短板。我们更要看到我国在制度理念、综合实力、产业和市场上的巨大优势，看到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塑造力上的明显提升，看到我国在国际上占据道义制高点、得道多助的客观现实，坚持走好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不跑偏、不松劲。

　　第二，坚定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不动摇。向国际社会讲清、讲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是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与共的客观描述，也是应对共同特别是全球性挑战的有力武器，更是多边主义的最高体现和国际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将这一理念主张具体化、领域化、行动化、指标化，充分释放其巨大生命力。

　　第三，坚定把握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不动摇。外部环境的变化，需要我们对发展模式和路径做出必要调整。在保持和扩大开放的同时，加紧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尽快补足在关键领域、关键环节、关键要素上的短板，增强发展的自主性、安全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并以此为依托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

　　第四，坚定构建有利我国发展的国际规则、机制、秩序环境不动摇。坚持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变革和积极构建于我有利区域合作格局两条腿走路，力争两者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坚持责任权利义务相统一的原则，在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同时，以动态、发展的观点灵活处理在不同领域、不同机制、不同阶段的具体待遇问题，始终保持主动，确保我发展空间，实现我整体、根本利益的最大化。高度重视科学技术、气候变化等领域的规则演变，加大人员、资金和机制保障。

　　第五，坚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动摇。“一带一路”倡议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新的更加平衡和更加富有活力的国际经济循环体系、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关键一招，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积极反响。共建“一带一路”将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实保障和强大助力，新发展格局的展开也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强动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

　　第六，坚定斗争精神与斗争艺术相统一不动摇。在根本、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上，发扬斗争精神，以斗争求合作；必要时敢于亮剑，果断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同时，讲求策略，力求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把握时度效，始终聚焦主要矛盾。以可亲可敬可信的方式讲好中国故事，争取国际上最广泛的理解认同和支持。

　　（作者系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学习时报”，原载《学习时报》2021年10月29日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