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铭：动员能力

　　一

　　我认为,经济金融问题可以看作是个纯粹的技术性的问题。经济的本质是可以认识也必须认识的，经济、金融、货币、市场的运行是有规律的，这个规律也是可以认识而且必须认识的，这个规律是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工作必须遵守的。违背了这个规律，就要付出沉重代价。我只是揭示经济金融的本质和规律，并结合实际，批判主流经济、金融领域的官僚、政策、教育、宣传、专家、学者对经济金融规律的无知和愚昧；揭露当前中国经济政策的买办本质，细致、深入、全面是揭示中国经济的买办化的过程及危险，以期望唤醒主流统治集团对经济金融的主权意识，从而收复经济主权、金融主权、市场主权，跳出华尔街金融寡头、及其豢养的买办资本势力、相关官僚、专家、学者、智库，还有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媒体所联合设置的思想陷阱，消除已经降临并更加严酷的民族灾难。

　　经济学是解决问题的学问，决不是信口雌黄地解释经济现象的学问。如果只能解释问题，而不能解决问题，那么，这就是一门骗术，而不是一门学问。

　　我不认为经济金融问题完全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甚至也不完全是阶级问题。当然，要把这些经济金融规律运用于指导经济金融实际，就需要阶级力量的支撑。资产阶级是不愿意遵守这些规律的。告诉人民群众经济的本质和规律，属于专业教育的问题，而遵守这些规律、以规律为指导搞经济斗争和建设，则是个阶级问题。

　　决不指望帝国主义和买办资本势力会多看一眼我的文章，不要那么天真。

　　二

　　本文从动员角度讲公有制、私有制经济的优劣问题。

　　一个政权是不是强大，不看其本国的生产能力、不看其幅员、人口、教育程度、基础设施、技术水平、资源情况等因素，而看这些因素能否被政权以最简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动员。“资源”再多、再好，政权动员不了，或者动员的代价太大，也不意味着政权强大。这样的政权，既不强大，并不可怕。

　　动员，最基本的动员是对劳动的动员，也就是动员人力。对一切物力、资源的动员，归根结底，都是对人力、劳动的动员。动员不了劳动力，就动员不了任何资源。

　　对人民的动员，或者说对劳动力的动员，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动员，一种是间接动员。直接动员就是劳动者以国有生产单位为媒介直接献身于政权组织的生产、斗争，付出劳动，通常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和政府领导下的农民才能被直接动员。间接动员，即政权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通过私有资本这个媒介，间接地动员私有资本控制下的劳动者。

　　政权直接动员劳动力时，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直接缴给国家，不经过中间交易环节，交易成本为零。当然政权要向劳动者提供衣、食、住、行、学、医、娱等方面的保证。还须给予政治上的肯定。

　　对私有企业控制的劳动的动员，要经过私有资本这个中间环节，劳动者与政权之间有私有资本这个“隔阂”。这个“隔阂”会留下如下后果：

　　一是私有资本地向政权索取经济上的利益，通常包括成本、利息、货币发行权、资源使用、雇佣工人等特权，还有政治上肯定。

　　二是劳动者与政府间隔着私有资本，则劳动者不可能全力以赴投入到政权所需要的生产、建设、斗争中。

　　三是政权不必保证劳动者的基本生活，私有资格以工资的形式购买了劳动者的劳动，这是一种商品交易。劳动者的生活问题，由劳动者自己解决。

　　四是既然是一种交易，劳动者也不必全力以赴于资本要求的劳动任务。

　　其五，政权不必甚至不愿意为劳动者提供政治上的地位和荣誉，必须给予私有资本以相当的政治地位。最常见的情况是，政权还要允许、帮助、支持私有资本压榨工人。

　　三

　　无论平时还是战时，政权都需要动员全国的劳动，当然这种动员越深入、越广泛、越彻底、越高效，则政权越强大，运行越顺畅，组织生产、劳动、建设、战争的能力越强。

　　是应该发展直接动员，还是发展间接动员？这是个极其关键的原则性问题。

　　直接动员，与间接动员相比，有个极大的不公平。这个不公平，以及由不公导致的动员能力萎缩问题，极容易被忽略。

　　对公有制工人、政权领导下的农民的动员，即工人、农民以主人身份参加劳动、生产、建设和战斗，付出汗水甚至是鲜血，支持政权的政治、经济、军事运行。在战争期间，工人农民生产弹药、粮食等物资，当然全部上缴并用在战争上，这些弹药、粮食等物资，就消耗掉了。事后，政权并不需要向生产这些物资的工人、农民归还这些物资，也不需要向他们补偿相应价值的其他物质，更不可能让牺牲的人重新活过来。实际上，政权根本没有能力作这补偿。请注意这一点。

　　但是，间接动员则完全不同。

　　平时或战时，政权采取用货币向私有资本购买服务的方式，采购其商品或服务，当然间接动员了私企控制的劳动力。但是，这种动员需要政权承担很大的“归还负担”。

　　在向政权提供产品和服务时，私有企业是有成本和利润的。如果公有制经济比例过低、私有经济比例过高，相信这个成本和利润，是极其巨大的。这个成本和利润当然是以货币形式，积存在私有资本手中。

　　那么，私有资本手拿这些钱，向政权讨要“回报”，这种讨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合法的、合理的。

　　政权当然不能拒绝这种“讨要”。

　　怎么才能履行义务、满足私有资本的讨要呢？其法大致有五：

　　一是向私有资本提供公有制工人、农民生产的各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供私有资本采购。

