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被大集团操控？

　　图片来源：国际农民运动网

　　作者｜格雷塔-莫兰(Greta Moran)，驻纽约皇后区人民食堂组织的高级记者

　　翻译 |一刀

　　校对 |小斯

　　责编｜侯娣

　　后台编辑｜童话

　　9月23日，首届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在纽约召开，全球领导人几乎都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发表讲话，呼吁建立能让每个人都受益的食物系统。

　　他在讲话中提到，

　　我们需要能够支撑繁荣的系统——不仅仅是企业和股东的繁荣，而且是农民和食品业工人的繁荣，实际上，是全世界数十亿以此行业为生的人的繁荣。

　　这一声明体现了此次峰会多元的结构，被称为 “人民的峰会”。因为它汇集了来自148个国家的代表，以及一系列公司、民间社会组织、原住民团体、农民团体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如何塞·安德烈斯(José Andrés)和梅琳达·盖茨(Melinda Gates)等。但是企业主和食品业工人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利益冲突，并且拥有对当下食物系统不对等的权力水平，实现这两个群体的共同繁荣，这可能吗？对于数百个食物主权组织、原住民和小农团体以及抵制峰会的科学家来说，答案是肯定的：“不可能”。

　　召开此次峰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能够推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食物系统，包括在2030年前结束饥饿和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但也有批评者，比如西尔维娅-马拉里(Sylvia Mallari)，她担任由农民的基层团体组成的人民食物主权联盟(People’s Coalition on Food Sovereignty, PCFS)的全球主席。她指出对食物系统的看法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

　　“最开始的发问应该是，‘该如何来定义这个问题’”，马拉里告诉人民食堂组织(Civil Eats)，并且补充道，“峰会并没有发问：‘为什么会存在饥饿？’”

　　在峰会召开前的几个月，组织者们在世界各地举办了近600场对话，旨在鼓励青年活动家、原住民团体、小农户参与网络研讨会和讨论。在联合国食物系统峰会上，许多利益相关者承诺结束饥饿，包括美国农业部承诺提供100亿美元来实现这一目标。

　　但在峰会上，恰如马拉里和其他反对者所见，饥饿的结构性根源从未得到重视。对马拉里来说，答案是明确的：“问题在于社会中现有的权力关系，即我们的土地、资源都被大集团所持有和控制。这些公司权力之大以至于能左右政府和州级的决策，敲响了小农生产者们(世界上那些陷于饥饿、贫穷和没有土地的劳苦大众)的丧钟。”

　　但假若峰会的领导人以上述框架召开大会，就会牵涉到参与峰会的许多企业和基金会，包括雀巢、比尔-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泰森和拜尔。

　　一个名为“食物系统为人民(Food Systems 4 People)”的团体在峰会当天发布的报告指出，跨国集团左右了峰会多方利益相关者倡议的形成。该组织还发布了一份由大约200个全球和地方机构签署的联合声明，谴责峰会的“多方利益相关者机制(multistakeholderism)是非法的，它使集团权力得以实现”。

　　为了引起人们对被峰会进程剥夺权利的农村和农业人口的关注，食物主权人民联盟(the People’s Coalition on Food Sovereignty)与其他21个团体一起，举行了为期三天的抗议峰会，他们称之为 "全球人民峰会"。当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会议进行其开幕式时，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秘书长马尔科姆·盖伊(Malcolm Guy)宣读了一份宣言，谴责联合国强调要把企业包括在内，“我们对联合国社会基金及其大集团赞助者说：‘不要以我们的名义！’”

