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金靴：为什么国家要开始力度空前的反垄断？

　　昨日上午，国家反垄断局在北京三里河东路8号正式挂牌成立，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三里河办公区同楼。

　　在2018年春天的大规模机构改革之前，国内反垄断执法工作是在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的领导下，由商务部反垄断局、国家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局三个机构行使职能，一直存在多头执法和执法标准不统一的问题。

　　这一次的挂牌是一个新的开始，四天前时，人社部网站就发布了消息：由甘霖（致公党成员）任国家反垄断局局长。2015年工商总局曾发布《关于加强网络市场监管的意见》并成立网络市场监管工作领导小组，今天这位甘局长就是当时的组长。

　　国家反垄断动作升级，缘由自然是现实需要。

　　既是调控当下，也是铺路未来。

　　去年底以来，中央已多次对外表态务必要“强化反垄断，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今年3月15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特别提及：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增强监管权威性；至提出“三次分配”“共同富裕”的十次会议，也再度强调反垄断的急迫性。

　　甘局长日前表示，接下来会推动加快《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加大“两反”监管执法力度。

　　力度指向哪里，甘局长直言不讳：“民生、金融、科技、传媒等领域的经营者，会集中审查，防止‘掐尖式并购’，推动形成大中小企业良性互动、协同发展良好格局。”

　　结合甘局长的发言，再来看同样刚刚在北京揭牌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职能：

　　一张偌大的棋盘，出来了。

　　矛头所指，相当清晰。

　　北交所的意义就是帮扶中小企业，让国内金融“去财阀化”、“去外域化”。

　　现在我国的几家互联网巨头及其背后的洋人势力都在被国家打，小企业靠什么融资？转向民间！

　　从依托买办，到真正的依托“内循环”。

　　从前，中小企业融资一律靠那帮大财阀，就集中在那么三四家，几乎所有创业公司的梦想不是什么做大做强，而是期盼着“有朝一日可以被BAT收购”……

　　这就导致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成了那几只巨兽的伊甸园，几乎每个独角兽的背后都是那几家的影子，阿里巴巴，腾讯，红杉，高瓴……个个垄断得盆满钵满。

　　现在国家坚持打买办、打垄断，那么打完之后呢？

　　毛主席说过：“我们不但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

　　北交所，就是血雨腥风后的建设。

　　“血雨腥风”，这绝不是夸张，自反垄断法颁布实施以来，执法机构共查处各类垄断案件741件，罚没316.84亿元，审结经营者集中案件近4000件。

　　我查看了一下今年国考的招考计划，市场监管总局拟招录33名公务员，其中反垄断司局竟然独占18人，占现有执法人员约三分之一。

　　反垄断执法方面的编制得到大幅度增加，说明反垄断执法力量会进一步扩充。

　　甚至，已有传闻反垄断机构将迎来改革，反垄断局可能会升级副部。

　　这都让达摩克利斯之剑的重量和力度空前，同时也表明了中央反垄断决心的背后，是不得不反的严峻现实。

　　根据2012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家庭年收入的分位数（即将数据由低至高排列，小于该数的数据占总体的比例达到时最终落到的数）：

　　10%：3000元

　　20%：5200元

　　50%：20000元

　　80%：41500元

　　90%：50000元

　　简单点说，如果你2012年左右月收入4000元，你就已经差不多打败全国90%的人了——是不是很震惊？然而这就是现实。考虑到这是家庭收入，严谨到个人的话还得除以2、除以3。

　　比例大致如下：

　　年收入少于10000元：27.60%

　　年收入多于100000元：3.33%

　　这是2012年的报告，数据多为2011年的统计数据，十年前如此，那么今天呢？有人可能会说：“GDP增长好几倍，这个工资数据也得增长……”

