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最终，我们将如何走出新冠？

　　当地时间20日，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日内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2022年我们必须终止新冠肺炎大流行。

　　数据表明，奥密克戎变异毒株的传播速度快于德尔塔毒株，新冠疫苗接种者、感染康复者都有可能感染该毒株。疫情不仅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还影响了其他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服务。

　　2021年12月24日，一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考生在西安胡家庙地铁站采样点接受核酸检测。图｜新华社

　　谭德塞指出：“所有国家需要投资预防未来这种规模的灾难，并加快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隅不安，举世皆危。两年过去了，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反复不断。

　　这给本地疫情已获得控制的国家留下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最终，我们将如何走出新冠肺炎疫情？

　　本文已获得作者和《英国医学杂志》授权，编译自《英国医学杂志》“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与经验”专辑中的文章《公共卫生措施对控制新发传染病的重要性》，内容有增减。如需转载，请在文前注明来源瞭望智库（zhczyj）及作者信息，否则将严格追究法律责任。

　　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唐金陵教授与北京大学李立明教授认为，尽管人们对疫苗和药物津津乐道，但公共卫生措施仍然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未来新发传染病的决胜性武器。

　　科学的进步源于人类对新观念、新方法和新技术追求的激情。这个激情使科学技术成为人类建造中最成功的一个，但它同时也塑造了一种“新比旧好”的文化。在这次新冠大流行中，对新技术的偏爱影响了我们对传统技术的正确判断。

　　正如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布鲁斯·艾尔沃德（Bruce Aylward）在疫情伊始所说：在应对这场瘟疫的准备和计划中，我犯了和很多人一样的错误、带有同样的偏见，认为没有疫苗和特效药，我们怎么能控制住这场世纪瘟疫？新闻中充斥着这种悲观无奈的声音。[1]然而，中国利用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成功地控制住了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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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防控措施

　　在遏制早期暴发中的决定性作用

　　当新冠这样的新发传染病暴发时，疫苗和特效药不会立刻成功。唯一可以马上用来控制疾病传播的方法是已经用了几百年的公共卫生措施。公共卫生措施主要是用来：控制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以及保护易感人群。早在20世纪中叶，即疫苗和抗生素广泛使用之前，人类利用公共卫生措施已基本控制了传染病。[2]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这些公共卫生措施常被叫做非药物干预措施，具体包括：戴口罩、洗手、保持社交距离（如关闭学校、娱乐场所和公共活动场所）、限制大型聚会与旅行，等等。[3]而且，在核酸检测和移动通讯等现代技术的辅助下，公共卫生措施变得更加快捷、精准和高效。

　　2020年4月8日，乘客在“解封”后的武汉汉口火车站排队进站。图｜新华社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暴发。在没有疫苗和特效药的情况下，中国正是依靠公共卫生防控措施控制住了早期的暴发疫情。

　　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全国性行动始于2020年1月20日，首先将新冠肺炎纳入乙类法定传染病（如麻疹和脊髓灰质炎），并立即按照应对甲类传染病（如鼠疫和霍乱）的要求开启了公共卫生应急行动。2020年1月23日，作为中国疫情的中心，拥有1100万人口的武汉市开始“封城”，成为全国进入公共卫生应急状态的标志性事件。因此，武汉“封城”不是一件单一的事件，而是一套全国性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严厉的公共卫生防控行动的组合拳。[3，4]

　　在这些严厉的防控措施之下，疫情上升的势头很快得到了扼制，全国每日新发病人数开始掉头向下（图1）。但是，因为新冠病毒有6天的潜伏期，所以防控措施的效果不会立即显现，疫情的高峰不会发生在1月20日，而是在1月26日前后。自1月26 日起，中国每日新发病例数开始持续下降，并在3月底达到零新发病例的状态。

　　中国早期的公共卫生防控措施的效果究竟有多大？早前，《柳叶刀》杂志一篇流行病学数学模拟研究显示，如果病毒的传播和人群的流动没有受到阻碍，武汉疫情的发病高峰预期会发生在2020年4月底，高峰那一天预期会出现3万新发病例。[5]实际上，武汉疫情的高峰发生在2月2日，那天只有1967例新发病人。这个研究结果显示，武汉的防控措施抑制了高峰日93%的新发病例，并将疫情结束的时间比预期提前了两个月。后来的模拟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防控措施抑制了武汉95%的病例。[6，7]更有研究显示，武汉的“交通限制”措施，抑制了世界其他国家2020年3月以前80%的病例。[8]

