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的开放论大有问题

　　前时，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IPP)官方微信平台晒出郑永年教授《2021，中国第三次开放的元年》的访谈录。郑教授指出，中国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论国际环境怎么变化，我们要始终坚持开放的大门，因为谁开放谁就站在胜利的一端。郑教授访谈录传出后受到不少人的推崇，称赞郑有国际视野和中国情怀，是一篇有深度的智库佳文。笔者很认真地读了这篇访谈录，联系郑最近的讲座讲话，形成一个很强烈的感觉：他发表了一些近乎标新立异的观点，但仔细推敲一下，郑的立论判断都是牵强附会的，特别他的开放论有不少观点都和事实不合，是经不起考究的。郑先生是大学教授、《国际中国研究杂志》的主编之一，担负着答疑解惑的使命，如果净讲些经不起考究的谈论，有很大的误导作用，因而，很有廓清之必要。

　　郑永年的开放论都有什么问题呢?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诸点：

　　第一，关于中国开放的历史分期有问题

　　郑永年认为：“中国从近代以来已经经历了两次开放。第一次是1840年代的被迫开放，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第二次是1980年代的主动开放，也就有了我们改革开放的四十年。现在要开始第三次开放。我希望2021就是第三次开放的元年。”

　　请问，中国在前两次开放之外，是否就是不开放的历史呢?

　　按照郑的说法，那肯定不是开放的。如是这样，那郑教授的说法就大成问题了。什么算开放?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集团对内实行政治经济包括文化的引进，对外实行经济产品的输出，通俗的说法叫引进来，走出去。一句话要和国外做买卖。如果用这个概念界定中国的开放史，绝不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读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早在两汉时期 ，张骞通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亚洲西部的波斯湾。西汉时，日本等30多个小国和汉朝往来。东汉初，不少中国移民到日本等国，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传人东亚，造纸术传到朝鲜、日本、印度、阿拉伯、北非和欧洲。到唐朝，朝鲜人到长安留学，新罗工匠吸收唐朝的手工业技术，高丽乐融入唐乐，贸易往来繁盛。日本13次派“遣唐使”留学生来唐朝学习，唐僧人鉴真东渡日本传播唐朝文化，对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玄奘西游到天竺研究佛经，同印度建立密切的邻邦关系。唐朝还和中亚、西亚各国，如波斯、大食等也来往密切，使长安成为亚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到明清时期的1405—1433年间，郑和七次出使西洋，到达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许多国家的国王和使臣，搭乘郑和的宝船来中国访问。郑和下西洋后，很多中国人到南洋谋生，积极投入南洋的开发和建设，使南洋成为华商的天地。但从16世纪开始，一些欧洲殖民者相继侵略我国沿海地区，葡萄牙侵占我国澳门，荷兰殖民者侵略我国台湾，清军人关时沙俄强占我国东北的雅克萨和尼布楚等地。为抵御外来侵略，清政府几次下令禁止海外贸易，方开始实行闭关自守政策。由此可见，中国的开放史可追溯2000年以前，所谓鸦片战争第一次开放的说法基本是无稽之谈。 如果郑永年的开放是说近代现代，把1980年说成第二个开放元年也不能成立。因为，新中国建国后的开放也不是从1980年才主动开始的。众所周知，1949年，毛泽东下了开国大典的城楼就立即启程访问苏联。毛泽东在苏联呆了80多天，为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引进156个大型建设项目，从苏联贷了歀，还聘请1千多名专家来华帮助中国建设，这算不算开放呢?事实上，建国后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毛泽东开创的。可前30年的否定派却说毛泽东的前30年是闭关自守的。郑把1980年定为中国第二次开放的元年，不知道是何根据?很显然，在郑的眼里，1980年追溯到建国，中国是封闭的。如果他认为只有邓小平的开放才算开放，那就扭曲和否定了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前30年社会主义的建国史。

