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三人”的对华态度或决定中美关系走向

　　美国民主党总统拜登上任之后，国际社会普遍关注中美关系发展走向。拜登政府也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多次明确表示，“这不是秘密，美中关系大概是今后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那么，美国这一届新政府将主导中美关系向何处去呢?

　　近日美国中文网发表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Ksliu的文章《拜登能修复“千疮百孔”的中美关系吗?》指出，拜登总统的对华政策，也许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以下三人的对华态度，他们分别是：沙利文Jake Sullivan(总统首席国家安全顾问)，坎贝尔Kurt Cambell(印太事务协调人)和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女，中国事务资深主任)。值得注意的是，后两个是前所未有的新职位，反映出美中关系已经被美国政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而且，此三人构成明显的上下级关系，罗森伯格将向坎贝尔报告，坎贝尔则直接向沙利文报告。

　　Ksliu指出，沙利文对中国的看法，集中反映在他2020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文章：《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坎贝尔对中国的观点，集中反映在他2018年发表在该杂志的文章：《认识中国》;罗森伯格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她2017年发表在该杂志的文章：《蒂勒森讲错话还是故意对中国叩头》。

　　老夫联系上Ksliu，找到此三人的三篇代表作原文，在爱词霸的帮助下，基本领会了文章内容，大致可以看出此三人对中国和中美关系的基本态度。

　　◆沙利文的《中国走向全球霸权的两条道路》主要观点

　　沙利文对中美关系的定性和基本定位是，中美两国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因为经济和地缘政治利益，还有更深层次的矛盾，那就是“民主政权”和“专制政权”之间的对立。

　　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和“冷战”之间，既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点。过去的美苏关系相对比较简单，而今天的中美关系却复杂得多，既有对抗和竞争的一面，又有互相依赖的一面，因此对美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美国不能以为只要军事上强大就能获胜，美国必须增强自己的软实力，否则仍然可能输掉这场竞争。

　　那么，中美之间应该怎么相处呢?沙利文在文章中给出了一个词——existence共存，保持在有利于美国利益和价值观条件下的清晰共存的稳定状态(a steady state of clear-eyed coexistence on terms favorable to U.S. interests and values.)。

　　尽管中美之间有许多分歧，但是互相都得承认另一个大国的存在，美国的目标应该是在军事、经济、政治和全球治理这四个关键领域和中国建立有力的共存条件，在不引发类似美苏对抗的情况下，确保美国的利益。

　　与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深深地融入了世界，与美国经济交织在一起，中国已经接受全球化，成为世界三分之二以上国家的顶级贸易伙伴。

　　许多跨国挑战如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经济危机、核扩散、全球流行病等，需要某种程度的共同努力，这一合作的必要性与冷战中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因此，应对中国挑战，必须发挥美国盟友的作用，形成统一反华战线，“美国的任何战略都必须从其盟友开始”(联合盟友通过多边机制以对华强硬这个概念，将成为未来拜登政府对华外交政策的一个核心思想之一)。

　　在军事上，美国应当保持对中国可持续的威慑力，同时加强危机管控。

　　在经济科技上，美国应当苦练内功，重回多边，保持科技领先优势。沙利文提出一个“外交政策里的经济学思考”理论：外交必须以经济实力为后盾，经济必须由政府主导。美国“应少关注怎么让中国减速，多关注怎么让自己跑得更快”，“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面临的一个局面是，权力大小越来越由经济好坏来衡量，至少和其他任何事情一样，将决定美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成败，尤其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时，美国和中国之间新出现的大国竞争的输赢，最终将取决于两国如何有效地管理本国经济和塑造全球经济。”

　　在意识形态上，美国应当加大价值观输出力度，着眼长远效益。

　　在台湾问题上，鉴于所涉及的历史复杂性，美国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默认承诺也许是最好的。