　　话是不假，2011到2015年，我国GDP增长就达1.33倍，但是由于杠杆等一些垄断企业的虹吸效应，事实的工资民态绝非如此。

　　举个简单的例子，2014、2015年左右，中国互联网界涌入大批“创业者”，扎堆进入O2O行业，西装革履、抱着PPT疯狂融资。

　　然而仅2015一年，汽车、社区、旅游、教育等16个领域近300家O2O公司倒闭关门、近1300家P2P平台消失跑路——这是成千上万打工仔的噩梦，却是圈地跑马者一夜暴富的“黄金期”。

　　这股风也刮到了我熟悉的足球领域，自2015年开始中国足坛进入前所未有的“金元时代”，各地没什么实力的小企业家也要投身足球、贩卖概念、拉拢资金、绑架裹挟中央的《足改方案》、鼓吹“上头重视足球”。

　　然而现实呢？中国足坛的底层在近两年陷入了空前的欠薪潮、解散潮，大批球员失业、领不到工资。

　　根据《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5》显示，三十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指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2015年的0.45，已经超出0.4的警戒线。

　　而家庭财产基尼指数则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占1%左右。

　　垄断企业可以依靠建立生态闭环（与竞品设置外链墙壁）、频繁更新迭代员工（35岁自动离职）、收购稍有冒头的小企业，实现一劳永逸的躺赢。

　　但是小企业和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工，他们的生存成了无人问津的“万骨枯”。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我国市场主体达1.4亿户，建立一个规范、公平的市场环境的呼吁逐渐高亢。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规模已超GDP的1/3），此时垄断财阀的负面作用就愈发明显。

　　应该来说，以阿里巴巴这样的龙头互联网财阀为例，在创业初期，阿里确实是带有一丝“屠龙少年”的味道的。

　　马云的“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银行不改变那我们就改变银行”的态度，确实变革了旧时代被官僚主义笼罩的传统金融服务业，以及死气沉沉、交易成本居高不下的传统零售业。

　　过去，全国银行系统还没有实现 7*24 小时转账，更别提网上支付。银行账户系统沿着“中国央行 — 商业银行 — 储户”的顺序逐级建立，十分低效。

　　待到实时、零手续费转账的支付宝开始运作后，逐渐倒逼着银行被迫做出支付体系升级。

　　今天中国的银行转账普遍能做到跨行零手续费实时转账，而美国的银行仍旧一笔转账扣掉10美元之多。

　　不得不说，这确是阿里巴巴、支付宝为中国做出的贡献。

　　但问题在于：“屠龙少年变恶龙”的故事似乎总是历史的主流……

　　当阿里拿到了电商的巨幅市场份额之后，在产品创新领域的投资欲望开始肉眼可见地远低于其建立护城河的投资倾向。

　　从外卖到快递，从共享单车到社区团购，财阀的触角无所不达，只为获得垄断的地位和安全感。

　　互联网巨头通过垄断控制很多公共领域，实际掌控了海量用户、实时数据和巨额交易，已大大超越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实力与能力，在具备很多突破国家治理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拥有了了超越国家权力的能力，比如超越国家政权的社会动员能力……

　　同时，更恶劣的地方在于：将资金放到金融领域、玩钱生钱的滚利游戏，而非投资到高新科技研发与工业/制造业，这已经成了大腹便便、无欲无求的互联网巨头们的共识。

　　支付宝作为阿里巴巴/蚂蚁集团的核心产品，运作了七年后才拿到支付牌照，这七年是支付宝改变中国人消费习惯乃至生活习惯的七年，但须看到：这期间支付宝也一直在尝试彻底绕开银联，建立独立王国。

　　蚂蚁的余额宝，上线大半年就吸走5000亿规模的资金，直接冲击银行储蓄，在出现大半年后也就是2014年2月份春节左右，银行居民活期存款同比大跌 6706 亿，而以余额宝为代表的货币基金同比规模增长了近 1 万亿。

　　四年后，监管部门开始限制余额宝的规模。

　　至于蚂蚁的花呗/借呗，杠杆游戏的秘密去年路人皆知，最终被中央点名勒令停止上市。

　　去年末，阿里巴巴的现金储备达到3000亿人民币，腾讯则超过2200亿人民币，这已经远超出一家企业常规需要的现金流红线。

　　这只能说明，头部财阀自身遇到了“边界”，并驱使其走向保守。

　　这时候，就必须由政府出场。

　　何为“边界”？

　　去年11月在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显示，全世界人口75亿人，网民数量已经达到45亿。