　　第二，郑永年把鸦片战争作为中国第一个开放元年的观点有问题

　　了解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清朝也创造过康乾盛世，康熙被比作中国的沙皇，誉称康熙大帝，但康乾盛世之后逐步走向衰落。是什么原因?闭关自守是清朝走向衰落的原因之一，但这不是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后来清政府越来越腐败无能，搞得国库无银，民不聊生，强国军队装备了炮舰，中国还停留在冷兵器的长矛阶段。清朝的长矛抗不住入侵者的炮舰，最后只能割地赔款，辱权丧国。郑永年说“鸦片战争让我们的大门被英国炮舰打开了。”这样讲是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呢?按笔者理解，郑是责清褒英的。意思是，清政府实行封闭的国策，导致中国每况愈下，早该开放了，可清政府闭关自守就是不开放，在英国炮舰的帮助下中国才被动地打开了封闭的大门。这不言而喻是在肯定英国炮舰入侵是进步的，中国好像应当感谢英国侵略者。郑的这个意念就是“港独”分子和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理念。英国统治香港100年，香港变成一个国际市场，经济发展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但香港人民始终不能摆脱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经济上的繁荣与地位尊严相比哪个重要?对于国家和爱国的有尊严的中国人，当然地位和尊严更重要。郑没有谴责鸦片战给香港和中国带来的灾难，反而视作中国第一个开放元年，是变相地肯定殖民主义的历史功绩，是为英国殖民主义歌功颂德的，对这种颠倒历史黑白的观点我们是不能赞同的。

　　第三，郑永年对开放的历史功能的定位有问题

　　郑教授指出：(从)历史上看，哪个国家开放，哪个国家就会在胜利的一端;哪个国家封闭，哪怕是最强的国家也会衰落。”很清楚，他认为开放决定国家的兴衰。改革开放虽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但把开放的功能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就变成了荒谬。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人民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不是取决于对外开放的程度，主要取决于这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制度和执政者的政策能否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能则兴，反则衰。无论世界发展史还是中国发展史都表明，历史上的帝国王朝，当他们从鼎盛走向腐败之后，谁也不能跳出从兴盛到灭亡的周期率。大唐兴衰的历史，清朝由康乾盛世走向败落，一次次证明了水(老百姓)能载舟(君王)也能覆舟的道理。大英帝国当年称日不落国，可谓开放发达吧?最后为什么还是走向败落?是因为那时英国是殖民主义者，执行的是侵略掠夺世界人民的政策，是反人类的，靠发不义之财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郑永年为了给自己的论断寻找根据，还以当今世界第一的美国为例。他说，“过去美国为什么那么强大，就是因为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众多优秀人才，也包括中国人才。”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是因为实行”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世界众多优秀人才‘’吗?这显然是欺人之谈。有谁不知道，美国是靠战争和贩卖军火起家的，是靠发行美元吸血世界而维持其存在的，是靠封锁和颠覆不和它同流合污的国家而称霸世界的。郑永年不顾世界人民公认的事实，把美国的强大归于实行了开放的移民政策，是连小学生都能看穿的奇谈怪论。美国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世界的有识之士普遍认为，美国在步大英帝国的后尘正在走向败落。当今，美国是负债最多的国家，如果还清欠世界各国的债务，美国立即就会崩溃，已是名副其实的外强中干的纸老虎。美国国内两极分化严重，阶级种族矛盾恶化，社会动荡不安，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恶浪中已不可自拔，人们从美国大选引发的暴乱，和在疫情战表现出的无能为力以及同盟国的叛离，都认为美国的败落已为期不远。中国史和世界史都证明，郑永年的兴衰论找不到可信的历史根据，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

　　第四，郑永年对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判定有问题。

　　郑永年认为：当今的国际体系即联合国体系实际上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国家建立的，没有充分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利益，欧洲一些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觉得要改变，但美国不同意。美国认为现有的体系是它自己领导建立的，看成是美国的“私有财产”。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困境。一方面我们不像苏联，我们没有另起炉灶。尽管我们强大了，但我们还是选择加入当前的世界体系，跟世界接轨。我们不寻求对当前国际体系进行革命，而是寻求改革，通过改革使得世界体系更加合理。我们的很多动议像“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金砖银行都是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补充。这里要指出，郑永年关于联合国国际体系是美国建立的论断是极其荒谬的。联合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取得胜利之后建立的，是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是世界爱好和平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联合国由一百多个国家组成，是世界人民争取民主独立宣示的舞台，美国只是发起人之一。联合国曾经被美国操控过，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指挥棒就不灵了。70年代中国重返联合国。联合国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人们不会忘记，美国在联合国有制裁许多中小国家的提案，包括阻止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都被联合国所否定。美国早就成了孤家寡人，怎么能说联合国是美国的“私有财产产”?这是要抬高美国还是诟病联合国?其次，当年苏联是常任理事国，拥有一票否决权，没有搞第二个国际组织，哪来的另起炉灶?中国加入联合国行使的是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霸权主义，我们并不是加入所谓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谋求和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建立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和金砖银行是为了打破美国金融霸权的垄断，更好地和世界各国进行经济交流，它是一个独立于世界银行之外的金融运行体系，它们是平行的关系，怎么能是对当前国际体系的补充?郑永年所讲的这些观点都是他自己调侃的，与真实的世界现状根本不合，是有意扭曲历史，还是对历史的无知?

