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通往发达国家之路，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中，笔者介绍了垄断和国际价值转移对世界中心、外围的各种影响，这种影响有时是生死攸关的，在本篇文章中，作者将进一步介绍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垄断问题的理论，以及垄断格局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该如何理解垄断，从马克思说起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在马克思的时代，垄断还不是主流，但是，也可以观察到一些垄断的现实情形：一个葡萄园在它所产的葡萄酒特别好时（这种葡萄酒一般说来只能进行比较小量的生产），就会提供一个垄断价格。
如果稍微扩展地一点说：当一个生产者可以独占地提供一小部分较好的商品时，能够以垄断价格进行交易，获得超额利润。如果要举出一个当代的例子，我可能会选择苹果手机。此时，这个垄断价格不再决定于生产价格或者价值，而取决于购买者的偏好和购买力，这也是马克思对交换的一些认识，和新古典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主要在于实质上抛弃了生产部分，或者将生产者视为黑箱，只关注于交换）。
如果附带上一些价格歧视手段，那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榨取购买者的购买力：“在许多情况下垄断价格占有优势，特别在对贫穷进行最无耻的榨取方面是这样”（资本论第三卷）。如果我们把普通的、一般的产品生产过程记为A+B+C→P，其中A、B、C代表各种原料，当然也可以有更多种原料，P代表产品（Product），箭头代表一个生产过程，那么这种生产较好产品的过程则可以记为A+B+C→P1。
另一方面，当我们考虑地租这一问题时，存在着优等地、中等地、劣等地，由于土地是被独占/垄断的、不可再生产的，也就伴随着一种对技术的独占，如“利用优等地的技术的独占”、“利用中等地的技术的独占”等等（在当代的数理政治经济学中，也将地租理论拓展到了涉及对技术或者要素的独占垄断问题上），上述例子可以表示为A+B+C（优等地）→2P、A+B+C（中等地）→1.5P、A+B+C（劣等地）→P，这里一般表现为对生产成本的节约或者对产量的提高。
当然两者也可以同时存在，比如说苹果和华为可以用独占芯片和独占操作系统生产出独占的手机：A（A系芯片）+B（IOS操作系统）+C（其他元件）→P1（苹果手机）、A（麒麟芯片）+B（鸿蒙操作系统）+C（其他元件）→P2（鸿蒙手机）和A（骁龙、联发科等芯片）+B（安卓操作系统）+C（其他元件）→P（其他安卓手机，不带后缀代表相当多的、主流的、互相之间差异较小的产品的总体）。
两种情况都是垄断（一种是垄断特定的产品，一种是像垄断土地一样垄断生产资料），但如果细究一下的话，一方是垄断在交换环节发生作用，另一方是预先垄断了生产技术和生产资料，两者也可以同时存在或互相转化。
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等固定资本价格的提高，实际上要求着资本进行聚集以大规模生产；与此同时，货币资本、银行资本的发展也促进了更大范围内的联合，建立起垄断结构，垄断开始成为主流，一般的工业制成品也开始被垄断。
首先，我们再来看一下马克思对资本集中的观察，他指出，社会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会互相吸引：“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
至于如何发生集中，这一部分内容属于竞争理论，马克思在生前未能完成这一部分，只是简要地说明：“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即用低价压垮竞争对手。而想要低价则需要较高的效率，一般来说较大的生产规模会带来规模优势。
“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
同时，信用（如股票、信贷等资本运动方式）的力量也在逐渐显现：“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信用是非常重要的，这能够快速地使单个资本扩大，特别是在一些特殊的部门，如铁路：”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如果铁路不通过国家投资的方式进行建设，基本上也就只能借助信用的力量。
这一部分的引文来自于《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资本积累的部分，特别要说明的是，在马克思的时代，信用和信用货币，已经相当重要，而绝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马克思的时代是一个完全金本位的时代，马克思的理论不能用于完全依赖于信用货币的当下。“要强调，马克思是了解信用机制的。
除了资本积累部分，马克思也在第三卷中关于信用的部分再次提及了这一点。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根据最新的发展又进行了一些补充，那时，1873年危机之后漫长的萧条正大规模地消灭各个小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一些较大的企业也需要联合起来，形成卡特尔和托拉斯组织。
恩格斯认为，当垄断进行到一定程度时，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工人阶级要争取夺取作为资本主义关键节点的托拉斯机构，以消灭私有制。要注意，这里的重点在于夺取，而托拉斯本身并不总有助于消灭私有制。
