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红学与中国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红学与中国经济学

　　——“《资本论》学”对改造红学的启示

　　【作者按】《资本论》为什么能作为中国经济学之指导，在于“范畴‖系统”原理。盖循环范畴、周转范畴描绘的是系统运动的生成，总资本刻画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此为“历史资本”(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构造之生。盖系统的阶级斗争范畴皆为总资本因循“矛盾运动”所转化和投射。此亦“红楼原理”也。《红楼梦》和《资本论》同样为理论历史性原理著作。其刻画社会有机体的方式都和阶级斗争关系有关。文章为何事，千古寸心知;文章史千秋，铁肩担道义。所谓逻辑：你证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所谓历史：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红楼范畴系人，系人本位、身份本位，系国家本位、系统本位。知难，行亦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借助《资本论》解决知难问题之巨大勇气进一步推进“从知难到行难”，以期早日实现“第二重身份过渡”历史任务。——本部分编自“《红楼梦》与《资本论》：历史过程定制范畴的机理剖解”第七节，原名：从知难到行难——“《资本论》学”对改造红学的启示(该文载《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0年第6期P5-31)。

　　与常识相反，所谓“《资本论》学”并非狭义《资本论》之研究，乃指示“广义《资本论》”研究规定。其有两重学说意蕴：一重作为通史意义的理论，这又必须涉及中国固有路线——学科方法论与理论史观——之工作感召;一重作为断代史的典型研究，其可以作为和中华道路典型态“身份社会”之工作对照。但在论及中西差异时，很多人只是轻描淡写地归结于思维方式分殊，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纸上谈兵式的思维概念的字面意义的比照，而未能从中抓住历史道路的迥异，相应产生对阶级关系及意识形态的处理方式的深刻性不同的认知;比如在研究对象逻辑结构的处置上，均未能抓住“加定语”的核心议题。然而对《资本论》而言，定语说到底是财产关系上的限制词，作为“阶级的”意义，它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物象的”限制词刚好对立。同理，《红楼梦》作为理论性历史科学，其定语说到底就是“身份关系”的阶级性限制词，它和《资本论》共有着相同对象形成原理。然则统一的经济学对象只能规定为生产关系，它是二重的范畴规定，或者说具有内涵意义上的两面性：阶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属性。说得更清楚些，阶级关系是生产关系阴性一面，意识形态(宗法和宗教意识)则是生产关系阳性一面。从而，任何生产关系范畴都可直接看成阶级范畴和意识形态范畴二重性意义的结合统一。

　　【注：生产关系(范畴)二重性是制订拜物教理论的依据。但也不能由此将之与生产过程本身或生产方式的二重性相混淆，要之，生产关系(范畴)二重性由“生产一般”(对象思维学的规定)而来，是在“生产关系特殊”这个层次上继续寻求“范畴的二重属性”(历史客观性和社会主观性)，以深化对“特殊对象性”的认知。既是“历史”，亦是“认识”，从而，生产关系是“母”“子”两面，围绕认识本身的阶级斗争成为拱卫阶级关系的另一面景象。】

　　正因马克思发现这一点，乃坚决地将政治经济学工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支持方法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统一”，或毋宁说，马克思正是“通史意义的西方学者”。这样《资本论》所致力打造的不仅是“资本财产论”，自然也是“财产关系通论”。由此必涉及对身份与财产结合状态的史考，实际上，《资本论》(知难规定——曰对象模型法)正是将自身置于《共产党宣言》(行难规定——或曰对象之法)工作语境中的，其演绎范畴的目的性在于剖解以财产运动为主动极的社会系统结构特征——“财产与身份结合不自由之状况”。

　　《资本论》立足“知易”(从体用合一看即“行难”)致力于解决“知难”问题，盖因对象思维学工作传统使然，盖因方法论的资产阶级特殊仿真问题使然。所谓知易，即对象之法(真意法)——历史轴的工作规定。

　　【注：阴阳生两仪，是对象思维学的规定，故言“知易”而“行难”，指向了知识生产体制上的“第一性”--对象与思维形式合一。】

　　全部的出发点是对象的方法论，就是由于这个出发点，资产阶级经济学教科书必须仿真以理性假设，欲用仿真术掩盖真正的对象规定，但无论理性人、经济人或资源配置，都只是资本家意识形式的伪装罢了，却要被说成是全体人及其行为特征。对象之法(真意)——对象模型之法(真言);假设之法(假意)——实证模型之法(假言)。后者(仿字诀——半真半假的规定性)很显然是对前者(道字诀——历史的规定性)的工作仿真，而这不过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总路线斗争在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全部体现。亦即：