　　第五，郑永年对美国问题的定位有问题

　　纵观郑永年的讲座和访谈录，尽管也有批评美国的一些言论，但仔细品味一下，他对美国的批判都是一些非本质的问题。读了郑的访谈录给人形成这样的印象：美国在当今世界仍然是可以领导世界的国家，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如郑对当今美国为什么不稳定的解读就是很有力的证据。郑永年说：”二战后美国能稳定下来，主要是因为二战结束到80年代，美国的中产阶级规模达到人口总数的70%，这个70%是美国的政治主体。哪怕共和党右一点、民主党左一点，但不管哪一个党都要照顾到总人口70%的这个群体。美国现在不稳定了，就是因为中产阶级规模大幅缩小，从70%缩小到今天的50%，政治主体动摇了。””美国的问题就是其政治主体出现问题了。过去两党比较有共识的时候，美国的决策就比较有效，但现在两党为了否决而否决，没有一点共识。在重大问题上，大家没有共识就很麻烦。危机时候，没有一个有效政府就无法应对重大危机。”他还讲，“特朗普的整顿方向是对的，只是方法不对。特朗普看到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了，反而去操纵民粹主义。拜登现在提出了重振中产阶层的目标，他如果回归到中产阶级路线的话，那中美还是会有趋同的地方。这不是制度趋同，而是价值观趋同。因为中产阶层有共同的价值观。”郑永年由此进言：”中国经济总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我们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们4亿人口是中产，这相当于美国的全部人口，国内消费市场很大。”中国要学习美国的经验，打造更多的中产阶级。我们要指出，郑永年的”中产阶级稳定”论大有问题，根本不是那回事。

　　为了剖析这个问题，首先弄清什么是中产阶级?关于什么算中产阶级，世界各国有不同的衡量标准。美国人眼中的中产阶级有六大标志：(一)拥有宽松住宅;(二)拥有汽车豪车;(三) 子女接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四)退休后保持工作时80%的收入;(五)有可靠的医疗保险;(六).家庭每年至少两周的带薪休假。按照上述标准。美国中产阶级年薪的平均收入为23.315万美元。中国给中产阶级定的标准是：(一)通过提供知识来获取收入，或者通过经营小规模生产资料来获利;(二)拥有满足人们安稳生活需求的资产，如：房、车、存款;(三)能够完全满足基本生活用品消费需求，注重物质生活的品质，具有一定的奢侈品消费能力;(四)具有较强文化和精神领域的需求，注重个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五)没有资产阶级的巨大财富，也没有低收入阶层的社会福利。按照上述标准，中国学术界认为，中产阶级的资产至少要在1000万元以上。若按这个标准，现阶段我国的中产阶级约占总人口的5%。郑永年说中国有4亿中产，依此说中国已有三分之一人口是中产阶级了。他比正规机构的估计高出好五六倍，不知道郑对中产阶级的标准是怎样认定的?

