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冯天瑜的《“史剧”与“史观”：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为免断章取义，特引用冯天瑜先生的《“史剧”与“史观”：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全文。我的批驳文字在多重括号中，敬请读者留意。

　　(一)

　　约于十多年前，笔者草撰《评时下清宫戏历史观》，简析《雍正王朝》等一批颂扬清代帝王电视剧的史观偏失：把暴君美饰为爱民仁者，将尽斩同类、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的阴谋家胤禛褒扬为“得民心者得天下”，扭曲历史真实，惟此为甚!此类史剧，显然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哈姆雷特》《李尔王》《战争与和平》等中外文学杰作社会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

　　《〈〈〈〈尽管“爱民仁者”是过于美饰了，但人类古代生存条件严酷，国家，都是通过相互杀戮、征战而形成。小的国家演变成较大的国家亦然。从而，都是暴国暴君发展起来。古代国家的统治，不“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其统治就难以稳固。何况是灭六国，异国统治的开始阶段。

　　所以，对古代历史人物，是“褒扬”还是“批判”，不能以是否暴君、是否“厉行文字狱、剿灭公论”为标准，应当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趋势为标准。

　　如果秦始皇的统治大方向是顺应历史趋势的，在根本上，就应当“褒扬”，而不应当“批判”。对待秦始皇这个古代历史人物，应当指出，“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的“批判的传统”，是中国儒士开的先河和坚持的传统。 如果秦始皇的统治大方向是顺应历史趋势的，“批判的传统上大开倒车”是理所当然，多颂也顺理成章。尽管超过历史背景和条件规定的局限性，“褒扬”、多颂过了头，也不可取。

　　多颂秦始皇，是多颂秦始皇开创了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专制君主独裁制”，决非是多颂者现今要复辟秦始皇的“专制君主独裁制”。秦始皇死了2000多年，无法御用其死后的多颂者。现今的任何势力、集团或政党，绝对不至于愚蠢到要复辟秦始皇的“专制君主独裁制”的地步。国家社会由封建政治制度向“专制君主独裁制”发展是历史的进步，尽管秦始皇只是开启了这一历史进程，艺术地对此加以肯定，戴不上“沦为宣扬专制君主独裁的御用品”的帽子。即使有在现今复辟秦始皇的“专制君主独裁制”的愚蠢势力、集团或政党，只能被历史的车轮压的粉碎。让其粉碎岂不更为美哉，“对今人心智毒害匪浅”的担忧是多虑了。〉〉〉〉》

　　(二)

　　值得注目的是，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如电影《英雄》，启用一流演职人员，将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秦王盛赞为绝世英雄，连准备前往刺杀的侠士也为其感化，拜服阶下，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如果“专制帝王”是顺应历史发展的，“此后十余年间，同类影视剧一发不可收，对专制帝王颂声的分贝愈益高昂，可谓震耳欲聋”又为尝不可。

　　古代国家社会，大凡有大的内功外力的帝王，统统都免不了“杀人如麻”。人类文明史的开拓和发展，尤其在古代，非得有血与火的一面不可。越是古代的文明史，就越是“杀人如麻”。问题不在于是否“杀人如麻”，而在于是否顺应历史发展。

　　“绝世英雄”是用词不当，因为人类历史还没有完结。对废封建政治，兴帝制的一统天下的“独夫民贼”应当肯定。

　　荆轲刺秦王的“大侠形象”，是中国儒士们塑造出来的。如果秦始皇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就是历史的英雄，“彻底颠覆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大侠形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在此上冥顽不灵的历史学大家，才真是“此乃史界、文界的一大奇葩也!” 〉〉〉〉》

　　令人讶异的是，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时下，央视更汇集一线演员，推出七十八集巨制《大秦赋》，高调赞颂秦始皇，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这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因为如上奇葩之说皆根源于此一史观。

　　《〈〈〈〈“继《英雄》之后，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接踵而至，观众应接不暇”使这位历史学大家“讶异”，只能怪这位大家自己。“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政治高峰、道德圣殿”，看来把这位历史学大家气好了。

　　“《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就是真理?把《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还有中国儒士们编造出来的“《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抬出来，就能作为否定秦始皇特殊历史地位的论据?

