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午：应该让摩根大通滚出中国了！

　　美国金融寡头摩根大通的CEO戴蒙(Jamie Dimon)在周二的一场活动中称，“我此前开过一个玩笑，中国共产党正在庆祝百年华诞，摩根大通也是。我想打个赌，或许摩根大通会存在更长时间。”

　　戴蒙的这段话被美国彭博社记者拿到了24日中国外交部的记者会上发问，被赵立坚回怼：“彭博社不是严肃媒体吗？”

　　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以小孩子吵架的口吻回应称，“我打赌，中国共产党一定会比美利坚合众国长寿。”

　　被彭博社“出卖”以后，戴蒙立即发表声明，为自己此前的不当言论向中国道歉。他在声明中称“我感到后悔，不该发表该言论。”他还强调，他只是想强调他的银行的实力。

　　很多中国网民也表示，戴蒙的道歉并非真心实意，“仅仅是为了一顿饭。”

　　前不久，摄影师陈漫因为丑化中国女性以及侮辱“少先队员”的作品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争议，陈漫在国内的新浪微博发表致歉，随手又在外网的推特上扬言：“只是为了一顿饭。”

　　显然，陈漫根本不认为自己错了。戴蒙的这番道歉表演同样是如此。

　　笔者并不认为戴蒙的上述“不当言论”仅仅是一个“小孩子吵架”式玩笑，它反映了戴蒙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对中国现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根深蒂固的敌视。在戴蒙调侃“摩根大通更长命”的同时，其实还谈到了中国台湾问题。他威胁称如果中国打台湾，台湾将成为“中国的越南”。（注：这话对标的是“美国的越南”，上世纪70年代，美国曾深陷越战泥潭，其后被迫撤军）

　　摩根大通目前在中国大陆有近200亿美元规模的业务，且有在大陆金融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野心。

　　根据贸易战开打之后的2020年1月中美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2020年4月1日，中国金融服务市场的开放政策落地，宣布对外资全面开放。

　　中国承诺，将取消保险、证券、基金、期货的外资股占比，将取消对外资金融服务的经营范围限制、歧视性监管流程和要求以及过于繁重的许可和经营要求，并及时审核和批准美国金融服务提供者提交的任何金融服务牌照申请。这一开放是单方面的，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之为“针对中国人的伟大胜利”。美国除了仍在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的科技企业实施制裁，也并未对等地向中资银行开放美国的金融业，甚至准备禁止中资银行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

　　2021年8月6日，美国摩根大通宣布，中国证监会已对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摩根大通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受让5家内资股东所持股权，成为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唯一股东的事项准予备案，摩根大通证券（中国）将成为中国首家外资全资控股的证券公司。

　　据报道，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成立于2019年，总部设立在中国上海，公司于2020年3月正式展业，为中国以及国际客户提供全方位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包括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以及证券承销与保荐。

　　很多人都知道，金融、军工、石油巨头才是美国政府背后真正的掌权者，这些资本寡头决定了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作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之一、占美国存款总额的25%的摩根大通，对美国内政、外交的影响尤其巨大。

　　摩根是美国的老牌金融资本巨头，最初是美国商人Georg Peabody于1838年创立的一家私人银行；1864年，合伙人Junius S. Morgan收购了该公司并改名J.S.摩根；1861年，Junius的儿子J. Pierpont Morgan建立了JP摩根。

　　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摩根乘机向政府大肆推销各种枪支弹药，大发了一笔战争财；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摩根又向陷入困境的法国政府大胆提供了1000万英镑的贷款，从而开始奠定为各资本主义政府担任融资顾问的角色；一战期间，摩根利用其在美国国会的关系和影响力，独揽了美国对西欧诸国的金融业务，先后为英法政府提供了30亿美元的战争借款，仅此一项就以佣金的形式获利三千万美元。

　　大萧条之后的1933年，受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压力，美国银行法要求美国国内银行与证券业务分离。1935年，摩根财团决定作出拆分，JP摩根继续从事商业银行业务，投资银行业务则交给了新组建的摩根士丹利。(其后，JP摩根和摩根士丹利开始了在各自领域野蛮兼并的道路。摩根士丹利在1974年进行了第一次大兼并，逐渐成了美国头号兼并顾问且是美国最大的投行之一；而1999年-2000年，JP摩根陆续兼并了大通曼哈顿等五家各具专长的银行，成立了今天的摩根大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摩根财团又成了美国政府最大的军火承包商，源源不断地向各盟国提供本息近万亿美元的武器、资源以及战争借款，收益更是巨大。二战后，摩根财团仍未中止军火生意，从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到处都有摩根财团经手买来的武器。越战期间，摩根财团控制的通用电气仅1967年一年就接到了14亿美元的订单。

