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震旦讲师宋某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从何而来？

　　我通过微博网友的转发，看到上海震旦学院的讲师在为日寇洗地。

　　她在课堂之上振振有词道，30万遇难者只是估计，真实的死难者或许只有3000。

　　不仅如此，她还教唆自己的学生要学会反思，好好思考下日本为什么侵华。

　　虽然上海震旦学院已经成立调查组，宣称要调查此事，但既然历史虚无主义之风刮过，我就得好好回应下。

　　屠杀遇难者人数从何而来？

　　近些年来，在日本史学界，有不止一名学者开始刻意淡化南京大屠杀所造成的后果，包括对于屠杀死难者数量进行篡改，声称“遇难者数量不足30万”、“遇难人数30万是中国的一面之词”等。受这类论调的影响，在我国国内，对于屠杀死难者数量的质疑也悄然出现在了网络上。然而，遇难人数30万真的是我国的一面之词吗？这样一个数字是怎样统计出来的呢？

　　目前，对于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较权威的认定有以下三种：

　　第一，1946年1月19日设定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但这个数字并没有将日军所烧弃的尸体、或投入长江、或以其它方式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在日本战犯太田寿男的供词中清楚记述：日军在进行凶残的大屠杀的同时，为了掩盖其罪行，采用纵火焚尸、抛尸长江等办法，迫不及待地对横陈城郊的遇难者尸体毁尸灭迹，被处理的尸体总数达15万多具。将这两个数字相加，所得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5万。

　　第二，1946年2月15日成立的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为19万余人；零散屠杀有858案，尸体经慈善机构掩埋有15万余具。根据该判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4万。

　　第三，根据埋尸记录：慈善团体埋尸18.5万，日军埋尸、毁尸15万，伪政府和个人埋尸4万。

　　将这三方面的数字相加，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人数不低于37万。

　　旅美画家李自健油画《南京大屠杀》

　　可见，在南京大屠杀受难者数量的认定中，既有远东军事法庭的认定，又有国民党当局南京军事法庭的认定，更有日本战犯、在场处理尸体的日军人员和慈善团体的统计结果。且三组数据相差较小，基本吻合，而我国目前所认定的30万人，可以说是出于严谨较为保守的认定了。

　　因此，说我国对于大屠杀遇难人数认定是“当局一面之词”、“未获得国际认同”的论调，纯属无稽之谈。

　　日军屠杀动机究竟何在？

　　在网络上有这样一种说法称，南京大屠杀的展开是“战争中必须的作战手段”，而进行屠杀的日军“不过是命令的执行者”，以此为大屠杀的实施者开脱。

　　不过，这种说法的支持者似乎并没有对南京大屠杀的前因后果进行全面的了解。其实，在南京陷落之前日军的轰炸中，就丝毫没有遵照战争法中关于保护平民的要求。

　　1937年11月，日本陆军航空本部通过了《航空部队使用法》，其中第103条规定：“站略攻击的实施，属于破坏要地内包括政治、经济、产业等中枢机关，并且重要的是直接空袭市民，给国民造成极大恐怖，挫败其意志。”

　　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次明文规定可以在战争中直接以平民和居民街道为目标实施空袭，突破了战争伦理的底线。——1937年9月19日，日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下令对南京等实行“无差别级”轰炸。

　　日军轰炸南京

　　可见，在攻陷南京之前，日军就已经将南京的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了，另外请注意日军袭击平民的动机是“对中国国民造成恐慌，挫败其意志”。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战争中军事对抗的范畴，直接将魔爪伸向了在战争中的无辜百姓，显然不是什么“必需的作战手段”。

　　而只需继续参考后来日军在南京城内的举动，则直接证明了其并非“仅执行命令”，而是完全以杀人取乐：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即现在《每日新闻》）报道两名日本军官的“杀人竞赛”。

　　日军第十六师团中岛部队两个少尉军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其长官鼓励下，彼此相约“杀人竞赛”，商定在占领南京时，谁先杀满100人为胜者。他们从句容杀到汤山，向井敏明杀了89人，野田毅杀了78人，因皆未满100，“竞赛”继续进行。12月10日中午，两人在紫金山下相遇，彼此军刀已砍缺了口。野田谓杀了105人，向井谓杀了106人。又因确定不了是谁先达到杀100人之数，决定这次比赛不分胜负，重新比赛谁杀满150名中国人。这些暴行都一直在报纸上图文并茂连载，被称为“皇军的英雄”。

　　可见，日军在进行屠杀时，日军与日本媒体的得意之情已经是溢于言表。

　　12月15日（日军占领第3天）：

　　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人员3000余人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多人当场遇难。负伤未死者亦与死者尸体同样遭受焚化。夜，解往鱼雷营的中国平民及已解除武装的中国军人9000余人被日军屠杀。又在宝塔桥一带屠杀3万余人。在中山北路防空壕附近枪杀200人。