　　什么是政治?围绕对社会的统治展开的活动和斗争。“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居然就能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围绕对社会的统治的活动和斗争的“高峰”，只能是奇谈怪论。

　　什么是道德?社会统治者的，或者或大或小的社会群体的，通过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文化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共识的意识形态。“一批颂秦的长卷电视剧”居然就能将“《史记》等史书，《过秦论》等策论，《阿房宮》等文赋，《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所定格的那位绝世暴君、中国历史上的空前大屠夫、百家争鸣的断送者，”抬举到社会统治者的，或者或大或小的社会群体的，通过包括社会舆论在内的文化来规范人的社会行为的共识的意识形态的“圣殿”是什么意思?是统治者的还是哪部分社会群体的这种共识的意识形态的“圣殿”?莫明其妙!

　　就算是“天下苦秦久矣”一变而为“天下盼秦若久旱望云霓”，就能“更是史界、文界的空前创举”?

　　已经是“讶异”地大惊小怪了，还说是“吾辈已见怪不怪”。“如此种种，无庸多议”，“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不是“多议”?〉〉〉〉》

　　(三)

　　《大秦赋》的史论依据，归结起来是：秦王终身力行东出，扫六合，并天下，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一天下”既然是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成功实行者秦始皇当然便是天字第一号的大英雄。

　　为辨析上说，我们首先看看，秦王扫六合，是否意在解万民于倒悬。

　　遍览史籍，兼涉考古发掘材料，可以发现秦王虽讲过“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一类漂亮话，但他“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诚如唐人柳宗元、明清之际王夫之所言，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

　　《〈〈〈〈还不要说是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就是200年前的皇帝，说“是为着解万民于倒悬”也是笑谈。但以此笑谈和作者咬定的《大秦赋》把秦始皇捧为“天字第一号的正义之举”，就能据此否定秦始皇在历史上的地位?

　　拿作者自己根据历料的如此见解和某些历史名人对秦始皇的见解，就能论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实行帝制是逆历史之大非?

　　纵使秦始皇“‘扫六合，一天下’，非为其他，全然为了做天下共主——超越周天子那样分权的宗法封建共主，而是掌握全部军政财文大权的专制集权共主”，纵使“秦皇所为，全然出自一己私欲。为达此目的，可以利用一切、也可以破坏一切。秦王称帝前后的实践，是一部奴役七国臣民的血腥历史”，也无法据此判定秦始皇统一六国，废封建，实行帝制是对历史发展的逆反。〉〉〉〉》

　　几代秦王皆奉行商鞅残民、弱民、穷民、愚民政策。中国文化本来长于“治民”，乏于“民治”，而秦制之下，民众更绝无问政权，有的只是服从君令，庶民任君宰割。而滥杀黎民，是秦政的家常便饭，秦将白起一次坑杀四十万赵国降卒(此种屠俘之残暴程度，在世界战争史似无第二例)，嬴政挥师攻陷赵都邯郸、魏都大梁、楚都郢，皆行屠城，宫廷、民居洗劫空，贵胄、文物全数移往咸阳。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决非虚夸。秦王对自国秦人也极端残忍，除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外，还征调数十万黔首长年修建阿房宫(后来项羽焚烧此宫，大火延烧数十日，足见其广大)，又几十年如一日修建骊山陵墓(尚未开掘的始皇陵估计是世界规模最大、藏品最富的帝陵，仅以其附件——秦兵马俑规制之宏大，便可推想皇陵的伟岸)，完工后，为保守陵墓机密，数以万计的民伕格杀无论。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

　　《〈〈〈〈这是在论证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其创建、推行的制度是否是顺应历史发展，而不是论证现代的革命党及其领袖是否是为人民服务，解放人民。

　　“列国称秦军为‘虎狼之师’”，难道列国不是虎狼之国?春秋一百几十个国家和部落，最后只剩几国，难道不是包括秦国在内的这几个虎狼之国的虎狼之师灭掉的?