　　作为峰会进程的独立官方顾问，联合国食物权问题特别报告员迈克尔-法克瑞(Michael Fakhri)也对峰会的多利益相关方结构提出了批评：“没有人谈及我们为什么会陷入今天的困境，也没有人谈及谁应该为这一困境负责，”法克瑞在观察了当天的演讲后告诉人民食堂组织。“他们嘴上说的都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是我认为，组织起这种广泛且不加辨别的网络，导致‘那些造成问题的人被邀请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法克瑞说，他曾多次要求峰会的领导成员考虑大公司在塑造食品体系中的作用，但经常遭到反驳。他最常得到的两个回应是：“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道路上”，他把这理解为不愿意研究问题的原因。另一个回应是“政府也是问题的一部分，并且企业也应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他认为这种回答造成了“企业错误地与政府等价”，因为“根据设计，政府应该对人民负责”。

　　截止当前，峰会的利益相关者已经做出了218项承诺，这些承诺来自于峰会的对话和会议。这些承诺都不包括具有约束力的步骤或时间表。尽管秘书长将每两年提交一份年度进展报告，但目前还不清楚这些承诺将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尽管许多承诺包括关于改造食品系统的强烈声明，但没有一个承诺会影响目前大部分食品生产和消费方式的大公司。而这其中的利害关系大得令人难以置信：

　　目前，全球有3400万人正在努力应对紧急程度的极端饥饿。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预测，随着气候变化和COVID-19大流行病的持续冲击，这种情况将进一步恶化。

　　8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了第六次气候评估报告，警告说地球正变得越来越不适合居住，粮食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

　　报告发布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 “人类的红色警报”(code red for humanity)。食品系统占全球排放量的三分之一，是气候危机的主要驱动力，也是减少排放的总体努力的关键部分。

　　一

　　被集团“把控”的峰会进程

　　2019年10月峰会宣布后不久，食物主权人民联盟就开始监督其发展。第一个迹象表明，它不会实现其激进的承诺：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 WEF)是联合国系统之外的一个私营组织代表1000多家全球企业。它与联合国合作，为峰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制定议程。

　　4月，食物主权人民联盟向联合国办事处提交了一份声明，呼吁撤销该伙伴关系。这份由155个组织和31个国家签署的声明说：

　　世界经济论坛是一个有组织的全球平台，聚集了世界上的公司战略家、财阀和国家元首。它以‘改善世界状况’为幌子促进公司议程，旨在通过调整我们的食物系统和农业来巩固其独裁统治。

　　与世界经济论坛的合作，代表了雀巢、可口可乐、化肥巨头雅苒(Yara)和大型农业技术公司信实工业(Reliance)等，有效地绕过了联合国解决粮食和农业问题的现有机制——即世界粮食计划署、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粮食及农业组织，而联合国世界粮食安全委员会(U.N. Committee on World Food Security , CFS)负责这三个组织之间的协调。

　　农业和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 , IATP)的执行主任索菲亚·墨菲(Sophia Murphy)说，“峰会筹办的时候忽略了联合国粮食安全委员会。因此，从一开始，峰会就名不正言不顺”。这种忽略导致峰会进程的不透明，即在此过程中针对参与和约定的规则是不透明的，包括“行动追踪”【注：action track，其宗旨与碳足迹 carbon track类似，通过追踪与会者后期的行动，来评估约定的达成程度】，旨在将利益相关者聚集在一系列的主题下去寻找解决方案。然而“关于如何确定追踪的主题，没有任何透明度。关于如何选择追踪的领导人，也没有任何透明度。”

　　一些倡导者说，已经有证据表明，企业在影响峰会的决议。绿色和平组织英国分会(Greenpeace Unearthed)的一项调查特别关注以“可持续畜牧业”为主题的小组。参与者包括国际肉类秘书处、国际家禽理事会、全球乳制品平台和其他畜牧工业团体，他们一直在推动“集约化畜牧业系统的发展”——这一解决方案与IPCC呼吁减少全球肉类消费以保持全球不断减少的碳预算相悖。

　　此次峰会是经过联合国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程序提出的，目的是为了找到“有开创性的建议”。然而，绿色和平组织的调查认为整个操作其实是对联合国的“游说”，即以大利益团体身份影响决策进程。