马恩之后的希法亭、列宁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政治经济学仍在继续发展，由于当时的经济基础已经转向了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这一时代，考察垄断问题的部分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中最关键的部分，也是得到了长足发展的部分，这份功劳应该归功于希法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和列宁。两部重要的文献分别是：《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需要注意的是，希法亭的理论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也存在着一些争议，他较少地关注甚至一定程度上抛弃了生产领域、剩余价值问题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导致的利润率下降趋势，对于金融资本和帝国主义，他的分析也是从游离出的货币资本到银行资本，再主要以信用的形式主导产业资本的集中和金融资本及金融寡头的形成。这有别于马克思始终着眼于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趋势和对资本集中的要求。
另一方面，希法亭的工作的问题实际上被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考茨基超帝国主义论所利用，有价值的部分也多被歪曲，伯恩施坦持改良主义立场，而考茨基则认为帝国主义之间会联合起来，形成超主权结构，世界和平将是可能的，也可以在这个基础上逐渐改良。在此，我们还是结合当时的时代条件和希法亭著作中有价值的部分对垄断问题进行一下分析：
首先是生产的集中，到19世纪晚期，美国一个大型高炉（俄亥俄钢铁公司第3号高炉）30小时的产量，相当于1750年西里西亚（德国重要煤钢产区，后划归波兰）高炉一年的产量。与之相对应，高炉的投资成本也急剧上升，以换取每一吨钢的成本降低。这一方面要求大规模生产、资本以股份等信用形式集中投资，另一方面也需要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和设备管理人员，在这个历史阶段，技术的进步一定程度上在促进技术工人中间阶级的再产生。
在此基础上，各个大公司将以垄断竞争的形式进行对抗，由于体量都十分巨大，这种竞争一般是烈度较高的，都希望将价格压低到对手无法承受，退出市场，自己则可以占据更大的市场，是你死我活的竞争，但也由于体量巨大，这种对抗难分胜负。
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资本的利益诉求起到了一定的调和作用，因为银行会借钱给各个企业，很可能会将钱借给竞争双方，而如果一方真的在竞争之下破产，那么银行很有可能利益受损，银行就很有理由促使双方媾和，形成各种各样的协议或联合。
卡特尔一般就是一种产量和价格协议组织，在卡特尔的基础上，如果组织控制了各个成员购买原料和出售成品的渠道，则会被认为是辛迪加，而托拉斯则是直接的联合，合并成为新的大托拉斯企业，其实，托拉斯也是trust（信用）的音译，也代表着依靠信用和股份等制度结合起来的大型企业。
当然，实际上还是要强调，银行的作用更多的是促进垄断组织的形成，而不是垄断组织形成的主要动因，垄断组织形成的主要原因还是能够谋取较高的利润，有较高的效率，或者更能应对市场的波动和漫长的萧条这一系列生产上的优势。
更进一步，垄断组织实际上要控制成员并控制市场，就需要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由卡特尔到辛迪加，由生产的托拉斯到从生产到销售一条龙的托拉斯。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现代企业部门逐渐出现，包括行政、营销、产品开发、工艺技术、设备、物控（采购）、质量、财务、人力资源等等，这些部门也豢养了相当多的职员。
这些部门实际上只有垄断组织能够供养得起，而一直在价格战血拼的小企业则无法负担如此沉重的各类开支，垄断组织供养这些部门特别是营销、产品等部门的目的也是为了控制市场，换句话说，企业的盈利能力不取决于如何节约成本，而在于如何控制市场，控制市场带来的超额收益也远高于那些成本。关于这点，将在之后讨论当代问题的时候再次涉及。
垄断组织除了经济上要控制市场，在政治上也需要更多的霸权，特别是德国，因为德国没有世界范围内的霸权，没有和英法相同的广阔的殖民地或者俄国那样广阔的国土，德国垄断资本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追求更进一步的积累，需要打破英法俄在本国和殖民地共同构建的或者国内经济区的保护性关税，需要抢夺殖民地，就更需要一个强硬的意图扩张的政府。
希法亭曾有相应论述，却被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刻意忽视或者曲解了，还是由列宁重新强调并发扬了对帝国主义的批判，进一步指出了帝国主义爆发冲突，发起帝国主义战争的必然性，论述了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第二国际的破产和帝国主义战争
前面我们说到，随着技术的提高，垄断资本主义需要越来越多的熟练工人、工程师、技术人员、商业等部门的职员，这制造了一个新的中间群体，他们实际上不是传统意义上或者严格意义上的小布尔乔亚，但具有小布尔乔亚的诸多特点，一般被称为工人贵族，他们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和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是一致的，他们的福利一定程度上来自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可以将矛盾和灾难转嫁给殖民地和其他落后国家。
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一系列第二国际政党开始向机会主义、改良主义（当然，社民的改良主义可以追溯到拉萨尔和俾斯麦，这里不再详述）的方向转变，或者干脆右转，成为沙文主义者。