　　封建政治被帝制政治取代，奴隶制被农奴制、农奴制被隶民制所取代，这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的大体趋势，是人类国家社会发展总体上绕不开的过程。古代奴隶制、农奴制、帝制的隶民制的国家，哪一个不是“橫征暴敛、敲骨吸髓”。就算“这在世界史上亦属罕见”，秦始皇在最终形成为中国的历史上，是从封建政治到帝制政治发展的最重要的首开者，是

　　现在中国那个地盘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多国争雄的国家社会世界最早废封建政治，用帝制政治实行大一统的首开者。〉〉〉〉〉》

　　观诸全部史籍，不见秦王东出解民于倒悬的任何实例，而所见只有尸骨遍野、城垣尽毁。但长剧《大秦赋》一而再，再而三让嬴政声情并茂地宣称，东出、一天下，为的是拯救万民于水火，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

　　《〈〈〈〈什么叫“解民于倒悬”?其它六国哪个能是“解民于倒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的历史上有“解民于倒悬”的朝代或国家?在古代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上，一百几十个小国家和部落，通过相互的征战演变成一个国家，“尸骨遍野、城垣尽毁”必然会不断发生，秦以后所谓的那个历史的周期律也是反复使“尸骨遍野、城垣尽毁”出现，由春秋战国初步同化成使用同一种文字的汉族，经过反复“尸骨遍野、城垣尽毁”的过程，最终还是使用这种文字的汉族为主体发展成现代十几亿人口的中华民族的中国。这种人类文明史所仅见的奇观，与“百代都行秦政制”不无关系。决不会因《大秦赋》故事情节有这位历史学大家认定的“还出现楚人投奔秦国的热烈场景，这种编造实在匪夷所思”，就否定得了秦始皇在由以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数千年历史上具有的重要地位。〉〉〉〉》

　　(四)

　　在统一战争过程中，秦始皇、秦二世对自己的文臣武将乃至王族亲贵也极度苛酷残忍，吕不韦、韩非、李斯、蒙恬、芈氏等有大功于秦政者，皆死于非命。秦代开启诸朝屠戮开国功臣之恶例，这正表明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而《大秦赋》对此或轻描淡写，或给绞肉机的操盘手嬴政虚构脉脉温情(如对吕不韦之死痛心疾首)，或百般美化谋臣间的相互残杀(如把李斯陷害韩非写成韩非哀亡于李斯怀抱)。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对此类历史现象，若能如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则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大秦赋》反道而行，竟扭曲历史实情，为秦廷君臣涂脂抹粉，给暴虐、狡诈的秦政乔装打扮，为一部鲜血淋漓的绞肉机披挂粉色锦缎，真不知是何用心。

　　《〈〈〈〈岂止“中国专制君主政治是一部绞肉机”，人类文明形成国家政治和至少是国家的早中期发展的政治，都大体上得是“绞肉机”。国家的产生就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暴力斗争的结果，较大的国家就是较小的国家之间的暴力斗争的结果。不使用暴力和以暴力为后盾为威慑，就不能形成对社会的统治。只要这个国家的政治统治是根本稳固的，一切有碍于和反抗政治统治的都会遭到镇压。包括统治者内部在内，一切围绕政治统治权力展开的斗争或争斗的最高表现就是杀戮。越是接近于文明社会的开始时期，相对于当时的人口和社会规模来说，这种镇压和杀戮就越是残酷，“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就越突出。两千两百多年前在以现今中国的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开启建立反封建政治的帝制政治大一统国家先河的秦国和秦始皇当然不能例外。

　　好、坏，不是对象事物本身的属性，好死、坏死，不是人死亡本身的属性。作为历史学家不应根据自已的道德在内的意识形态，而应是根据是否顺应历史发展来对起过特殊重要作用的帝王作出历史评判。因此，以“统一战争中起重要作用的秦廷君臣(包括秦始皇本人)几乎无一人得到好死，这正是秦政残暴无情属性的必然表现”等等之类，来作为否定秦始皇的依据就是这位历史学大家不应有的荒唐。

　　象“莎士比亚《哈姆雷特》《李尔王》那样加以鞭笞”，不是“大有历史教育作用”，而是文学艺术的教育作用。“历史教育作用”在根本上只能基于对历史事实的研究，以是否顺应历史发展为标准来展开。文学艺术是歌颂还是鞭笞历史人物，应当以该历史人物在根本上是顺应还是逆反历史发展为原则。《大秦颂》有超越历史背景颂扬出格的种种不当，需要改进，这也是中国当下历史剧的通病，但大方向对头，不是什么“反道而行”。作为历史学大家，竟然根本无知到离开是否顺应历史发展，以“极度苛酷残忍”、“死于非命”、“恶例”、“无一人得到好死”、“残暴无情属性”、“暴虐、狡诈”等感情色彩的文学言词为根据，来否定秦始皇历史地位，是无理的表现。把两千两百多年前在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开启建立消灭封建政治实行专制君主政治的大一统说成是“血淋漓的绞肉机”，不仅是无知无理，才“真不知是何用心”。〉〉〉〉》