　　其实，中产阶级的比例差别并不是多大的问题，问题在于它是不是决定社会稳定的关键力量。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各种危机接连不断，特别2020年疫情战以来，美国国内暴乱不断发生，蔓延到22个城市，一致武攻国会大厦，美国确实不稳定了。美国的不稳定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因为中产阶级数量减少的缘故吗?不是的。马克思指出：“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人民大众的贫困和他们受限制的消费，但与此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冲动却是不顾一切地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消费才是生产力的限制.”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是破解危机即不稳定的钥匙。让我们剖析一下2008年的金融危机和美国接连不断的骚乱，就会发现郑永年的中产阶级稳定论是一个不贴谱的分析。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是次贷危机，而次贷危机的背后却是因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所导致的。据世界银行2010年报告显示，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拥有购买能力的人没有太多购买欲望，有购买欲望的人没有足够的购买能力，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受限制的消费”者。房屋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在每个国家都有很大的市场，房地产开发利润极高，资本家像马克思所说的“不顾一 切地发展”房地产产业，建设大批的房子供穷人购买，但遗憾的是，据美国国家统计局统计68%以上的百姓买不起房子，开发商为了把房子卖给人们以赚取高额利润，于是发明了抵押贷款购买房屋的消费模式。抵押贷款通常有投资银行提供资金，由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向没有足够资金买房的人们提供抵押贷款，次级结构起中枢桥梁作用，但因购房者没有能力如期偿还抵押贷款，最后导致次级抵押贷款机构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引起股市剧烈震荡，波及全世界。次贷危机表现为金融震荡，根源还是那些贷款的穷人因收入低没有还贷的能力。在美国，中产阶级有房有车，他们无需在住房问题上伤神，因而次贷引起的金融危机几乎与中产阶级无关。再说美国的骚乱。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黑人男子遭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现场拍摄画面显示，一名白人警察跪在该男子的脖子上长达7分钟，期间男子不断向警方呼救，“求你了，我不能呼吸了，不要杀了我!”然而即使围观群众向警方表示抗议时，警察仍是不为所动，最后，男子在被送到医院后不久死亡。此事件视频在网上发布后，上千名当地民众上街抗议要求彻查此事，此后，美国骚乱事件波及美国的22个城市，这是美国不稳定最突出的表现。现今世界几乎普遍认为，之所以发展到今天的地步，这是美国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引起的，这和中产阶级的减少无法撤在一起。由此可见，郑永年的“中产阶级稳定”论从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找不到理论根据，武断至极了。

　　第六，郑永年对中美关系的定位有问题。

　　郑永年说：“从历史上看，未来世界的体系建立肯定避免不了中美之间如何合作。中美之间如果合作了，重建或者重塑世界体系没有问题。如果中美之间找不到合作的地方，分裂或者冲突了，那么世界体系就会碰到很大麻烦。”因而，”未来世界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郑永年还认为，”美国没可能重启冷战同盟遏制中国”，以此，中国也不应用战狼外交对付美国。”战狼外交对中国没有好处;反之,中国开放的潜力和巨大市场才是其强项，中国完全有条件通过单边开放避免冷战。” 郑永年怕我们不接受他的观点，还解释道：特朗普和我们撕裂，搞过头了，这和川普性格有关，“拜登的领导团队可能会比较理性地去处理这个问题。中美之间可以找到很多合作领域”。从上述论述可知，郑永年把”合作”视为中美关系的最高准则，还把合作的希望寄予拜登的理性。我们要指出，郑永年的中美关系的合作论是有极大问题的。

　　郑永年中美关系合作论有什么问题呢?

　　让我们考究什么是真正的中美关系后再回答这个问题。

　　马克思主义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称作国际关系。认为，国际关系是国际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总称。国际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民族关系、军事关系、文化关系、宗教关系、地域关系等，其中国际政治关系又是最重要和最活跃的关系，与政治密切相关的经济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西方一些学者将国际关系中的外交关系与军事关系视为"硬政治"，视经济关系为"软政治"。美国国际关系专家汉斯·摩根索和法国的雷蒙·阿隆认为，国际关系就是国际政治，二者是等同的。要认清，西方学者的观点在本质上和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即国家关系的本质是政治关系。根据这个界定可推知，所谓中美关系最主要回答的应是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其次是经济关系，再其次是外交关系和军事关系。中国与美国在这些关系上如何呢?笔者认为，中美间的政治关系是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的关系，美国无时无刻都在想着怎样摧垮中国，中国为了自身利益同美国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中美间的经济关系是双方共求相互的互利关系，也是市场关系;中美间的军事关系是互为对手的制衡关系;中国对美国的外交关系是上述三种关系的综合反映。由此可知，如果正视中美间的上述关系，那种叫得很响的不对立不对抗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只能是种理想追求，事实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史表现是，对立与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相对的，而且那些合作也是在斗争中才能求得的。如当年中美建交，美国为什么承认中国?是和中国合作吗?不是的。是根据美国战略利益上的需要，是为了对付当时和美国抗衡的苏联。苏联解体后美国为什么立即转向打压中国，在技术上封锁中国，军事上遏制中国，这充分表明美国与中国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合作关系。至于在经济上之所以能扭在一起，是双向需要形成的，中国需要资本和技术，美国看好了中国最大的市场和资源，从各取所需出发才形成技术交流和买卖关系，对这这种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美国也不是诚心的，对中国需要的关键技术美国历来都是严加封锁的，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是有限制条件的买卖关系，这个判断从2019年以来的贸易战得到证实。军事上就更不用说了，中美间曾经有过军事交流，又是美国中断了，至今还在我国南海搅局挑衅，把中国视为最严峻的对手。

