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长宁区针对部分中小学生进行心理健康问卷调查涉嫌“教唆自杀”的事件引起了学生家长的愤怒。19日，上海长宁区教育局回应称已要求停止调查问卷工作，并向家长致歉。
这份问卷共有120余道题，其中58-94题与自杀相关，家长认为问题具有诱导性和暗示性，多处涉及“如何做自杀准备”，“连自杀工具都出来了”。
细心的家长很快发现，这些关于“自杀”的问题很多实际上是直接搬运自“beck自杀意向量表”：
“beck自杀意向量表”是认知疗法的创始人、美国心理学家阿伦·特姆金·贝克，根据临床经验和理论研究于1979年编制的用来量化和评估自杀意念的问卷。
随着自杀现象在中国越来越普遍地出现，北京回龙观医院“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最初编译并修订了“beck自杀意向量表”，并正式引入中国，其后全国多个地方曾针对成年人及大学生开展过此类调查。北京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成立于2002年，据说是为了建立“高自杀率下的‘劝生系统’”。
上海长宁区把“beck自杀意向量表”用于未成年人甚至是小学生，至少在公开的报道中还是首次。某心理学家评论称，“青少年抑郁症筛查量表应区别于成人”；有网友猜测可能是官僚主义的任务摊派促使开展调查的工作人员“偷懒”直接搬运了不适宜未成年人的“beck自杀意向量表”。
针对中小学学生的心理健康干预在目前似乎显得比较紧迫：
今年10月，上海杨浦的一名女生在网上留言要自杀，多名异地网友报警，民警到场时女生已吞下大量安眠药，幸运的是因为民警即使出现，女孩经紧急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
今年8月，上海南汇一名14岁初二少女跳楼自杀身亡。自杀前用学校的作文纸写了整整三页的遗书，从内容上看，造成女孩自杀的主要原因是父母带来的压力。
2019年，上海浦东新区发生了一起17岁高中男生跳桥自杀的事件。而这些事件还只是被媒体报道出来的个例，很多自杀事件都是悄无声息的。
上海作为“开放”前沿，首先学习美国“先进”的城市管理经验和“先进”心理学做法并不奇怪。
不过，自杀现象从本质上来讲，根本就不是单纯的心理健康或者心理学问题。即便在推出“beck自杀意向量表”，被中国的心理学界奉为学习榜样的美国，自杀率也在不断攀升。这里笔者并不打算去讲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西化”的问题，“西化”的问题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化”。让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去解决自杀这样的资本主义内生性问题，完全是不可能的。
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18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从1999年至2016年，全美自杀率增长了25%；多项研究发现，在美国各州中，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自杀率便越高。这也是美国自杀率大大高于同为发达国家的欧洲诸国也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根本原因，美国的基尼系数是普遍高于西欧、北欧各国的。类似“beck自杀意向量表”这样的“先进”的心理学工具根本就阻挡不住美国人民自杀。
自杀率攀升已经成了全世界性的普遍现象，世界卫生组织称过去50年，全球自杀率窜升60%。这其实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走入低潮，新自由主义高歌猛进，全球范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阶层固化，底层越来越无望的时代大周期刚好吻合，这也是自杀率不断攀升的本质原因。
具体到国内，自杀率一直没有一个明确而详细的说法。官方公布1993年中国的自杀率为22.2人/10万人，2007年的《中国卫生统计年鉴》公布的自杀率为7.44人/10万人，WTO也曾发布过一个关于中国自杀率的统计，为33.3人 /10万人，但这一数字不为官方认可。
虽然自杀率一直缺乏一个详细可靠的统计，但根据学者的调查研究，也能发现国内自杀人群中，青少年及老年人的占比相对较高。
从官方的统计数据看，从2000年至今，中国的全社会自杀率在下降，但老年人的自杀率却在上升，而且农村地区的老人自杀率率大大高于城市地区；老人自杀率已经升至全球第三，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某些农村地区50岁以后自杀率超过300人/10万人，80岁后高达600人/10万人，甚至超过了自杀率最高的韩国（100人/10万人）。
学者费立鹏所作的研究报告则指出，自杀是15～34岁人群首位重要的死亡原因，1995-1999 年，15～34岁人群中，自杀率为26.04人/10万人，比排在第二位的交通事故死亡率（20.61人/10万人）高出了不少。而青少年的自杀率在新世纪以后还在不断攀升。
今年，北医儿童发展中心所发布的《中国儿童自杀报告》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0万名青少年死于自杀，平均每分钟就有2个孩子死于自杀，8个自杀未遂；英国杂志《经济人》统计的数据：我国青少年自杀率已经位居全球第一，成为我国青少年排名第二的死因，仅次于意外死亡；中科院2020年所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称，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为7.4%，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抑郁率呈明显的上升态势。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请容笔者慢慢道来，我们先从成年人自杀说起。