　　(五)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战国时人的共同愿望。墨子多作其说，孟子有天下“定于一”的名论，韩非子有更明确具体的设计。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此点必须肯定。李贽在这一意义上称嬴政为“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但一切范畴都不应该绝对化，皆要置于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评价。“大一统”亦如此。一般来说，国家大统可以休止兼并征战，有益于经济文化的发展，故我们赞同柳宗元《封建论》的言说，肯定秦制的统一措施诸如合六国文字于秦篆，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等等，此类秦制的历史贡献不可低估。这是秦王运用“恶”的杠杆启动的历史进步，应予肯定。然而，秦代确立的专制君主集权政治传延两千年并不断强化，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柄庞大的双刃剑，积极作用、消极作用皆不可低估。在近古以至近代，消极作用日益昭彰，君主专制集权成为阻碍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的重大惰因。故在文明转型的近现代为君主专制大唱赞歌，把秦始皇抬到德越三皇、功过五帝的位置，让今人对其顶礼膜拜，是莫大错误。

　　《〈〈〈〈作者终于还是得肯定秦始皇 “统一列国，一合天下”之“‘千古一帝’，是可以成立的”，“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这等于是对以上批判性论调的自我否定。不过还得指出，这个“统一列国，一合天下”是有别于复辟周礼周制的“定于一”，而是顺应文明社会发展地开启消灭封建政治实行专制君主政治或帝制政治先河的“定于一”。否则就不是“历史大势”，而是对历史大势的逆反。“秦国、秦王是这一历史大势的有力践行者”就不能成立。〉〉〉〉》

　　(六)

　　历史进步的根本标志，并非在政治的分合治，而在文明的进步，包括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观念形态进步与否。将历史的正义性简单归结为政教是否大统，必陷虚妄。例如，不能说今天列国分立的西欧比横跨欧亚的大一统俄罗斯落后。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

　　《〈〈〈〈是秦始皇用郡县制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来废除封建政治，而不是单纯的“政治的分合治”。

　　把秦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君主中央集权的政治统治仅仅看成“政治的分合治”，是历史学大家不应有的无知。

　　不存在人们说的那个“生产方式”。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与李培荣同志商榷)》，和《是生产力主导，还是政治主导[之二]》，不再赘述。

　　不知道这里所谓的“社会结构”是什么?

　　至于政治制度，至少十七世纪以前沿秦制发展下来的明朝政治制度比殴洲国家同期的进步，至少不落后。

　　说到国家社会的“观念形态”，只能指国家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因为这个国家社会中存在的非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再进步也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社会。至少在十七世纪以前，中国明朝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不比同期殴洲国家的居于统治地位的观念形态落后。

　　这些既不能证明秦朝和秦始皇废封建政治、实行帝制政治比同期的欧洲更落后，也不能证明，自秦开始的废封建政治、行帝制的发展不是进步而是倒退或原地踏步。因为，尽管出现人们所谓的周期律，汉、唐、宋、明，都是同期世界上政治、经济和文化宗合发展程度最发达的国家，也即是世界同期文明最发达。因为所谓文明，照西方的看法，不过就是有“三要素”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

　　大一统的中国，与充当欧洲警察、亚洲警察，世界任何洲的警察，或者世界的警察，阻碍任何洲或世界进步，毫不沾边，是历史学大家头脑中的什么逻辑或道道，在其“现在仅就该剧历史观的一个症结处试作考析”的本文中，将“大一统的帝俄，长期充当‘欧洲警察’，是近代欧洲进步的大障碍”扯进来，作为“试作考析”秦朝和秦始皇的论据。难道大一统的中国，因为是大一统，就脱不了干系，注定是或必然是欧洲或其它洲或世界进步的大障碍?