　　2020年4月以后，中国陆续发生了几十次由境外输入引起的疫情小规模暴发，而我们对每一次暴发的快速扑灭，都是一次对公共卫生措施效果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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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卫生措施抗疫作用的其他证据

　　由于文化和防控目标的不同，不同国家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力度大相径庭。戴口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证据显示，戴口罩可以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在中国它被用作重要的防控措施，但在许多西方国家却一直存在争议。[9，10]因此，基本上一个国家疫情的严重程度与它的防控措施力度成反比。比如，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公共卫生措施很严厉，因此疫情都控制在很小规模。相反，英国和美国，很难限制人们的行为，则造成了几千万人感染和近百万人死亡。

　　2021年4月2日，戴口罩出行的香港市民。图｜新华社

　　在公共卫生措施随时间明显波动的地区，也是观察公共卫生措施效果的好机会。例如在中国香港，疫情的起伏与当地防控力度的高低几乎完美一致（图2）。[11]当防控措施放松时，疫情很快就跟着上升；相反，当防控措施加紧时，疫情很快就跟着回落。还有研究显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措施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同时期严重呼吸道感染和死亡的发生率。这些证据进一步证明了公共卫生措施的有效性。[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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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技术也做出了明显的贡献

　　新技术在疫情防控中也做出了明显的贡献。例如，核酸检测可以更早、更准确地诊断病人；可以发现无症状感染者，对阻断传播有极大的帮助；还可以用来优化病人的住院时间，疏导和管理人们的外出旅行，从而减少疫情对个人带来的不便以及对社会和经济的冲击。

　　2020年3月17日，江苏常州一家新冠肺炎核酸检测医学检验实验室。图｜人民视觉

　　数字技术也大有帮助。例如，互联网加速了病例的报告，计算机用来模拟疫情的特征和发展，使决策者可以及时、迅速地评估和调整防控策略。再如，移动电话不仅可以提高追踪和管理密切接触者的效率，也可用于远程咨询医生以减少因访问医院而存在的感染风险。

　　新技术使得公共卫生措施更加快捷、精准和有效，但新技术更多是辅助性的。没有新技术，公共卫生措施仍然可以发挥作用。中国的策略和经验证明，在核酸检测和移动通讯等新技术的辅助下，即使没疫苗和特效药，传统的公共卫生措施就可以把一个高度传染的新发传染病消灭在局部，避免大流行的发生。不仅如此，公共卫生措施的胜利还为疫苗的开发和批量生产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新冠肺炎疫情已进入新的阶段，疫苗接种成了各国疫情防控的决胜因素。然而，仅靠疫苗不可能彻底控制住这场世界大流行，因为疫苗的保护率不是百分之百，接种率也远非百分之百。加之突破性感染时有发生，而且疫苗保护力随时间不断下降，预防变异毒株的效果更存在未知数。在这样的情形下，公共卫生措施还是那个可以为不同防控政策提供调整和腾挪空间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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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医学思考：“新”一定比“旧”好？

　　在应对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紧急情况时，“新比旧好”的文化会影响我们对老技术的信心。中国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老的公共卫生技术不仅适宜，而且十分有效。

　　2020年4月16日，武汉市民在前进二路卡点扫健康码出入小区。图｜新华社

　　对于医学实践，新技术并不一定总意味着效果更好。

　　由于医学对新技术的热衷，大量新的诊断和治疗技术不断涌入医学实践。这些技术包括：发现早期癌症的技术、测量同一临床状态的不同方法、预测转归和指导治疗的生物学标志物和人工智能、微创手术技术、新药物，等等。但是，新技术并不注定比老技术或标准技术更好，有时可能会更差。表1列举了几个著名的实例。

　　表1新技术并不比老技术或标准技术更好的例子

　　一项德国的研究结果更有普遍意义：2011-2017年间一半以上进入德国医疗体系的216种新药，没有证据显示它们可带来更多的好处。[21]最近一篇BMJ文章也指出，1992年美国FDA加速新药审批程序以来，在253种新获批的药物中，有近一半（即112种）没有证明临床上是有效的，其中四分之一（即24种）已经上市5年以上，有些已经用了20多年。[22]