　　二是给予私有资本用手中的钱采购国家资源的特权。这当然侵蚀了政权进行直接动员的能力。

　　三是允许私有资本扩大生产、扩大雇佣工人。

　　四是在政治上要肯定私有资本，给予政治地位，在法律上保护其对工人的压榨，以便于进一步通过私有资本进行间接动员。

　　五是继续允许私有资本货币发行特权，政权必须给予贷款、拨款。

　　四

　　不难看出，直接动员和间接动员的区别如下：

　　一是直接动员，只能是对公有制经济的动员，公有制企业是直接动员的工具、途径和手段。间接动员，必然以私有资本为中间媒介，不可能绕过这个媒介。

　　二是直接动员的深度、广度极其彻底，动员能力极强。间接动员因为有资本这个“隔阂”，动员能力被削弱。

　　三是直接动员没有“交易成本”，间接动员有巨大的交易成本。

　　四是直接动员不需要“归还”所动员的物力，但是，间接动员，需要“归还”同样价值的物质。而实际上，这些物质已经消耗在政权的正常运行和重大战争中了。请注意，政权是没有能力“归还”和补偿这些物质的。——这是个极其重大的问题，但极容易被忽略。我极希望大家充分是、深入地思考和认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搞公有制的根本。这个问题，也完全是个技术性问题，而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

　　五是直接动员，政权须向工人、农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并给予劳动者以政治上的肯定。间接动员，即“政府购买服务”，政权不但须要向私有资本归还相应价值的物资，而且，还要承担交易成本，并向私有资本出让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权利。

　　不难看出，政权的动员能力，直接取决于与公有制经济所战国民经济的比例！公有制强大，则政权的动员能力强大；反之，如果私有资本强大，则政权的动员能力就不强，即使其本国经济看上去很强大，技术很先进，工业很发达。

　　今年，抗美援朝战争受到全社会的重点关注。那当然是一场能够体现中美两国动员能力对比的先去。美国在其英法等国仆从的支持下，几乎可以动员大半个世界的资源，而中国显然只能动员本国的资源，加上苏联的一些支持。中国居然能够打败美国。不过，这场战争并不能很清楚地证明中国的动员能力。

　　我认为，最能体现中美两国动员能力对比的战争，是上世纪70年代中美国的全面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

　　我们只注意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而轻视甚至无视上世纪60、70年代以援越抗美斗争为代表的中美两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的全面斗争，对主席、对中国人民、对全世界人民，是极其不公平的。

　　我当然，赞扬抗美援朝的伟大，但我觉得最能体现主席高明的政治指挥能力的，是60、70年代指挥的全世界范围内的反帝反霸反修斗争！

　　这是一场名符其实的世界大战。

　　战场遍及政治、经济、金融、思想文化、舆论宣传、军事斗争等领域，范围遍及亚洲、美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几乎卷入了所有国家。几乎没有谁、没有哪种政治力量能置身事外。

　　所以，这场斗争最能体现中美两国的动员能力。

　　从经济上讲，中国是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私有制几乎为零的社会，而美国是私有制占绝对主导、公有制为零的国家。

　　所以，中国的动员，纯粹的直接动员劳动人民，不经过资本这个中间环节，不存在交易成本，也不需要“归还”在各个战场上消耗的物资。

　　美国的动员，纯粹的间接动员，存在巨大的交易成本，需要向资本归还与在各个战场上消耗的各种物资等价的其他物资，或者给予私有资本以使用开采资源、国内外市场、人力和货币的特权。特别注意，美国的私有资本最喜欢发战争财。

　　中国经济体量并不大，还处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能力当然远远不及美国。而美国已经是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

　　（有一种极其荒谬的观点，积非成是：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能搞经济建设，但中国的经济建设，均是在战争完成的。在中国学术圈子里，还有个荒谬现象，在研究美国经济时，他们说美国发动战争，带动了美国经济发展；而研究毛主席时代的支持第三世界民族独立和解放战争时，他们又说，毛主席好斗，战争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双标”得厉害。）

　　这场遍及全世界五大洲、四大洋，以军事斗争为主、以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斗争相互配合的、为时长达20余年的空前的世界大战，当然是对中美苏英法等国，尤其是中美两国动员能力的严酷的考验和考试。

　　考验和考试的结果，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资本主义大国美国，根本不及格。在和中国长达二十多年的斗争中，未占过任何便宜，长期被动、步步失败。最后结果是尼克松来华乞和，不得不败退越南，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条件，退出我台湾宝岛，在全世界战略收缩……。

　　五

　　今天，中国的私有资本已经占据了中国经济的绝对大部分比例，公有制不复存在，国有制经济也在萎缩（国有制有私有制性质）。中国的动员，必然绕不过私有资本，必然有巨大的交易成本，必然要“归还”与所动员的物资价格相应的其他物资和权利。中国的动员能力如何，我不敢乐观。

　　雪上加霜的是，政权只有完全掌握货币发行权，才能向私有资本采购商品和购买服务，才能间接动员劳动。但是，因为引进外资、出口创汇、美元结算、储备美元以及为了引进更多外资而推行的开放金融、开放市场、优化营商环境、内外资一视同仁、外资金融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中国金融不允许服务于中国实体经济、保护外资知识产权等买办政策，中国政权的人民币发行权，已经完全至少是大部分旁落于私有资本特别是外资。中国政府想得到点钱，只能指望国有资本、私有资本的那点可怜的税收！如果私有资本不愿意奉献税收，则政权连购买服务的钱也没有。

　　丧失货币发行权，又进一步地束缚了政权的动员能力，使之更加萎缩。这点动员能力，平时尚可维持，当然不敢组织重大经济工程和反侵略战争，对内对外都十分软弱，一旦发生战争，即使打赢战争，政权也无法支付由战争带来的巨大负担。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