　　“西欧的一些分治的小国，如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是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而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难道就是“一统大国俄罗斯”必须或应当解体或分裂成为象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那样的小国，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的逻辑?

　　依这位历史学大家的此逻辑，一统大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理所当然应当解体成为象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那样小的国家，才能成为“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了?

　　不过，欧洲其它的，还有亚洲的、拉美和非洲的，那些象荷兰、比利时、瑞士、瑞典、丹麦的小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文明的较高典范”?

　　英、法、德、日等统一大国，还有那个更大的一统大国的美国，为什么没有成为“现代文明”的较低典范呢?

　　“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恰恰是搞了西方模式的文明。

　　拿“又如，芬兰被俄罗斯‘统一’时，苦难深重，而摆脱俄国这一民族监狱后，几十年间即成为先进国家”，否认得了比现在的俄国更加一统大国的沙俄，用革命的方法脱胎换骨成苏联文明后，能从欧洲最落后的大国，扣除内战和“二战”及其恢复的时间，用四十余年时间发展成为与美国相抗衡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事实?

　　岂止是“一统大国俄罗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苏联解体后除俄国以外的解体而成的其它国家，前社会主义的东欧剧变成西方式文明的国家，北美搞了西方式文明的墨西哥，拉美的搞了西方式文明的国家，不论其大小，不也是“至今仍在中等收入陷阱里苦苦挣扎”吗?大凡是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大体在同一起跑线上就搞西方式文明的国家，如印度，为什么各基本方面的发展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比肩呢?更无须说被西方搞了西方式文明“解放”的伊拉克、阿富汗和“颜色革命”成西方式文明的那些国家了。

　　所以，这位历史学大家如此的逻辑和论断只能用荒诞不经来形容!〉〉〉〉》

　　以中古史而论，大一统成就了汉唐的昌盛，但大一统也并非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却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而摆脱蒙古可汗的大一统，反而是亚欧诸国的历史性进步。蒙古征服金、宋，建立版图宏大的元朝，却使“造极”于中华的宋代文明发生大倒退。满洲人再度大一统，然嘉定三屠、扬州十日，严重破坏明代文明，尤其使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坠入苦难深渊。元、清两度大一统固然有开疆拓土之功，但造成文明大倒退却是事实。故对“国家一统”须作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赞扬。

　　《〈〈〈〈谁说的大一统就必然会昌盛，是社会进步的灵丹妙药的?

　　大一统，得看什么大一统。秦以后的较大的一统国家，凡是重搞封建政治的，封建政治的祸害迫使中央王权不得不将搞的封建制消灭，否则就没有好结果。

　　蒙古从来没有“统和”过亚欧大陆。这又是历史学大家不应有的无知。蒙古征战亚欧大陆形成的统治，令东亚、中亚、东欧诸文明破坏惨重，是因为蒙古对欧亚大陆各国的统治，是奴隶制游牧民族落后、野蛮文化的国家逆欧亚文明历史的反动，尽管它在欧亚建立的统治文明不得不有所改变，但其文明还是过于落后和反动，加之它与欧亚各地文化差异过大，所以蒙古的统治不仅成就不了亚欧大陆的“统和”，而且其统治对先进的文明国家造成的是倒退。将“蒙古统和了亚欧大陆”与秦始皇的秦国“统合”六国混为一谈，是历史学大家不应犯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以秦王扫六合而论，其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废封建、立郡县，皆有益于中华文明的进步，应予肯定，然而，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破坏性极大，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邯郸、大梁、郢都等繁华都市毁灭殆尽，函谷关以东地区的文明至汉代文景之治时期方得恢复。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

　　《〈〈〈〈“人群”，绝对不可能握有完成大一统的强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冷兵器时代，完成大一统的往往是握有强力的后进人群”是奇谈怪论。

　　包括罗马帝国在内的所有帝国，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先进文明”的专治帝制自身腐败、腐朽，才使得“后进文明”能乘此机一统天下，或者，“后进文明”的侵掠促使腐败、腐朽的“先进文明”灭亡。而帝制国家的后期无一例外的都不可避免自身的严重腐败和腐朽。中国的那个宋朝，由于唐末武夫乱政、军阀割据，本身也是由“陈桥兵变”起家，从称帝时起，就防止武夫篡权过度，对军事官员过度节制，把军事制度弄得相当腐朽，除了能对付不是很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外，对付“后进文明”的侵犯软弱无力。于是，宋朝一开始，就连对付“后进文明”的寡民小国都乏力。“史上多次发生后进文明一统天下，其对先进文明的破坏，罄竹难书”，只能是由此而形成。历史事实是，一般而言，“先进文明”的专治帝制国家，在早中期阶段，岂能是“后进文明”能匹敌的，其周边的“后进文明”，不是被其消灭、赶跑，就是只有归顺、臣服的命。

