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新时代语境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献给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建构】新时代的研究风尚呼唤原创的中华学术。值此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亟待加强以本土为取向的学科建设和方法论探究。中华思维学的指向性是确立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然则可立足这一角度，将中国经济学存在性命题明确为“三个原理”予以解析：一曰中华共同体经济学(构建)原理，二曰阴阳发展原理，三曰五行运行原理。旧说新题，旧义新编，这是中华规范所支持的“中华科学”规定，并在《资本论》文本结构中得到深度之响应。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原理可谓言之凿凿，可运用于解剖新中国70年的统一性工作关系。给予的启示是，在学术研究上需要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向度发掘本土化的、真正的思维支持。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中国历史”“中国思维”“中国语言”将书写中国人自己的“经济学教科书”。

（一）春播不待时

　　新时代的中国学术盖为求原创之中华原理而设，这是一集体的诉求。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此思维学的深层意蕴。有人用一般、特殊、个别的黑格尔逻辑学公式，当作“辩证法”使用，裁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视为必须符合“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特指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般的个别规定”，又同时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特殊”，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身视为“特殊的个别表现”。思维学之被逻辑学的神秘化在于失掉了行动主义的历史特质，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完全特质了，即变成物质关系和利益关系，归根结底，这是资产阶级的精神现象学或物象化操作。而要知道，所谓正蒙，即正确理解中华原理之述要，所谓正名，也就是议中华学术的名。如鸟画虚空，漫尔惊文章。正史，正蒙，正名，欲以名正必先正蒙，欲以蒙正必先正史，欲以史正必求原理，在现代语境中求索中华系统固有原理是需要非常勇气的，——某种意义上，这显然是“中国人的资格”研究和“中国式批判”。

　　【注：吴桂有恨自成律，始天无道深秦心;比类妙徼三秋雪，取象玄生二月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诗性与理性灵魂，然则，中国是“阴阳”的文明大邦。阴阳=生长+互看;生长酝酿了矛盾规定，互看酝酿了理解艺术。阴阳其实是生长规定基础上的理解艺术：如从思维学、逻辑学、知识论三者统一看“中华唐诗宋词”，就决定必然产生“人的全面发展”的行动诉求规定(《资本论》)，反过来，由《资本论》发动和“三者统一”的互看则酝酿了向唐诗宋词(诗和远方)历史回归的行动。史以启正，蒙以养正，名以显正;正者，人民本位也，这启发了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必须从“主体批判”重新起航。然回眸中华经济科学的发展史，在古代社会，其一直是有原理的，在近现代则一直处于“原理迷失”或“被去原理”的状态。这不仅指出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境况的尴尬”，亦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运用提出挑战。】

　　又之，眼处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总非真;画图临出秦川景，亲到长安有几人?原理者，原机理也，原信史的机理，原正史的机理，使“写的历史”和历史本身一致起来。然则，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此是布道国学马克思主义之作。中华思维学的本质规定很显然同样在于“对象思维学”(广义上的“生产一般思维学”)，盖因社会生产方式乃是一不断变革、累积成长的历史规定;例如，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规定而言，(1)1949-1978年：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生产方式，(2)1978年至党的十八大：改革开放时期的生产方式，(3)党的十八大至今：新时代时期的生产方式，三个时期彼此延续，所演绎者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断变革论”。由此，通过对7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思路进行扼要，亦使本文拥有历史和理论相映成趣、内在呼应的史实感。更进一步，我们要以思维学研究为契机，以之为“高度”(以“中国特色”为统领研究和叙述的高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高意义的理论规范，广泛性开展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在全体中华历史域内实现经济学文化自信意义和知识综合导向的“本土寻根”“守正创新”以及“古为今用”。

（二）平山近水处

　　中华历史及新中国70年经济史学域内的实践，即中国从“天下主义”走向“世界主义”的历史文化实践，彻底击破了西方普世价值观。然则，中国经济学同样是“既成”与“未成”的历史辩证法，需要循着“学科规范—科学规范—理论规范”建设路径，梳理“中国特色”学理，进一步整理本土方法论规范。从中发掘的思维学规定包括：(1)调查(活动规定)-分析(内容规定)-综合(形式规定)，从而排斥了毫无生气的认识折中、调和;(2)总结(活动规定)-归纳(内容规定)-演绎(形式规定)，从而排斥了认识至上的“演绎主义”;(3)具体(活动规定)-抽象(内容规定)-具象(形式规定)，从而科学说明了“中国具象”的思维根源;(4)一言以蔽之，研究是“内容”，是实践到认识的不断生成，而叙述乃是研究活动及其工作内容的“形式”，是认识到认识的不断理论提炼和思维形式上的系统化。

　　按照述、评、论路径，以上可以说是对中国本土经济学研究内骨进行了严谨的学术梳理，总体感受是，阴阳五行经济系统论“粹然无疵瑕，岂复须人为”;又曰：“后夔不复作，千载谁与期!”