　　◆坎贝尔的《认识中国》主要观点

　　乔治·H·W·布什宣称：“地球上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进口世界商品和服务的同时，将外来思想拒之门外。”美国的对华政策旨在通过分享技术、促进贸易和投资、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以及接纳数十万中国学生进入美国大学来促进这一进程(和平演变)。

　　事实上，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使政治自由化的希望破灭。2013年，共产党内部9号文件明确警告说，“西方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是用来削弱、破坏稳定甚至分裂中国的借口。“中国正不可避免地落后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气候，更让人想起毛泽东，而不是80年代的邓小平。”

　　美国外交和军事力量——胡萝卜加大棒——的结合，被认为可以说服北京，挑战美国领导的亚洲安全秩序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而中国从前苏联那里学到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即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要付出巨大代价。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作敌人，我们就保证将来会是敌人;如果我们把中国当作朋友，我们可能不能保证友谊，但至少可以保持更温和结果的可能性。”前国务卿鲍威尔说：“中国不是敌人，我们的挑战是保持这种状态。”

　　最终，无论是美国的军事力量还是外交接触，都没有阻止中国试图建立自己的世界级军事力量，中国正在走向自苏联以来从未见过的与美国军事比肩的道路。中国领导人不再重复邓小平的格言：为了繁荣，中国将“隐藏自己的能力，等待时机(韬光养晦)”习近平在2017年10月宣布，“中华民族已经从站起来，走向富裕，走向强大。”

　　中国还着手建立自己的一套区域和国际机构，它发起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涉及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金砖国家”)，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习近平关于建设陆地和海上航线以连接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宏伟愿景。这些机构和计划赋予了中国自己的议程制定和召集权，同时往往背离了现有国际机构所坚持的标准和价值观，但它不要求各国接受治理改革作为接受援助的条件。

　　随着推动美国对华政策的假设开始显得越来越脆弱，美国的预期与中国现实之间的差距也越来越大，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华盛顿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它地方，而中国则趁机在军事、外交和商业方面取得巨大进步。美国的战略分散使中国有机会发挥其优势，中国日益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美国(以及更广泛的西方)正处于不可阻挡的快速衰落之中，因为美国多年来一直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其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付出的代价高昂的战争努力，以及华盛顿日益严重的功能失调的影响。习近平要求中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全球领导者”，他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其他国家的新选项”。

　　华盛顿现在面临着现代历史上最具活力和最强大的竞争对手，要正确应对这一挑战，就需要摒弃美国长期以来对中国态度的乐观思维。特朗普政府的第一个国家安全战略向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质疑了美国战略中过去的假设，但他的许多政策狭隘地关注双边贸易赤字、放弃多边贸易协议、质疑联盟的价值以及人权和外交的作用，使华盛顿面临着采取一种对抗性而不具有竞争力的方法的风险;与此同时，北京已经设法在不具有对抗性的情况下变得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更好的方法是对美国改变中国的能力给予重新认识和评估，既不寻求孤立和削弱它，也不试图更好地改变它，这都应该是美国在亚洲战略的目标。相反，华盛顿应该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权力和行为，以及盟友和合作伙伴的权力和行为，将对华政策建立在更现实的中国假设基础上，将更好地促进美国的利益，并使双边关系处于更可持续的基础上。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努力，但第一步相对简单：承认我们的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没有实现我们的愿望。

　　◆罗森伯格的《蒂勒森讲错话还是故意对中国叩头》主要观点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Rex Tillerson)访问北京时(2017年)，在与中国外长王毅会晤前后，蒂勒森都表示，“中美关系是以非冲突、非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指导的”，蒂勒森采用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定义——重复了习近平和其他中国官员以前使用的几乎一字不差的语言。这是故意讨好中国，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

　　中方使用这种提法，是用来传达中国提出的“大国关系新模式”的具体定义。在美中高层会晤之前，对中国外交官施压是一种标准做法。而蒂勒森不仅默许中方的要求，而且同意中国对这一关系的定义，这一定义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环球时报》(Global Times)报道说，使用这些词语，蒂勒森“含蓄地支持了大国关系的新模式”。