成年人自杀当然也是有的。例如今年4月，上海地铁2号线一名男子跳进轨道身亡，导致地铁有所延误，网上出现一片指责自杀男子“影响别人出行”的言论：
这一幕像极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日本和英国曾经发生的事件。
2014年的时候，日本某电车线上再现跳轨自杀事件，而车站众多候车乘客竟掏出手机抢拍。围观者认为“跳轨自杀会扰乱乘客的行程，十分令人厌恶”，因此通过拍照上传到社交媒体进行谴责来表达自己的“厌恶”。
英国伦敦的地铁自杀现象也很多，为降低伦敦地铁自杀率伦敦市政府制作了一系列“Kill yourself at home”（在家自杀）的公益公告（图中汉字为网友翻译添加）：
尽管这组公益广告因为争议太大最终没有公开投放，但在当时还是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国内网民展开了对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嘲讽和批判。
这才过了几年，英国、日本曾经上演的一幕就在国内上演了。就连那个号称“人均985”的知乎，在上海男子跳轨问题下也充斥着各种关于“规则”和“公共秩序”的冷漠腔调。
笔者并不想过多去指责这些“冷漠”的网民，或许男子跳轨自杀真的会导致他们上班迟到被老板扣工资。
笔者又想起了鲁迅先生在《小杂感》里的那段话，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隔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是说出这句话的鲁迅先生太过冷漠吗？不，他只是冷峻地指出了客观存在的社会现实。而鲁迅时代的现实如今又成了现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霍布斯说，“人对人是狼”，他这话是对私有制下人性的刻画。然而，霍布斯们并不打算去消灭私有制，而是将抑制这种现象的希望寄托于君主或者市场契约。
在市场契约越来越完善的今天，“人对人是狼”的局面似乎没有丝毫的改观，只是越来越隐蔽了，到今天化身作一个流行的词语，就叫做“内卷”。
“内卷”导致了打工人之间的相互厮杀、竞争以及冷漠，而内卷从社会传导到家庭内部，就表现为成年子女不愿意或者根本没有能力去赡养和陪伴老人，很多生病的老人为了不拖累子女也主动选择了自杀，这是老年人自杀率越来越高的原因。
而对于自己的子女，成年人感受到沉重的社会压力，就开始拼命“鸡娃”，所以学者的调查研究才显示多数未成年的中小学生及大学生自杀是因为学业压力过大；至于那些刚刚踏入社会的青年人，面临着沉重的就业、购房、结婚压力，很多也选择了自杀。这是造成15~34岁人群成了“自杀主力”的根本原因。
对于未成年人的自杀问题，心理辅导有一定的作用，但并没有决定性的作用。既然能够找到根本原因，为什么就不能对症下药呢？
上海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实也是资本秩序最成熟的地区。《大众医学》杂志发布的《2019上海白领健康指数报告》显示，从2013年-2018年，上海白领体检异常率从94%上升到了98.75%，领先全国。
上海工薪阶层所面临的压力由此也可见一斑。
长宁区与其背着骂名针对中小学生搞这样的心理健康调查和干预，还不如切实地去减轻这些中小学生父母的压力。
没错，笔者就是要针对长宁区。
2021年1月7日，长宁区企业拼多多的程序员王太虚（花名）在脉脉社区匿名发布“看到同事被抬上救护车”的视频，随后被公司强制解除劳动合同。
随后，王太虚想长宁区的劳动监查部门提出了劳动仲裁请求：
这个事件的是非曲直不难判断。然而，三个月过去了，长宁区仲裁委的仲裁结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
王太虚向长宁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9月份开庭依然没有结果：
就在王太虚四月份劳动仲裁失败之前，职场app“脉脉”上一位自称“前PDD员工”的网友发了一段消息，似乎是关于一场劳动仲裁官司的：
被辞退的PDD前安全员“@Flanker_017”还提供了另一位员工的仲裁遭遇：
此前拼多多的“超长加班”问题是尽人皆知的，违法辞退员工的行径更是极其丑恶，最后的“劳动仲裁”竟然是不能认定加班行为存在。
这是赤裸裸地站在资方立场啊，这样的做法不免让人愤概。
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23岁买菜女员工在下班路上猝死，据拼多多员工的爆料，买菜员工持续工作时间可以达到30小时，买菜员工月工作时间达到380小时才算是老板口中的“本分”；
2021年1月9日，拼多多上海总部程序员“请假”回到长沙家中，从27楼纵身一跳……
一系列事件把拼多多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2021年1月4日，长宁区劳动保障监察大队对媒体称“已对拼多多公司的劳动用工情况进行调查”。
这都快一年过去了，还没有一个明确的调查结论。很多互联网大厂至少名义上宣布不再996了，拼多多还在死撑着，谁给它的底气？
相比搬运争议巨大的“beck自杀意向量表”对中小学生搞什么心理健康干预，更为紧迫的难道不该是纠正此前有关拼多多加班问题“劳动仲裁”的错误做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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