　　刨除非互联网人群的老人和孩子，以及非互联网范围的落后国家，当前不论是中国、美国、还是其他任何一个互联网国家地区，「互联网人口」已经抵达了边界，扩张到了一定的阈值。

　　所以，此时留给中小互联网企业的创业空间是极其狭小的，与之相随的是中小互联网企业的抗风险能力、抗并购能力、抗价格战能力都已极度羸弱。

　　如果说打工人“躺平”的深源是困于阶级固化的无力感，那么中小企业“躺平”（等着被巨头收购），同样是困于市场阶级固化的破垄断无力。

　　我微博之前有个粉丝就发来这样一条评论：

　　这种想法，实质与此前马前卒“无产阶级必须对自己狠一点”的反动论调是极为相似的，都是理想主义的想当然。

　　现在真要聚集一伙人，也开发一个外卖app（这不是什么难事），那结果只能是：你还没占领1/5你所在小城市的市场、日活量还没达到百人，现有的巨头财阀就会闻着味儿，一手胡萝卜一手狼牙棒得来找你谈判了：“兄弟，要么我收购你，要么我大量发行代金券玩死你，你选一个吧！”

　　无产阶级拿什么和巨头斗？

　　人家和你打价格战，你打得起吗？菜农们是怎么被社区团购那帮财阀给玩死的，还不清楚吗？

　　不准人家抱怨“蛋糕分不到手里”，还命令人家“有本事自己去做蛋糕啊”——可是做蛋糕的奶油、面粉、模具，全都已掌握在巨头手里，你要么放弃，要么归降。

　　一没罢工权，二没扩张权，打工人和小企业拿什么与巨头们斗？

　　正因如此，某些「奋斗B」乐于跪在资本家膝下鼓吹的“你讨厌996你可以辞职啊”，这种言论完全是无解的。

　　连初中的教科书都给出过答案：“工人看似有签订契约的自由，但是他们不受雇于这个资本家，就得受雇于那个资本家，饥饿的威胁使他们无法摆脱被资本家雇佣、受资本家剥削和压榨的命运。在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所谓雇佣双方的契约自由，对于工人来说，是徒有虚名的。”

　　这段话也可以变种：“中小企业看似有自主创业的自由，但是他们不被这个巨头收购，就得被那个巨头收购……”

　　这正应了马克思的话：“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

　　僧多粥少，在就业层面，挤压了打工者群体就业空间的同时，给予了资本加大剥削和“择怂录用”的底气；在创业层面，挤压了创业者创造增量难度的同时，给予了资本加大并购力度的底气。

　　至于这帮肆意兼并的垄断巨头是怎么产生的，这我就不多说了……就如同讨论罢工权和游行权是怎么、又是为什么在80年代被取消的一样让人失语。

　　五年前，各种外卖/电商App是科技前卒；五年后，外卖/购物功能竟然还是它的主业——用来为其金融信贷聚集用户的主业（现在是不是点个汉堡也能被引导跳转到借款界面？），这已经说明各家垄断巨头的科技性在下降了。

　　布雷弗曼说过：“技术的进步非但没有改变无产阶级的命运，反而成为了限制无产阶级的新枷锁。”

　　即便不说阶级情感，就是从生产力角度，「垄断」这种巨头形态也应该被抛弃和消灭。

　　去年秋天，央行和银保监会在马云发表外滩宣战宣言十天后，正式发文限制小贷公司规模，直接影响蚂蚁集团四成收入来源，并与证监会、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约谈蚂蚁集团核心高层。

　　隔天，上交所叫停了蚂蚁的全球最大IPO计划。

　　阿里巴巴通过淘宝天猫等电商的信息数据捕猎和生活方式渗透，十亿级别体量的国民生态被一个民营财阀掌控，其所谓的所有“金融创新”都是建立在庞大的数据采集+推送（利用算法，精准洗脑，刺激消费，纳入私库）的往复，以及由此衍生的恐怖的基础资金。