　　秦与六国就文明，或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发展成程而言，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外于同一发展阶段，不存在阶段性落后，“较之魏赵齐楚，秦是落后文明，秦灭六国，在某种程度上是野蛮战胜文明”，纵使是“在某种程度上”，也不能成立。

　　秦改革封建政治为郡县制的君主集权专治政治，改革贵族领主官僚制为非贵族领主的官僚制，甚至重臣使用外来人担当，根本上革除贵族领主官僚势力，在这些重要的政治改革上，比六国明显搞得更好。政治是文明的决定性方面。这使得秦的君主集权专治政治相对其它六国更加强有力，使得国家的人力、财力能更加集中统一调配和使用。封建领主政治，不仅对中央王权造成人力和财力上的分散、削弱，封建贵族领主官僚制更易于形成削弱、架空中央王权的政治势力，更易于造成国家中枢权力矛盾、涣散，从而更易于造成国家政治统治的矛盾、涣散，更易于造成政治统治的腐朽。而且贵族领主制下的农奴甚至奴隶制比地主制下的租佃制更反动。国民是君主的隶民比是封建贵族领主统治下的奴隶或农奴对社会的发展更有利。当然，至少唐及其以前的各帝制朝代后期，由于士族豪强地主势力的兴起十分严重，国家隶民的状况甚至不如士族豪强地主的蔽荫户——实际上是其的农奴甚至奴隶，那又另当别论。

　　“汉初贾谊、晁错等人雄文生动展现了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是事实。因为“秦统过程中对繁荣的六国经济文化的毁灭性破坏”不可避免。人类世界任何一方的文明的开创、建设、进步和发展都是在破坏、倒退的曲折和起伏的过程中实现的。这是历史学家应有的起码历史知识。“从战国中期到秦统一的百年间，人口锐减至三分之一”，比起从汉到隋唐，从唐到宋，从宋到明重新统一前的分裂割据战乱和“后进文明”的侵犯所造成的人口锐减来，算不了什么。何况秦开启以中原为中心地域的众多国家实体的大一统的先河只能如此。中国古代帝制政治总趋势，从而中华文明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总趋势，是秦开启了决定性的关节点。当然帝制政治文明的发展总会被其它更先进文明所取代，如现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地球亚洲的东部以中原为中心的地域，到战国时代，大一统已发展成为定势，不是秦统一其它六国，就是六国其中的某国统一包括秦国在内的其它六国。对此，难道历史学大家也不懂?

　　帝制包括其世袭更替的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春秋战国还没有形成汉民族，汉族的同化形成需要大一统的帝制政治统治的相当长的历史过程。秦以后帝制国家的周期律出现的分裂战乱的重新归为一统都只能用暴政，两千两百多年的战国状态开天劈地的归于一统必须是帝制，而且更是须要暴政。秦统一六国被六国的国民看成是异国侵略是必然，以各国贵族为代表的反侵略的复国势力在很长时期都根深蒂固,暴政不够难以将其从根本上瓦解。大一统的帝制政治取代封建政治，千年形成的领主贵族阶级必殊死反抗，消灭封建贵族领主阶级形成的传统势力和观念也是一个需要相当时间的过程。从汉到西晋，统治者都有再搞封建政治的行为，甚至到了631年，唐太宗都还想搞宗族的封建制。所以“秦二世而亡，是历时最短的统一王朝，绝非偶然”，但决不能将其归因于秦始皇的暴政。秦始皇的暴政比起蒙古人南侵灭宋建元的暴政，比起清灭明镇压汉族反抗的暴政，更是比13世纪蒙古西征在欧亚地域建立的那些汗国的暴政来更差，而且差得多。而这些更加惨烈，而且是更加“后进文明”的暴政建立的国家都比秦的命长得多。