　　摩根财团之所以能够独享渠道大发战争财，与其在美国政坛的长期浸淫是密不可分的。老摩根亲自担任了美国第22/24任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财政顾问，直接干预白宫的经济决策；其后摩根财团又把西奥多·罗斯福送上了总统宝座，其任上力推的反托拉斯政策，其实为摩根财团在美国的金融垄断做好了铺垫，让金融资本彻底主导了实业资本；再其后的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以及赫伯特·胡佛都是摩根财团用金钱推上政治舞台的，他们实际上成了摩根财团的代言人，也让美国一步步彻底陷入了大萧条；战后的杜鲁门政府中，先后有三个国务卿与摩根财团有关联；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三个国防部长也都与摩根财团有密切关系。

　　虽然摩根财团的主要势力在北美及西欧，但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摩根财团也很快将扩张的步伐推向了被殖民的亚非拉国家。1909年，摩根取得了广州至汉口的铁路建筑权，后因民众抗议而作罢，摩根却趁机向清政府索赔600余万美元；1920年代，摩根在上海和天津开设了办事处，为当地及外国机构提供金融服务，其在上海滩设立的爱迪生灯泡厂、慎昌洋行、钢车公司都是当时赫赫有名的企业，享受着民国政府给予的种种特权。随着旧上海的解放、一个独立自主的崭新中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摩根财团才彻底滚出了中国，其在旧中国的种种特权和经济利益也成为了历史。

　　而今以摩根为代表的美国金融寡头不仅在美国国内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存在，通过对美国政治的有效干预，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金融资本寡头的政策，用金融衍生品将美国的老百姓洗劫一空；它们在国外同样是作恶多端，金融私有化和开放政策让阿根廷、俄罗斯、冰岛等多个国家先后被华尔街精英和金融寡头洗劫。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前车之鉴。

　　美帝国主义其实是摩根大通这样的金融寡头对外扩张攫取利益的工具，反过来摩根大通的行为其实也是美帝国主义国家意志的体现。摩根大通CEO看似玩笑的话，背后却透着国际金融资本寡头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深度敌视，它们均以“搞垮中国”为己任，而我们实在没有任何放任国际金融资本寡头进入中国的必要。

　　1982年，摩根财团重返中国，成为首家在北京开设办事处的美资银行；2003年10月，摩根大通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取得了QFⅡ资格，这是摩根大通进军中国金融市场的重要一步；2010年12月，中国证监会批准组建一创摩根，其中第一创业持股66.7%，摩根大通持股33.3%；2011年6月，一创摩根宣布，该公司已经获得中国证监会颁发的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开始在中国开展证券市场业务……

　　后面的事，本文前面已经提过，这里特别提两件事：2013年8月，美国sec(政权交易委员会)调查摩根大通，披露了其行贿中国高层官员获取巨额利益的事情。据称这些官员在中国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任职多年，在主流媒体界形象一向演的不错，却涉嫌勾结跨国公司出卖国家利益、积累自己的财富，令闻者瞠目结舌；2013年年底，《纽约时报》中文网又刊出报道《文件显示摩根大通在华雇佣官二代事涉幕后交易》，详细介绍摩根大通“为防止不合理雇用行为而设立‘子女’招聘项目，但最后却把这个项目当成了与中国国有企业做生意的门径”。

　　这些事最后没有一个公开的结果。当时有人称，美国此举正好替中国反腐，然而，这样的想法未免太过天真。如上所述，摩根大通这样的金融寡头本来就是美帝国主义谋求全球霸权的工具，一旦美国掌控这些官员的腐败资料，非但不可能帮助中国反腐，相反会成为美国讹诈中国官员进一步出卖国家利益的武器。

　　2008年，中国出台经济刺激方案之前，摩根大通就率先抛出了消息，“这一报告内容是龚博士（摩根大通首席经济学家龚方雄）根据自己针对宏观经济的研究而作出的判断，但具体依据不便透露。”如果这项政策是真实的，谁会相信是龚方雄“研究”出来的？这样的“未卜先知”显然早已坐实了sec的调查。

　　出自《伊索寓言》的“农夫与蛇”的故事早就被毛主席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引用过，并作为对共产党人的警示。

　　摩根大通绝非善类，它不仅没有冻僵，而且已经是“露出毒牙的蛇”，还留着它干什么？今天的人切不可无视历史的教训和毛主席的警示。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