　　而这份资金，比如蚂蚁集团这个形似科技公司实为放贷公司（微贷收入占比高39%、利润占比70%）的天量利润，从何而来？

　　事实不过是商家成交金额里尚未提取的财额，蚂蚁慷慨放贷、把别人的钱先转到杨白劳们的手里，在银行卡停留几秒，又洗脑刺激你消费、很快又通过在淘宝天猫的购物，钱又到了蚂蚁手里。

　　如此一来，财阀旗下的电商增加了销量、旗下的贷商扩大了贷款，自己则坐收利润和利息。

　　这不是“一本万利”，这是“无本万利”。

　　垄断，就是这么依靠滚雪球般的资金滚累而形成的。

　　注意，这其中尚且有一个环节是要经过银行卡，但是去年10月在外滩，寡头连银行卡这道程序都不想走了，他要踹开国家银行和国家金融监管，把国民变成他的国民。

　　“把国民变成它的国民”，这句话用来形容寡头们的野心同样一点不夸张。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你的QQ/微信/微博/支付宝账号，归属权并不属于你自己，而是平台方！去看两眼注册账号时必须勾选的“用户协议”吧……

　　不论是阿里还是腾讯，都在使用“竞品平台不允许自家平台账号注册”的防火墙手段，这亦是典型的数据垄断。

　　试问：中国移动的号码会无法拨通中国联通的号码吗？

　　过去许多公知喜欢偷换概念控诉“国企央企才是垄断”，如若央企真的垄断，那么拥有硬件基础网的电信是不是可以在阿里创业初期就直接没收线路、自己创立电商、碾死马云呢？

　　寡头们发展到今朝，底气恰恰就是在手里握有十亿人的信息数据，以及这十亿人数据背后总额4000亿的现金和118万亿的数字支付交易规模。

　　截至去年外滩演讲时，蚂蚁集团联合金融机构已放贷2.1万亿，约合全中国两年的个人所得税税金，远远甩开招商银行的消费信贷规模。

　　所以，马先生胆敢在阴云密布的沪上，理直气壮地高声怒斥《巴塞尔协议》。

　　恰如三十年前莫斯科的那帮人，对着软弱无能的戈尔巴乔夫高声怒斥“苏联宪法第6条”，又如一百多年的洛克菲勒在听闻拆分处罚判决时傲气地说：“Judge Landis will be dead a long time before this fine is paid.（不等交完这笔罚款，法官兰迪斯就会完蛋！）”

　　这个时候，3万亿的蚂蚁市值也无法让寡头满足，金融野狼对实体经济/传统制造业的厌恶、蔑视、践踏，不过司马昭之心。

　　前年时，《中国金融稳定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债务分布已严重不均，部分低收入家庭的负债率反而更高。

　　连蚂蚁集团自己也在招股书中称，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人背负的消费贷款规模约占现金和存款的14%，这个比例大约是日本的3倍。

　　互联网借贷或许补充了传统金融业务的不足，但过渡借贷、产生群体性坏账的风险更加骇人。

　　“我给美国人带来了光明、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就业，我带来了繁荣。你们说这是垄断，我说这是企业的自由行为。”

　　这是1907年7月6日在美国传出的一个声音，说上面那句话的是美国石油大亨洛克菲勒，被美国反垄断英雄、大法官肯尼索·兰迪斯重罚2924万美元时的表态。

　　恰似今天的“阿里为社会提供了3000万的就业……”

　　娃哈哈集团的宗庆后怼得好：“3000万就业，你md压垮了实体店还不止3000万就业，这不一回事？”

　　根据通胀和汇率，一百多年前洛克菲勒那笔罚款比今年4月马云的182.2亿人民币要重多了。

　　更恐怖的是，四年后，洛克菲勒的标准石油公司再次被联邦最高法院判定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且遭到了最严厉惩处——不再是罚款了事，而是直接被拆成了34家公司，就此解体。