　　许多抵制峰会的团体指出，企业不应该参与到对“改变游戏规则的解决方案”的设计中，以期应对危机。尽管企业和基金会表示支持用高科技解决农业问题，包括基改种子以及更多地使用化肥和杀虫剂，但有批评者指出，本土化和生态化的农业耕作系统才更有可能实现峰会的目标。

　　选择艾格尼丝·卡利巴达(Agnes Kalibata)博士作为峰会特使也引起了反公司抗议者们的不满。卡利巴达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 AGRA)的前主席，该联盟由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资助，近年来因未能帮助小农摆脱贫困而受到批评，尽管这是该联盟宣称的目标。

　　全球人民峰会的宣言中这样写道：“与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的集约化农场不同，小农户更有动力实行生态农业，面对极端气候也有更强的抗逆性”，“他们是作物物种和品种多样性的守护者，对维持丰富和健康的生物多样性起着关键性作用，这对于全球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联合国的峰会确实包含了生态农业，以促成其所谓的“自然积极解决方案”。然而，正如我们在4月份所报道[1]的那样，一些倡导者认为这样使生态农业方法与生态农业远离了它们作为对公司控制食物系统的一种抵抗。

　　二

　　弃人权于不顾？

　　迈克尔·法赫里说，人权经常被排除在规划过程之外。早在18个月前筹备峰会之初他就产生了担忧。他说，“很快，我意识到，参与设计和制作这次峰会的大多数人都没有人权方面的经验。”起初他觉得有些沮丧 ，因为不得不争论“为什么人权重要”，“为什么让人权在峰会议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重要”。然而，当时他用“每个人都是站在正义一方”(everyone’s mind was in the right place)这样的假设说服了自己。

　　但是在向峰会领导层提供了报告、备忘录和咨询意见之后，法赫里意识到，他以及其他同行们的专业意见，都不会得到峰会领导层的重视。比如，法赫里说，他没有被邀请参与峰会前举行的人权小组规划过程中。“我作为联合国首席的食物权专家，他们并没有就如何安排小组成员讨论征求我的意见。”

　　法赫里还对峰会科学小组——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29名顶尖研究人员和科学家组成的独立和多元化小组”——在没有充分考虑人权的情况下倡导技术解决方案的方式提出异议。例如，由该小组成员撰写并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评论指出，数据收集和区块链等技术可以而且应该被用来确保小生产者的土地权利。

　　“许多人权报告表明，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答案，”法赫里说，“技术的好坏取决于它所嵌入的系统。”正是这种对技术和企业驱动的解决方案的过度信任，即不考虑它是如何被使用的以及谁将最受益，使许多抵制峰会的人也把它作为一个核心问题。

　　虽然抵制、反击和对峰会的批评在上周不断发酵，但峰会本身却几乎没有承认这些争议。美联社的詹妮弗·佩尔茨(Jennifer Peltz)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就人们担忧峰会“过于自上而下，过于注重技术，过于企业化”提问，但这一批评很快被联合国发言人驳斥。

　　“就包容性而言，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进程比这次的粮食系统进程更具有包容性，”联合国副秘书长阿米纳·穆罕默德(Amina Mohammed)在回应佩尔茨时说，“我听说这（次峰会）就是‘精英掌权’，我不确定哪一部分是精英，倒是愿闻其详。”

　　作者简介

　　格雷塔-莫兰（Greta Moran），驻纽约皇后区人民食堂组织的高级记者。她曾先后为《大西洋》(The Atlantic)《谷物杂志》(Grist)《太平洋标准》(Pacific Standard)《卫报》(The Guardian)《青少年时尚》(Teen Vogue)《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拦截》(The Intercept)等杂志供稿。格雷塔关注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环境正义的叙事性故事，特别是为解决问题而努力的人们。

　　注释：

　　[1]https://civileats.com/2021/04/20/is-agroecology-being-co-opted-by-big-ag/

　　文章来源：人民食堂组织（Civil Eats），2021年9月29日

　　原标题：

　　Did the First UN Food Systems Summit Give Corporations TooMuch of a V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