　　(1)面对“事形式”，资产阶级教科书必须仿真以“物形式”;

　　(2)面对运动(法)——如过程研究的资本总公式，资产阶级教科书仿真以边际(法);

　　(3)面对构造(法)——商品价值构成，资产阶级教科书仿真以均衡(法);

　　(4)面对系统-结构分析——如两部类结构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分析，资产阶级教科书则仿真以成本-收益分析。

　　可见，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正是先弄通《资本论》，之后利用工作仿真术，以假意“反”对真意，以假言“正”对假意，——如此严格的对对子，所突出者经济学文科本位也。

　　以历史过程而论，也有类似的工作对联。原始共同体是身份与财产直接同一的巨型体(乃是“行难”规定之出发点)，接续的行程：“奴隶-资本制生产方式”渐渐转向知难，从最初身份(财产)分化形态中历史崛起的“封建-官僚制生产方式”行程则是行难的历史演化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合二者统一之，亦知难亦行难，然就世界和民族工作关系而论，成长方向总体是“知难→行难”。简要回顾历史：起源于奴隶制的行程总体由“历史下降系列”(自然科学初兴：对象→研究对象→知识)转为“历史上升系列”(自然科学全面崛起：对象→思维→知识);与“奴隶/雇佣制”相对的行程则由“历史上升系列”(中国古代社会：对象→研究对象→理论和知识体系，本身以“客观知识”为前提和发展条件)逐渐转为“历史下降系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对象→研究对象→知识)。

　　【注：许光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7-216.】

　　可见，《资本论》由不同层面和角度说生产关系，以意驭言，枢纽是“求象”;须知劳动二重性即“阴阳太极图”，即有关于研究对象规定之总揽：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说明抽象劳动代表的财产关系也只有在全面彻底的市场交换形式上才完全显现。

　　两条历史路线相互干预，彼此以对方的发展为路径中介，是为经济形态社会演化路线的总示意。真正的“知难”由财产关系意识“历史上升”而形成(即身份藉由“财产”实现的规定)。盖因在类型学上，直接的宗法(其意味着“间接的宗教”)仅仅指示身份系统的执行意识形态，而直接的宗教(其意味着“间接的宗法”)则指示意识形态的社会执行性——财产系统执行意识形态社会功能。“知难”便意味着“知识阶级斗争的发生”。换言之，在中国古代社会的行程中(无论古代社会的上半场抑或下半场)，之所以总体上显示“知易行难”认知格局，在于意识形态功能的自我执行——意识形态直接依附于身份系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面临“伟大的斗争”，则在于根植“行难”，又直接地面对了现实世界资本拜物教的“知难”。知难的历史困境是如何实现“财产过渡”，行难的困境则是两重的历史境遇：第一重是“官本位”的解除(拜物教本身属于一种特殊的身份规定而藉由“土”“田”“金”等财物载体实现和封建宗法在官僚体系内的结合)，第二重则是依据共产主义文明规划进行“身份过渡”(参看图5的示意);并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必须连贯起来和内在结合，从而“第二重”任务乃是内含了财产过渡的历史规定。

　　图5人类社会经济形态通史·演化路径示意

　　历史提升之路沿着“物本位的生产关系→人本位的生产关系→以物为本的生产力→以人为本的生产力”路线前进。为有效制止拜物教的“知难”，马克思根据政治经济学批判，科学制订了“范畴法”，区分范畴和概念，让抽象为具体立法，由此试图真正确立客观知识→主观知识的批判路径。这些工作努力最初集中体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导言》本身系依据通史研究所得，乃是理解《资本论》的一把钥匙。《导言》开创了通史路径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探究结合以保持逻辑的联系与历史的联系统一性，彰显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解马克思”工作重要性，——所谓“抽象力问题”。然则母子、体用当然都是马克思所说的“抽象力”：一者把对象作为一完整的通史过程来研究，由子回溯母，确立发展路径上的历史连通性;一者则是把业已建立起来的对象规定作为“巨型的系统”来考察，由用锚定体，以建立结构机制和数量机制的内在统一。在这两者中，母子关系的寻找与确立又是首要的、优先的。于是马克思进一步认为只有依凭历史范畴法，才能根本揭示“财产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科学抽象法进一步试图使之逻辑体系化、解释学之，以分析第一性(实在具体→抽象)、综合第二性(抽象→思维具体)工作支撑相对具体概念而言的生产关系范畴的“抽象第一性”。但囿于逻辑学的自我解释性，未能说明第一性规定的机理以及根源和依据。真实历程应描述为：