　　洛克菲勒当时把触角伸向了美国石油产业上下游各个领域，用今天中国创业公司们的话说叫做“搭建生态”。

　　转过头来，洛克菲勒又把枪口对准了一起压制石油同行的铁路公司，想方设法让后者的业务和自己的标准石油死死捆绑到一起。

　　当时，宾州铁路公司成立了帝国运输公司，对原本只是短途运输的两条石油管道进行合并，准备建造仓库和储油槽，作为运输中转站，这在当时形成了革命性的输油管道运输系统。

　　然而对于依靠铁路低价运输的洛克菲勒而言，新式管道运输无疑将极大威胁自己的低成本优势。

　　为了压垮宾州铁路公司，洛克菲勒针对其铁路线覆盖区域进行了长达数年的倾销，当地石油企业苦不堪言，以运输石油为主要利润的宾州铁路每个月要亏损上百万美元。

　　旷日持久的倾销战打到第三年，工人们越来越累但收入却越来越少，饥寒交迫、忍无可忍、揭竿而起，不但罢工进行游行示威，还拆除铁路枕木，破坏转运站和仓库。

　　资本家联合政府进行镇压，劳资双方出现了流血惨案，其中仅匹兹堡一次罢工事件就死了25人。

　　宾州铁路最后终于扛不住了，向洛克菲勒投降，标准石油由此把两条输油管道收入囊中，彻底控制了美国三大铁路巨头。

　　1882年1月2日，标准石油公司召开股东大会，正式组建托拉斯。

　　这直接刺激了在钢铁、运输、金融、糖酒等几十个行业，许多大企业纷纷学习洛克菲勒，疯狂并购垄断。

　　“钢铁大王”、“石油大王”、“糖果大王”……各种行业的大王到处横行霸道，获得了远超地方政府的权势。

　　他们在扩张时往往不择手段，比如标准石油的市场经理就公开恐吓那些依靠加油引流、杂货赚钱的加油站小老板，如果不承销标准公司油品，我们就要在你边上开一家杂货店，成本价出售（肉、麦片、食糖、咖啡等），直到把你挤垮为止。

　　像不像今天中国各大巨头纷纷进场社区团购、将卖菜的大爷大妈打压得肉体消灭？

　　当年洛克菲勒垄断的是资源，关乎国计；今天阿里巴巴垄断的是数据，同样关乎国计。

　　数据，你可以看做是一支无形的军队。

　　为什么要对中国的互联网财阀进行反垄断敲脑袋，为什么要成立北交所，这些问题从财阀的作为就可得出答案：2012年9月，马云提出平台、金融、数据的三步战略，正式将金融定为电商之后第二批上市的阿里业务。

　　两年后，阿里在纽交所上市，募资250亿美元成为当时的全球最大IPO。

　　其时，垄断了国家民间金融、春风得意的马云和阿里巴巴，以及麾下不计其数的孝子贤孙们没有注意到的是：同在2012年的秋天，中共十八大召开……

　　商界的反垄断与政界的反腐败，一定是同步的。

　　可以看到的事实是，国内的互联网财阀是最喜欢挖角体制内官员入职集团的行业体。

　　对政策的饥渴、对权力的依附，正式来源于互联网自身对垄断格局的依赖。

　　像商务部反垄断局的处长崔书锋，就去了腾讯集团担任公共战略总监，调研员杨建辉则去了阿里巴巴做了专家顾问；国家电子商务司的网络管理处处长印海涛、发展规划处处长曾晨，双双进了京东，副处长李小满去了网易做“政府关系总监”；国家商务部办公厅综合司政策处处长韩曦，去了阿里的菜鸟网络做公共事务部总经理……