　　特朗普一直对中国充满好战的言论，蒂勒森的言论并非孤立无援，他跟随特朗普，威胁重新考虑“一个中国政策”。但最终，他不仅重申了这一政策(顺便说一句，这是正确的举措)，而且根据白宫对这一表态的解读，明确表示他是“应习主席的要求”这样做的，暗示了妥协。中国尊重实力，但实力实际上需要有一个战略，只有在承诺坚持到底时才使用强硬的言辞，没有行动支持的空洞的好战言论并不强大，反倒显示出弱点。

　　我们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在某些方面，要比奥巴马政府更强硬。但我们必须明智地对待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包括确保我们的盟友知道我们对他们安全的承诺是真实的。如果中国政府把特朗普政府看作是一只纸老虎——仅一声咆哮，而一口也不咬人——那就很难说服他们避免采取损害美国利益的武断行为，比如贸易、网络入侵或南海——更不用说采取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了，比如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

　　中国有一句俗语，“此一时彼一时”，此三人发表以上文章时是处在“在野”状态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们过去发表的言论可以说是不需要“负责任”的。但一旦站上“执政”地位，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就大不相同了，他们必须考虑是否符合总统的核心理念，是否符合竞选承诺，是否符合美国国家最高利益……过去可能是站在个人立场上说话，现在得站在拜登总统、站在美国国家立场上说话。

　　因此，之前他们的言论总体是温和的，但随着他们在拜登新政府各就各位之后，态度就变得强硬起来了。老夫留意到沙利文作为拜登总统首席国家安全顾问，最近首次就中美关系发声，发表了四个方面的意见：

　　一是要认识到中国正在明确宣示中国模式好于美国模式，美国要让自己的体制管用。沙利文说：“终究外交政策就是国内政策，国内政策就是外交政策”，当前美国急需重塑民主制度优势，重新点亮美国这座世界自由民主的“灯塔”，用西风压倒东风。这一点贯彻了拜登总统的思想：与中国打交道时，一切都关乎“影响力”。

　　二是要认识到美国将最有效地推进对于自由、繁荣、公平社会的愿景，与盟友一起，发出坚持一整套原则的“大合唱声音”。说白了，就是要纠正前特朗普政府单打独斗的做法，要尽快恢复和重建“反华统一战线”。这一点符合拜登总统的核心执政理念：“当美国与盟友合作时，美国才是最强大的。”而且拜登正在兑现他的竞选承诺：“我认为，最好的对华战略是让我们每一个，或者至少是我们过去的盟友都站在同一立场上。对我来说，在我总统任期的头几个星期里，努力让我们和我们的盟友回到同一条战线上，将是首要任务。”

　　三是要认识到这些都与谁将领导世界的技术有关，美国要与盟友一起，加大对人工智能、量子电脑、生物技术、清洁能源等新兴技术的投资，保持领先地位，有必要就中国滥用贸易和技术的问题与欧洲达成一致，是我们需要共同努力的首要问题。也就是要保持美国科技领先地位，并且不择手段打压和制裁中国，这方面拜登政府已经充分肯定了前任特朗普政府的强硬做法，表示要继承下去，而且明确表示不会取消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关税。

　　四是美国政府各个层面要清楚一致地说出美国关切的问题并“准备采取行动让中国付出代价”，包括新疆、香港、台湾等问题。这就意味着拜登政府要继续玩“人权”这个民主党的拿手好戏，这方面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要强硬得多，而且不会只是嘴上说说，还要采取实质性措施。

　　沙利文同时强调，希望北京方面在气候变化等政策重点问题上给予合作。也就是说，一切服从美国利益，我想揍你就揍你，我揍累了，你还得给我按摩按摩，简直是强盗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