　　自秦灭六国建立的短命帝制王朝灭亡以后，尽管有有利于政治大一统，从而有利于汉族同化形成的自然地理态势，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政治统治大一统和汉族同化并是汉族成为这一地域文明承载主体的历史总趋势，必须有秦始皇开创的帝制政治两千年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才能实现。尽管在东汉到隋唐之间，唐到宋之间，宋到明之间，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分裂战乱、异族侵犯杀戮的浩劫和暴政统治奴役，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却能通过革命，发展为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文明根本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只能是此历史学大家鼠目寸光之见。〉〉〉〉》

　　唐人柳宗元肯定秦代的统一之“制”，又批评其暴虐之“政”;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对专制一统之秦制与封建分权之周制，作利弊得失的具体分析，而没有一味颂秦;近代民主主义者谭嗣同更严厉遺责残暴的秦政，认为近世中国的落后与之直接相关。

　　《〈〈〈〈不是“一味颂秦”的问题，而是秦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必须根本加以肯定的问题。作者抬出的这些历史名人的论断，否定不了秦始皇创建的帝制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划时代作用。尽管中国式的帝制禁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中国从英国革命算起的近代开始落后人类的西方国家。〉〉〉〉》

　　回到《大秦赋》所涉时代，秦朝二世而亡，连推行秦制者也以悲剧收场，从商鞅到韩非、李斯、扶苏、蒙恬，以至于秦始皇本人，皆不得好死，而秦以后两千多年治乱循环，治与乱皆与秦制有关;至于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也与“百代皆行秦政法”有关。既然如此，可以留下一句话：

　　劝君少颂秦始皇，民治定比君治强。

　　《〈〈〈〈“不得好死”是作者一类人的见解。

　　不错，帝制政治使得中国历史上出现周期律，但——在此再重述一遍，自秦灭六国建立的短命帝制王朝灭亡以后，尽管有有利于政治大一统，从而有利于汉族同化形成的自然地理态势，形成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域政治统治大一统和汉族同化并是汉族成为这一地域文明承载主体的历史总趋势，必须有秦始皇开创的帝制政治在两千年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才能实现。尽管在东汉到隋唐之间，唐到宋之间，宋到明之间，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有分裂战乱、异族侵犯杀戮的浩劫和暴政统治奴役，所形成的中华民族却能通过革命，发展为与近代西方兴起的文明根本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秦的大一统，于民于国带来的灾难并不低于利益”，只能是此等历史学大家鼠目寸光之见。

　　不仅“中国文明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较为困难”，而且占现代人类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的许多国家的现代转型比西欧、日本都较为困难。而这占现代人类绝大多数人口的许多国家，都不是中国式的帝制。

　　由秦始皇创立发展而来的秦式帝制到了进入人类文明的近代以来愈趋成为进步发展的桎梏，代表反动、没落和腐朽，并不能因此就否定秦始皇创建的帝制在人类文明的近代以前，更无须说两千两百多年以前代表发展和进步，秦始皇及其帮助秦始皇统一六国，创建帝制的那些历史人物就“不得好死”。

　　“劝君少颂秦始皇”看来是冲着“劝君少骂秦始皇”而来。针对历史上的儒士和现在别有用心的公知咒骂秦始皇形成的对历史的歪曲和别有用心，多颂秦始皇引起公知们的不满正是好事。

　　中国早已没有了“君治”，而且，“君治”已经失去了再复辟的任何可能，“民治定比君治强”的“君治”从何谈起。这未毕是在影射什么?不过是找错了箭。

　　“民治”，应是国民大众进行政治统治。人类文明历史，直到现在也没有出现“民治”。近代以来，开始于西方国家的竞选政治或所谓宪政，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统治[对此，请看我在红歌会网的《“对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化的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批判”的再批判》、《驳易中天的“枪杆子出政权，却永远出不了人权”》和 〈剥开美国“多元主义”画皮》等文]，决不是“民治”，古希腊城邦国家和古罗马共和国的竞选政治更不是什么“民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民治”，因为不是国民大众进行政治统治，而是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性质的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人民民主专政。

　　既然在人类文明史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民治”，“君治”至少在中国也已经失去了再复辟的任何可能，这位叫冯天瑜的历史学大家的“民治定比君治强”就是地道的欺世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