　　政商旋转门，这是中国的互联网财阀们走向垄断最得力的捷径，2012年的十八大之前，这种情况尤为突出。

　　至2012年末时，中国2500余家上市公司中有816家聘请了前官员担任独董、达到1101人次，平均不到3家公司即有1人次的“官员独董”，且不乏省部级高官。

　　2013 年，浙江响应中央，开始整顿小贷公司，焦头烂额的马云放弃了发家的大本营，来到了西南的山城，找到时任重庆市长奇帆同志，想在重庆办小贷公司。

　　2014年12月和2015年4月，蚂蚁花呗、借呗相继上线，重庆也成为了浙江温州之后中国又一个“信贷之城”。

　　然而，诸多社会闹剧乃至惨案的发生，不知道今天对于曾经的政商联姻，有无悔意：

　　权力帮助垄断的另一个途径就是给予资本“合法的话语权”，比如资本家当选人大代表。

　　这已然屡见不鲜、让人麻木了。

　　近些年来，人大会上屡屡出现令人瞠目结舌的累人提案，如奶企的代表呼吁每个中国人都喝奶，游戏企业的代表呼吁扩大通网范围……

　　我只能说，如果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再这样继续成为某些垄断财阀或巨头集团的代言人，为了小组织或某行业刮取利益的公器私用、公所私争的谋利场合，那么如东欧拉美、日韩港台等地区的动辄拳脚相加、大闹一堂的“民主议会”的场景，恐怕就不远了。

　　从去年开始，全球多国都在出台“谷歌税”、“苹果税”、“脸书税”，对这些美国垄断互联网巨头进驻本国进行反垄断打压，包括美国政府在内也对谷歌进行了1998年微软案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垄断诉讼。

　　这些，都在反应着前文所述的“互联网边界危机”。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且是人口大国，绝不能后知后觉。

　　眼下力度空前的反垄断动作正是契合国运、服务“内循环”的时代举措。

　　自今年以来，蚂蚁集团旗下的花呗和借呗至今未向上交所申请发行ABS项目，但是在去年秋天的风波之前，蚂蚁集团旗下花呗当时已在上交所提交了多达十个ABS项目，融资规模高达820亿（其中8个项目共计560亿元融资当时已获得批准发行）。

　　自2016年蚂蚁花呗获批发行ABS之后，蚂蚁花呗通过ABS的申请融资计划项目迄今一共44个，融资金额总计4685亿元……

　　今年4月，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等金融管理部门再次联合约谈蚂蚁集团，央行副行长潘功胜表示，蚂蚁集团整改工作启动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就整改措施与蚂蚁集团进行了深入沟通，并督促蚂蚁集团形成了全面可行的整改方案。

　　根据整改要求，蚂蚁集团将整体申设金融控股公司，实现金融业务全部纳入监管。

　　亡羊补牢，悬崖勒马。

　　中国政府反垄断的意义落点，显然也不仅仅拘泥于国内，还是以阿里巴巴为中心点，今年第三季度，阿里巴巴、滴滴、贝壳的股价也在政策影响下分别下跌了34%、45%和 61%。

　　而这些企业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人：日本软银，孙正义。

　　中国资本界曾有这样一句话：“看马云动向，可知国际资本风向。”

　　而在过去一年里——也就是外滩风波之后的12月里，昔日高调马云低调异常：1月20日以视频连线形式与全国100名乡村教师见面（隐身88天后首次公开露面）；4月14日通过网络视频会议系统参加由俄总统普京召开的俄罗斯地理学会监事会视频会议（但全程沉默）；9月初参观浙江东部几个蔬菜大棚的照片、在香港会见商业伙伴、随后前往西班牙度假。

　　除年初乡村教师活动外，马云在这几次会议上只字不语，不发一言。

　　阴默背后，是阿里巴巴的“去马云化”：去年9月30日晚，阿里巴巴发布公告，集团董事会成员为张勇、蔡崇信、武卫、J. Michael EVANS、井贤栋、Kabir MISRA，独立董事为董建华、郭德明、杨致远、E. Brje EKHOLM及Wan Ling MARTELLO。

　　今年7月，另一份最新一期阿里股东名单上也失去了马云的名字。阿里方面回应称：“由于马云已不是阿里管理层同时持股比例低于5%，所以对其持股信息进行了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