恩格斯在世时，曾主导了第二国际一些基本原则的确立，如反对战争（因为无产阶级必然会被迫成为战争的主要力量和主要牺牲者），在老李卜克內西和倍倍尔仍然在世的时候，这些原则也仍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坚持，但在这之后，德国社民党等被右派所主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第二国际的成员政党大多纷纷对增强军备等议案投出赞成票，而对此，考茨基和伯恩施坦等理论家是无力的甚至助长了各个党派对战争的支持，最终战争爆发，血流成河。
反而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对战争一直持反对态度，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之后，也真正践行了第二国际的反战原则，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保存了苏俄、无产阶级的有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列宁才是恩格斯和第二国际真正的继承者，而所谓的考茨基的“正统性”是虚假的。
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极其重要的一次发展和变化，列宁主义说明了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小布尔乔亚和工人贵族化了的工人阶级不再具有革命性，宣告了工联主义（片面追求提高工资，降低剥削率，实际则是被收买了）等改良主义的破产，有力地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希望在于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一环——落后的沙皇俄国（或者更落后的国家）。
当代全球垄断资本和发展中国家小资产阶级
我们当下面对的时代和列宁所面对的时代有诸多不同，在之后的一篇文章中，笔者将进一步介绍列宁之后垄断资本理论的其他一些发展、为什么这个帝国主义体系是不稳定的以及对一些新的现象进行观察。在这里我们考虑一些不变的地方，特别是垄断资本/帝国主义未曾改变的基本特征。
我们仍然能够看到如苹果、谷歌、微软、索尼、迅销、曾经的诺基亚等等跨国垄断巨头，这些跨国垄断巨头已经将资本输出（一个更为当代的说法是产业转移）发挥到了极致，已经越来越抛弃自身的生产部门，转移向日韩台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地区，这也代表了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腐朽性和寄生性。
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公司有一个非常膨大的设计、营销、技术部门和分销网络，它可能确实是前文提到的“生产品质更好的葡萄酒的酒厂”，但我们也要看到它对自身独占技术的垄断、对自身品牌建设和营销以及对较好的产品的垄断，并以此赚取超额利润。
而像我国的小米等企业，实际上就没有市场垄断地位，只能在市场当中以低价血战，至于华为，它有一定的技术优势，大致处于小米和苹果之间的一个状态。可以补充的一点是，一些手机行业企业互相指责友商收智商税的争议，有一些人认为，智商税是“相同的核心芯片性能（包括SOC、闪存、内存）”下价格较高的在收智商税。
这种说法可能有失偏颇，毕竟最终产品的使用价值或者说有用性不只是几个芯片能够代表的，有些产品确实有一些特殊功能等，可以当作“品质更好的葡萄酒”，在此，我个人认为，智商税实际上与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产品当中投射的对”较高的生活品质“的幻想和情感有更大的关系。
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家位于常州的服装生产企业的产品，只有经过迅销公司的运作、设计等环节，才是优衣库的衣服，而不是某个杂牌，可以看到，跨国资本实际上能够决定全世界范围内，相当一部分最终消费品该如何设计、如何生产、如何销售，也控制了相当一部分消费群体的消费习惯。
跨国资本集团除了在国内制造了一个工人贵族中间群体，也会在各个发展中国家生产并不断再生产出类似的结构，笔者曾听家里长辈提及，2000年左右，清北中科院的数学专业博士生，毕业后有机会在宝洁等国际巨头的中国分部谋一个数据分析岗，年薪30万，当时北京北三环的房价在三四千，由此，也不难解释为什么这二十年来会有那样多的对跨国垄断资本感恩戴德的人。
这些发展中国家依附于跨国垄断资本的工人贵族，消费习惯上也如前文所述受国际巨头改造，倾向于购买跨国垄断资本提供的消费品，这实际上也有助于先发国家限制后发国家积累，通过赚取利润和资本项回流避免较大的逆差。东南亚一部份国家近年来的困境也与此有关。
实际上也可以说明，川普对中国巨额顺差的指责是站不住脚的，其一是，这些出口主要是以美国为主要基地的跨国垄断巨头赚取利润的工具；其二是，跨国垄断资本也在中国赚取了极为可观的利润。
为了突破这一现状，我们一方面需要在一些领域以生产价格冲击垄断价格，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构建一些规模较大，能力较强，能够与西方垄断企业竞争的企业，但一定要尽量保持生产部门以避免重蹈覆辙。这些企业可以由国企作为主要组成部分，一些具有垄断性质的民企也应该能够由国企进行制约。
要强调的是，这不是倡导用新的垄断企业取代老的垄断企业，而是在一个帝国主义时代，我们不得不做的事。最后，即使是希望一个工人的更国际性的联合，考虑到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之后的世界体系理论，我们也应当认为，中国当前的对美国霸权的瓦解并非坏事，欧美国家的工人贵族，只有吃不到帝国主义红利之后，联合才更有可能发生。
我们不需要霸权，我们需要的是没有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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