　　【注：其在历史与现实的经济激荡中达成的理论构境是：“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首联意指中国学术以“无”(虚)为本，有无相生;颔联意指中国经济学虽“源远流长”，然“踪迹难觅”;颈联专指“阴阳五行”的相互工作关系;尾联转意指“中国经济学之当下建构”。】

　　这样看来，《资本论》同样是伟大的阐述“阴阳五行”的经济学的经典作品，是哲学作品、经济学作品、文化作品的统一。如前指出，盖因它将“阴阳”归结为二重性的发展，即在第一卷由劳动二重性的发展引出资本二重性的发展;然后在第二卷，复以资本二重性为中心的规定系统考察了“资本的五行”，即每一资本在完成自己周期性的生命运动所经历的“生、长、化、收、藏”的五个阶段。资本五行的每一元素斗士相对独立的，彼此之间相生相克的作用运动实际就是“阴阳”的贯彻其中。从“阴阳”到“五行”，然则，马克思是将资本的发展方式以及存在方式，立为“劳动阴阳”和“资本五行”。

　　【注：本质规定的运行方式，即存在方式。例如《资本论》所采用的条目体与“历史贯通法”，无不泄露了这一秘密。盖言“资本论”，以商品批判资本也，复求商品批判之历史规定，于是得到“商品-资本批判”的全体理论。说些额外的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言明马克思当时以“条目体”——所谓的《六册计划》，总揽“商品-资本”之研究;后改以《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这样说来，《资本论》乃是一巨型的“资本五行条目”，而又以同样巨型的“商品条目”(书写“劳动阴阳”规定的商品史)为基础，实现了逻辑批判意义的“史通”。然则，这是“生产一般思维学+资本系统论”探究体式。所谓“资本一般”，是指“资本五行学”的规定。扼要地说，正是由资本五行的规定当中，马克思工作取出“资本一般”，又置放于生产一般思维学的理解域，于是得到资本系统论的中心范畴，将之归结为“生产资本=产业资本”的历史规定，而这又正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要科学说明的对象。】

　　即对资本而言：“乾称父，坤称母;予兹矛焉，乃浑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乾称篇》)

　　【注：“自三代至于近世，道出于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后，西学西政之书输入中国，于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乃出于二。”(王国维语)“道出于二”，诚哉斯言，大哉斯言，从而围绕“社会主义”将产生更多立体性的历史文化思考。】

（三）即来云水暖

　　新时代“经济学教科书”建设是通史与断代史工作规定的时代内容统一。学易穷源示到时，便将虚寂眇心思;宛如童子攻词赋，用即无差问不知。又曰：画前有易不知易，玄上求玄恐未玄，究竟何谓阴阳五行?阴阳五行惟平易，意指才广大深远。从中华思维学的考察角度看，阴阳五行是来自“共同体的人类”总体思维的一个规定。盖言阴阳，即总思维的内容(规定);盖言五行，即总思维的形式(规定)。从工作逻辑看，这又是由发展逻辑到运行逻辑在内在关系上的一个推演。然则基于《资本论》体系回顾，所谓“中华思维学”，核心内容即在于确认“阴阳—五行—阴阳五行的世界”通行之思维认识规则。这很好揭示了《资本论》研究对象“马克思表述的秘密”，所谓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对象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须作为阴阳运动和构造来理解，表明马克思坚持以母子关系为领衔安排资本发展的研究和叙述;有了这个坚实基础，马克思转向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涵义的“父子关系”的考察，又进一步从资本五行中提炼出作为基本线索的这一结构体式，即“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显然，父子关系是和一定内容和形式的母子关系相适应的，这是马克思坚持和强调的“发生的批判的建构”。然则，马克思首先从思维学上界定政治经济学特有的“四梁八柱”。从对象思维进到对象逻辑，其次有了对象和研究对象、生产和再生产研究内容的区分，总揽了总思维和具体思维形式的统一关系。言之，正是有了这一系列规定区分，马克思最终找到生产对象的内部辩证关系和总体联系，而于纷纭复杂的现象域内揭示“总规律”(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工作取出“总范畴”(剩余价值)。

