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民的名义》的空前热度，人们对《突围》预期很高。可惜结果却令人失望。
《突围》着重表现国有资产流失中的腐败，着重刻画了林满江这个资本帝国专制君主的形象，应该说很有力度。随着毛泽东的走下神坛，形形色色林满江走上了神坛，就赫赫权势专制跋扈和虚伪的两面人特征看，林满江很有代表性，但谈不上典型性格——因为他没有再现林满江性格形成的典型环境。
不由想起恩格斯在批评哈克纳斯《城市姑娘》中一段著名的话：“据我看来，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您的人物，就他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环绕着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是那样典型了。”
这个被唾弃多年的“保守”观念，永远是不朽的经典，历久弥新。
林满江之所以成为林满江，就个人表现说自然可归结为“理想”和“初心”的失落，但如果局限于此，那就狭隘肤浅了，在哲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艺术上偏离了革命现实主义。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阶级地位决定思想意识，影响人的思想变化和立场转变的，是一定时期阶级斗争大势。
毛泽东时代实现了空前的清明吏治，陈永贵和吴桂贤当了副总理，依然拿着工人工资和大寨工分，人大会堂开会竟“喝不起茶”，后来因此被讥笑了二三十年。红旗渠历时十年投入一个多亿，没有一分钱贪占；放在今天，GDP投入1000个亿恐怕也修不起这人工天河。如今一个城郊村长，靠卖地捞个几亿几十亿早见怪不怪。过去一穷二白，钱学森李四光们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封锁回来报效祖国；如今，清华北大学生，大多以赴美为荣。富豪高官子女争持绿卡已成常态，以致需要“裸官不能当一把手”的约束……
人们爱说“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回避这浩荡的大环境，谈不上塑造典型。
中福集团看规模应为骨干国企，林满江联手的长明每月可营收七八百个亿，名副其实的资本帝国。这帝国，运作中哪一点能离开“润滑剂”？！决不限于一个贱卖煤矿。
林满江、钱荣成、 皮丹等反派人物的塑造，脱离他们性格形成的大环境，将贪腐归结为个人品德问题。
石红杏似乎是生活在神话世界，主持那么大的集团6年，除了依顺林满江，自己居然清清白白。可能吗？
林满江崛起的年代，领着时代风骚的是厉股份曹破产和吴市场们，时代精神是“砸烂大锅饭铁饭碗”、“产权明确”和“国退民进”，国企从“一包一股就灵”到MBO再到“快买卖光”，原来，“人间正道私有化”和“物归原主”才是“极终关怀”。这样的大环境，造就了仇卖光和N卖光等风云人物，湖畔泰山就是参天大树坠落的硕果。
林满江们在撞上枪口之前，头上可都顶着“新星”、“成功人士”、“突出贡献”等耀眼光环，代表着XJ生产力，享受者“能不……就不……”的待遇，云从龙风从虎，这些风云人物闯荡江湖无不顺水得心应手，他们昂首阔步聛睨一切说一不二，林满江的专横个性，就是这环境的产物。
这才是“突”的“围”，剧中不见踪影。
程端阳和林满江等四人师徒关系，是贯穿全剧的一条主线，作者设置这情节，是为了凸显情与理的矛盾，为了煽情和好看。将这权势赫赫的国企资本大亨，嫁接到普通“低端”工人阶层身上，实在缺乏现实的生活基础，在典型的意义上，那是转型中“二代”的优势或专利。稍微正视现实，都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
改制中迅速流失的国有资产，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通过几十年艰苦卓绝斗争用献血生命换来的，《突》剧不惜用大量没有必要的篇幅回视中福资产的来源，把它嫁接“五根金条”上，也是将个别例外，取代了普遍一般。
忠于生活高于生活，艺术才有力量。表现主旋律，不能以艺术的小巧构思取代生活本质的提炼。一个老虎苍蝇的堕落，固然是背叛了理想，如果就事论事那就不是艺术的使命。为什么不能抬高一点视野，将林满江置于那曾经的“忘却初心”的氛围中去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呢？温故知新，启人思考啊！
多年来公知能鼓吹“伤痕”鄙薄十七年文学，棍子之一就是“主题先行”。周梅森长于写官场见重于读者，《人民的名义》以大胆和深刻引起过轰动效应，不能不说《突围》令人失望。作者熟悉官场，也熟悉商场，并不缺乏生活，要想在创作上跨出一步，恐怕首先要“突围”自己。
不知作者以为然否？
【文/宪之，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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