　　因为上述复杂的政治军事关系，美国与中国是不会抱团取暖的。这才是实事求是的中美关系。美国在历史上始终把中国的社会主义视作洪水猛兽，把中国共产党视作最强悍的对手和敌人，从政治上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美国能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并非放弃对中国的敌视政策，而是试图通过“第五纵队”的颜色革命和金融渗透的战略颠覆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摧毁中国的企图没有一天停止过，因为这种特殊的政治关系，注定中美之间不可能成为盟友或真正的朋友。美国人欺软怕硬。中国能有今天的世界地位和建设成就，实际就是在战胜美国对中国的孤立与反孤立、封锁与反封锁、侵略与反侵略、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斗则生，屈将亡，硬则立，软受欺。中美建交后的历史表明，中美除在气候问题上、反恐问题上、贸易问题发生过合作关系，但在国家核心利益问题上始终是根本对立的，从来没有合作过。中国同美国的斗争是绝对的，合作是局部的。气候问题，贸易问题，都不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把中美间的合作看得高于一切，那就要犯敌我不分和本末倒置的错误。中国要发展，走向世界，需要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包括老牌帝国主义;但我们是有原则的，最基本的原则是不能伤害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即不能拿原则作交易。如果有人打着在中国投资办企业的旗号或身着贸易的外衣，却干着颠覆伤害中国的勾搭，我们是听之任之，还是依法整治呢?郑永年要求我们，即使美国人敌视我们骂我们也不要介意，要敞开胸怀向美国人开放。这不是奴颜婢膝，不是不要原则了吗?反对用战狼的方式对待美国，这不成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讲到这里使我联想到从网上看到中国要甘作第二”的一篇文章，他们的观点十分吻合，这不是要我们屈从美国和缴械投降吗?中国不能做绵羊，必须作战狼，不然会被真狼吃掉。

　　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中国经济着重抓好八件大事：大事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对经济恢复的必要支持力度。大事二，按照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大事三：要紧紧扭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注重需求侧管理，打通堵点，补齐短板，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效能。大事四：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大事五：提出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大事六：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大事七：对住房租金水平进行合理调控。大事八：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值得注意的是，中央把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列在八件大事之首，“全面推进改革开放”被列为明年八项重点任务的第四位。2021年1月12日，即中央工作会议20天之后，在全国贯彻中央工作会议之际，郑永年在给深圳领导班子的讲座上却大讲：“2021年，国际形势持续不明朗，中国要如何破局?最好的应对方式就是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吸引更多资本和生产要素流入，在这方面，我们要有充分自信，更要保持良好战略定力。”他还说，”美国搞贸易保护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相对不开放的时候，我们要更加开放。哪怕是美西方封锁中国，我们也要向它们开放。开放是一个自信的象征，也是中国为世界做更多贡献最有效的方法。”从郑的解答我们清楚了，他所希望的第三次开放，其创意是应给美国以更大的开放，即使美国封锁中国，骂我们，我们也要向美国开放。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对美国绝对不能采取战狼式的外交政策。我们切不说郑永年和中央工作会议唱反调，但这不能不说是影响贯彻中央经济会议精神的杂音。郑把改善中美关系的希望押宝拜登的理性，现在看，拜登在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同特朗普没有质的改变，在打压中国的手段和力度比特朗普还要高明，宝也压错了，我们所说的误导作用就表现在这里。

　　二〇二一年二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