　　【注：相应有了研究形式上的对于规律和范畴的研究与表述的区分。然则需要知道，规律本身也是范畴，是“方法论范畴”。对“经济学假设”的批判可以说是基于工具假设角度进行的，如在中华体系内，“‘利己利他的人’是针对‘利己的人’而提出的。”它有利于戳穿资产阶级体系的“虚假本体论”。例如可以这么讲，“既然不具备人的本质的具有主观对立思维方式的‘天人对立’的人是‘利己的人’，那么，依据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表达具备了人的本质的具有整体性思维方式的‘天人合一’的人就是‘利己利他的人’。怎样来理解‘利己利他的人’呢?第一，‘利己利他的人’中的‘己’‘他’，都是代词，分别代表‘双重关系’揭示的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中的任何一方……‘己’‘他’的这种相互依存关系，在‘自然的类关系’中彰显了‘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特征，及其‘自然向人生成’‘人向自然生成’的两种态势。第二，‘利己利他的人’的利益是由社会决定的……第三，‘利己利他的人’遵循相互利益最大化原则。”】

　　可见阴阳五行，决不是对现象的直接把握，而要在揭示“本质对现象的关系”，如中华共同体的五行系统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阴阳运动都是讲求母子关系的，因此，资本二重性的全称其实是“由二重性来规定的资本五行”。阴阳统辖五行，然则，这是母子关系规定和父子关系规定的“对话”以及发展规定向运行规定的“机制转化”。也因此，系统论层面的运行是和发展严格对应的本质规定上的范畴，它决定社会分配实现和资源配置意义的经济系统的表层运动，并体现或转化为相应的运行形式范畴。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性质实为(或应为)共同体经济学，探索路径是“生产一般思维学+共同体五行(共同体系统论)”;如上所论，《资本论》是向共同体回归的经济学，探索路径是“生产一般思维学+资本五行(资本系统论)”。以此观之，凡历史题材的论证主要还是着眼于本质探究，又在于着重剖解“发展的内容”和“运行的内容”及其规定上的对应关系——这些是批判性理解“中国GDP”的一个必要基础。要知道，西方经济学基本是绕开《资本论》的第一卷和第二卷，直接从现象生活过程开始探究的，其所谓“理性发展—经济运行原理”的主张，应该是自编“神话”。

　　【注：微观和宏观的体系分裂，表明西经的本质不仅是虚拟的，也是内部分裂的。既有的宏观经济学更多是短期分析工具，提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政策注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部分)不宜盲目模仿“微观+宏观”体系设计模式。又之，“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必须包含马克思的《资本论》所蕴含的阶级框架”，因为“《资本论》是以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阶级为其社会基础的。西方宏观经济学则承袭了微观经济学的还原主义方法论，其理论体系中的消费、投资仿佛都是由无差异的具有代表性的经济主体做出的，仿佛消费、投资可以与一个国家的阶级有无和阶级结构无关。”】

　　无独有偶，目前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编教程)也大都简单套用实证逻辑的史论结合的“阶段分析+现象分析”路数;其中鲜有真正成体系者，且大多老调重弹或滥竽充数。更为糟糕的是，越来越多的西经和政经的编者已经开始不知道“原理”为何物了，尤其是不知道“中国原理”为何物，何其悲乎!

（四）几数黄叶秋

　　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从工作本位意义上讲，最大的创新是原创，最大的原创是传承。然后需要知道，思维支持之后有内容支持和体系支持，其归根结底是“历史的支持”和“学科的支持”。所以无论对中华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均不能作“教条主义”理解。我们反复强调，从完整的意义上看，文化有三个概念：传统文化、方法论、学科建设。这是“中华文化”内涵的总概念。它同时蕴含了“文化的线索”和“矛盾的线索”：从社会主义的本土寻根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建构。然则，必须坚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视为“理论规范”，相应将中国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分别视为“学科规范”和“科学规范”，以此处理它们的辩证统一关系。既然有了共同体五行学的思考，就完全可从中提炼时代化、领导性的社会范畴“谱系”，形成对中华历史系统的机理性认识。需要知道，无论中华本土的学术锻造，还是在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中，经济体系一般不做“微”和“宏”的硬性划分。

　　【注：很显然，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对国民经济进行总体的管理及相应采取的一系列总量调节与有针对性影响控制经济变动走势的手段措施的一种方便的称谓。经济本身并非一定有微观经济、宏观经济之分，经济学却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之别，这只是新古典主义的一个特定产物。】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宏微(观)体系的构造，其应当是“宏微不同视角”的语境，即“微观过程”“宏观过程”以及“微观系统”“宏观系统”;并且二者终归是发生机理上的“连通性的生长关系”，而必然不是“彼此对立的认识关系”。据此可断定，类似这样的作品非如作者所想，好像专门是探究“现代经济学新原理”——“新的宏观原理”(宏观经济原理或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决非如此。作品为时代而设，系为执行“经济学的文化自信”而生。