　　(1)正是在历史的基础上，藉由对象思维学，自然历史过程获得“第一性”规定，相比之下，内容属“第二性”;

　　(2)进而在内容规定基础上，可辨明分析的第一性、综合的第二性，以及在进一步的形式层面区分抽象(范畴生产的第一性规定)和具体(范畴生产的第二性规定);

　　(3)最后，全部的逻辑学工作规定集中于解决这一问题：归纳第一性和演绎第二性，而这又要求推理解释学神秘性质的工作破除。

　　知难和行难是相互嵌入的，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阶段，必须内在藉由《资本论》解决知难问题的强大理论力量(如按劳分配需要在“身份形式”和“财产形式”的本位上予以融合)，以巨大之勇气进一步推进“知难→行难”，以期早日实现“第二重身份过渡”历史任务。然则马克思主义红学的建构方向乃是“身份关系通论”。盖因这一原理即为《资本论》的另一工作侧面——本土版的《资本论》。中华本土版《资本论》必须尽快实现“文化版”工作转向“历史版”，以“中华调查”为起点(《周易》与《资本论》研究系列)，以“中华实践”为理论涵养(唐诗宋词与《资本论》研究系列)，最后以“中国改造”为目标价值取向(即本文论及的《红楼梦》与《资本论》研究系列)，以期夯实历史科学研究的基础。由“知难→行难”复又“知难→行难”，是历史“第二次伟大长征”。如果说《红楼梦》起步于“行难”(知易行难的历史大总结)，“旧红学→新红学”则重新陷入“知难”，那么可以讲，马克思主义红学将面临新起航，即所谓行动高于理论的再创业行程：“首要命题即在于中华系统有共同体经济学之原理关系，有共同体构建的理论实存性，中国(政治)经济学或者说是有关共同体客观原理的发掘和极其丰富的中华经济社会实践活动域内经济学理论之提炼与构建。”

　　【注：许光伟.中国经济学行动议程与方法论命题——中华思维学的进展及其创造性转化[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7-216.】

　　正如《资本论》由“对象模型法”(如图4的例解)有效引出知难的历史解决，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构建和本土研究行动必从“对象之法”规定之上实现再出发，进一步引出行难问题之历史彻底解决。一是以“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结合和统一”为切入重建科学抽象法，解决历史范畴法的规定性问题;二是从对象知识论起步，广泛探索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发生学工作逻辑系统(即“对象逻辑学”)，确保第一性转向第二性规定工作通道的顺畅;三是坚决以对象思维学为工作地基解决方法论第一性规定问题，这是研究的决定性方面;四是面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创造性缔造与丰富“唯物辩证法=世界观+方法论”时代工作内涵，在理论上拒绝任何思维形式的单边主义、形式逻辑工具的至上主义，以及“理中客”知识论的仿客观主义等等人为化的普世价值观理性设计与解释学机巧。是以这里自然不会有GDP的探究问题，仿佛这个现象数字真的为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胎死腹中”提供了解释的佐证，同时，也根本不存在“元哲学”的中华求索。问题意识仍然集中于知识路径的阶级斗争，应将之转向中国本土路径的建构。所谓逻辑：你证我证，无可云证，是立足境。所谓历史，依照写意即是：无我原非你，从他不解伊，肆行无碍凭来去;茫茫着甚悲愁喜，纷纷说甚亲疏密;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应寻求社会关系客观之中华语义：(1)天人合一的历史发生学——此相当于《资本论》第一卷工作规定;(2)事物合一的系统发生学——第二卷工作规定;(3)知行合一的现象发生学——第三卷工作规定。是为阶级关系研究之经济学意义。然则以“马克思革命”寻路，方有历史行动之真境界，方可彻显“身份的绝对真理→相对真理”。显然，这不过是社会关系客观为意识形态主观立法之“中华进程”：经纬合一的认识发生学——《资本论》第四卷意义域内中华语境的整体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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