　　医学还有个新教条：早诊断早治疗一定更好。因此，大量新技术都是为了早诊断而开发的。然而，一种疾病的早发现和早治疗是否真的对病人有益，经常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研究才能弄清楚。这给很多无效的技术进入医学实践提供了机会，并被广泛使用几年甚至几十年。

　　例如，近些年分子诊断发展很快，但部分由于监管不严，很多进入医学实践的技术都没有证明临床上是有效的。[23]以前列腺癌筛检为例说明问题。1980年以前，绝大部分实体肿瘤只能依靠症状、体征和影像来发现。1971年，科学家发现了前列腺特异抗原（prostate specific antigen，PSA），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突破，激发了人们对前列腺癌筛检的极大热情。1980年代，PSA被视为一种安全、快速、简便、便宜的癌症筛检方法逐渐进入了医学实践。1994年，美国FDA正式批准PSA与数字肛检联合可用于前列腺癌的筛检。截至2000年初，75%五十岁以上的美国男性都做过PSA检查，而且美国90%的前列腺癌病人都是通过PSA检查发现的。然而，2012年，一项随访了13年、包括76685人的随机对照试验证明，PSA筛检无效、不能降低前列腺癌死亡率。[24]

　　前列腺癌筛检并非特例。一项总结了39个随机对照试验的系统综述显示，目前存在的针对19种疾病的筛检方法真正有效的不多，大多数都不能降低所筛检的疾病的死亡率。如果按照全死因死亡率来评估，有用的方法更是罕见。[25]

　　可以肯定的是，科学技术使医学如虎添翼，且越来越有力量；科技也必将继续创造新方法、促进医学发展，从而使人们变得更加健康。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知道，我们对创新的热情不应该妨碍我们对必要的适宜的传统技术的利用，这在紧急情况下尤其重要。

　　所以，医学在探索和利用新技术方面可以吸取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在新的检查和治疗方法引入医学实践之前，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测试和评估，以保证它们能真正给病人带来健康的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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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最终将如何走出新冠？

　　回归疫情，在可见的未来，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反复将是大概率事件。

　　大疫之下，一隅不安，举世皆危。这给本地疫情已获得控制的国家留下了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最终将如何走出新冠肺炎疫情？[26]

　　2020年10月15日，游客在海南三亚国际免税城购物。图｜新华社

　　对于我国来说，首先我们亟须总结一年多来几十起小型暴发的经验和教训，将未来的防控措施做得更快速、更精准、更有效，把防控对民众生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减到最小。具体来讲，我们应尽快分析过去的数据，尤其是总结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这些小暴发的起始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行的措施没有堵住？

　　输入性暴发有很大的偶然性，如何更早地发现“零号”病人和追踪密切接触者？

　　如何尽可能优化核酸检测、密接的追踪和隔离、限制旅行和风险人群控制的范围，把防控做得更精准？......

　　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认真分析未来：在什么条件下我们才可以考虑实行新的防控策略？若实施新的防控策略，疫情又会如何演变？应对策略是什么？

　　而且在策略转换之前，我们需要建立起尽可能高的疫苗免疫屏障，还要充分做好一个地区短时间内出现大量病人时的预案，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实施家庭隔离和防止医院挤兑，而调整公共卫生措施的速度和灵活性永远都是制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些问题没有明确、可靠的答案之前，任何改弦更张的说法都应该慎重。另外，我们还需时刻盯紧国际疫情的发展动态、疫苗的实际效果、新药及其疗效、病毒新变异株的特性，以及新的防控理念、措施和效果，等等。

　　最终，把新冠病毒“驯服”成像流感一样温和的病毒，也许是我们最终走出新冠最可能的路径。若可以如此，我们早期遏制疫情所付出的代价和现在的耐心等待，都将是值得的。

　　未来，对于任何一个具有大流行风险的新发传染病，世界各国应齐心协力、共克时艰，把它围堵在局部，这正是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经验对人类应对传染病最重要的启示。

　　《英国医学杂志》“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策略与经验”专辑封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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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走出新冠疫情：哪里是安全的出路?》|唐金陵.临床研究与循证医学.2021.1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