　　位于南京安全区內的华侨招待所中躲避的中国男女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集体押往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日军用机枪射杀后，弃尸于长江以毁尸灭迹。5000多人中仅白增荣、梁廷芳二人于中弹负伤后泅至对岸，得免于死。日军在四条巷屠杀400余人，在阴阳营屠杀100多人。

　　12月17日（日军占领第5天）：

　　中国平民3000余人被日军押至煤炭港下游江边集体射杀。在放生寺、慈幼院避难的400余中国难民被集体射杀。

　　南京大屠杀资料图

　　12月18日（日军占领的第6天）夜：

　　在下关草鞋峡，日军将从南京城内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的中国难民男女老幼共57418人，除少数已被饿死或打死，全部用铅丝捆扎，驱集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密集扫射，并对倒卧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以乱刀砍戮。事后将所有尸骸浇以煤油焚化，以毁尸灭迹。此次屠杀仅有伍长德一人被焚未死，得以逃生。大方巷难民区内日军射杀4000余人。

　　南京大屠杀/资料图

　　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而整场大屠杀，持续了四十多天。

　　日军真的会对不抵抗者网开一面？

　　有人认为，日军的屠杀对象主要是不愿接受其统治的民众，而对于获得“良民证”的“顺民”们而言，则是网开一面的。这种说法一经出现便广受逆向民族主义者的支持，那么，当年在南京，日军对于顺民又是怎样的呢？

　　南京大屠杀/资料图

　　大屠杀第56位幸存者杨品贤在证言如是说：

　　日军进城后的两个月，他们把豆菜桥难民区里的幸存者约数百人都赶到华侨路的兵工署大院内，说是要发“良民证”让我们回家安居，其实是抓捕青壮年进行屠杀。

　　当时，大院中间摆着方桌，日军军官站在上面，台下是汉奸翻译詹荣光，桌子四周是难民，外圈是日军包围着。汉奸翻译说，“皇军”传话给你们，只要领了“良民证”，各人就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是“良民”的站一边，是军人的站到另一边。

　　当时，人群中无一人站出来。

　　日军又以举手的办法，要中央军举手，结果仍无动静；又要“良民”举手，此时大家都举起了手，日军军官见此情况大怒，便下令把男青年全部拖出去，有一个男青年被日军拖出去又跑回来，连拖三次，后来他被日军用刺刀刺死。后来，被拖的男青年不敢再跑回人群了，被全部拖出后，日军就把剃光头的和手上有老茧的男青年当作中央军押上三辆大卡车拉走了。

　　我当时留着长发，手上也无老茧，得以虎口逃生。

　　第二天，同院有一个被抓走的男青年逃了回来，他说日军把他们拉到汉西门外的河边，用机枪进行集体屠杀，他因事先倒下未被击中，夜间他从死人堆里爬出来逃回。

　　我们领了“良民证”以后，就搬回家居住，沿途到处是尸体，惨不忍睹。我们走到陡门桥时，看到一根电线杆吊着一长串人的耳朵，就是用麻绳把一只只耳朵叠串起来，从电线杆的顶端一直挂到离地有一人高处……

　　说到这里，杨不由激动了起来：“日军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群像实录

　　84年过去了，如今，那段凄惨的岁月已经一去不返，曾被染红的秦淮河水，早已恢复了原有的碧绿，今日繁华的南京，唯见流光溢彩，川流不息。当年弥漫在南京的血色早已散去，然而，对于那段历史，有的人选择正视，而有的人总喜欢百般回避。

　　回避这段历史的人总喜欢这样说：“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谋求正常的地位，我们要展示出积极的面貌，对于旧事不提也罢。“

　　然而他们似乎忘记了一点，正常的地位要以正常的观念作为前提，积极的面貌更建立在坦诚的态度上，如果连当年的过错都不愿正视，又怎么能看清未来？如此呼吁获得”正常地位“又怎么让人信服？

　　不禁想到勃兰特在犹太人遇难者纪念碑前的那一跪，让世界看到了属于那个民族的诚意，然而世界的另一端，这个同样在二战中犯下战争罪行的国家却一面拒绝承认曾经所做的一切，一面试图让所有人都忘掉这一切，一面将当年的罪魁祸首们高高捧起，加以供奉。

　　华沙之跪

　　2016年12月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声称将在月底访问夏威夷珍珠港，悼念当年袭击中的遇难者。然而，在这一刻，他似乎忘了世界上还有一个地方叫南京，或许，他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愿意想起。

　　如果对于历史还要根据利益的需要对遇难者们进行选择性对待的话，这是否本身就是对历史的亵渎？

　　以日本侵略暴行为题材拍摄的《黑太阳》系列电影曾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片头：友好归友好，历史归历史。

　　是的，中华民族向来不是一个记仇的民族，血债血偿也从不是这个民族所追求的目标，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我们放弃属于自己的尊严和对历史真相的尊重，很多时候，我们期待的只是正视的目光与明确的表态，而这对于当下的日本而言，似乎又显得那么难。

　　原标题 | 高校教授为日寇洗地：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或只有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