　　【注：从高度上看，必须坚持以“文化自信”书写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于是转译成《资本论》研究，这个原则即是以“文化版《资本论》”的高度统领“政治版《资本论》”“哲学版《资本论》”“数理版《资本论》”的研究，以彰显中华思维的本土原创性。】

　　正名者，辨物、正言、断辞之谓也，盖辨事物之理以正其名之学也。试问：与中华生产方式契合的“主体辩证法”究竟有怎样的理论构成元素呢?所谓的中国经济学基础究竟是什么?这些都亟待探求。荀子谓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谓之、道尽利矣，由辞谓之、道尽论矣，由天谓之、道尽因矣(《荀子·解蔽》)。故此类工作所承担的任务决非“创新”术语所能涵容的，然则，着实在于尽力推动中华学术体系的时代复兴，以真正实现古今贯通意义的“古为今用”!盖因在当下，使“以西解中”的基础彻底扭转为“以中解西”，在某种意义上尚属不可能。例如一种普遍的误解：以“西”为标准观看和定义中学，或反过来，以“中”为标准观看和定义西学，——执行纯然知识导向的“中西双解”。但这样的话，试问：“东方规定的财富论”是什么，“东方规定的流通论”是什么，“东方规定的宏观经济学”又是什么呢?可见，中和西不是争什么科学标准，而在于界定总体的科学规范，是确定工作本位的问题。说到底，这还是一个“学科规定”的中国发掘与内容再建设的问题，尤其是历史研究再出发与路径重新选择的问题。

　　【注：莫忘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是针对国人而言的，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寻根的意义上说的，“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因此，不在于国人如何坚持或反对“中体西用”，而在于怎样赋予它时代的内涵。多歧为贵，概念术语的争执必须在进一步的研究过程中予以解决，但始终不能动摇对工作本位的坚持。如阴阳、五行、八卦作为主体性规律范畴，是对中国体用学说(尤其中华思维学)的基本定位;西哲的“主客二分”则制造了体用思维的内部紧张关系。冯友兰先生考证，“严格地说，体和用的关系，同母和子、本和末的关系义有不同。”“中国哲学史中的‘体’和‘用’这一对范畴，就是用以说明第一性和第二性的问题。说哪个是体，哪个是用，就是说，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辩证唯物主义所阐明的物质与精神的关系，用中国哲学史中的话讲，就是，物质是体，精神是用。”然则需要知道，体用盖言思维学和思维手段意义上的“工作本位”，这就必然引申出以“中华思维学”和“马克思主义思维科学”为“体”(第一性)，以逻辑和知识的理论为“用”(第二性)的深一步探究的话题了。】

（五）无风似而从

　　一川星斗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然则，“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贯通，中外会通”16字必须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学本土建构以及进行中西学术对话的工作“心法”。“中国人的资格”应当是新时代语境学术研究所更加需要遵守的研究规范，需要由此出发并以此为尺度，工作杜绝“语义解释学”。具体在中国经济学本土建设方面，必须坚持以中解西的学术建构原则，同时兼顾以西解中，进行“中西互解、中西贯通”意义的中西学术对话。说明潮流虽然已开，而未完全越出或挣脱“就概念论概念”的固有观念和体系束缚，尚且处于冰融期，于是必须从行动主义开始，坚决拒绝学术神秘主义。何谓中华(方法论)原理?一曰共同体(经济)，二曰阴阳五行(系统)，三曰主体批判(行动)，中国经济原理的深层构境在于行“历史贯通”之法。然则，所谓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贵在“求道”，其实是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贵在“求象”，也就是司马迁说的“通古今之变”;贵在“求识”，而综上两点，亦不过是司马迁所说的“成一家之言”。

　　总之，理论是范畴的先声，实践是规律的先声。有人说2018年是注定要被铭记的一年，中美经贸摩擦不断升级，悄然开启了“抗美”时代。2019年中国更是在吐故纳新中扬帆起航。然则，总书记称为“机遇与挑战”并存并进的规定是，“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然则，中国经济学的学科建设亟待从“经济学的在中国”走出，在境遇上尽量避免涉及对“中国的经济学”的种种话语纠缠，而理直气壮地将“中国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探究，寻找政治经济学的中华文化之根、文明基因。需要知道，“中国学术思想其源出于《大易》”，立有三大原则：“一、体用之辨。二、阴阳成变。三、本隐之显。”《海国图志》复曰：“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隔虚而之实也。”“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盖取“经之纬之，左图右史”之法，取“纵三千年，圜九万里”之志!然则，此乃“国学感召”也，“当代中国正经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实践创新的背后乃是思想的创造与创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并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并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这些都显示中国经济学人的历史使命，任重而道远!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吾辈需要向学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