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是“人杀人”而非“以理杀人”――唯心主义哲学的两条道路之争

　　“五四”反礼教，鲁迅的《祝福》经常被引用，他说的那句经典“我翻开历史一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更成了那个时代反传统标志。

　　今天怎样理解？怎样继承他的有益部分？

　　文化有他的精神观念及其物质承载――人及其制度。“五四”反传统既针砭他的精神观念部分，也触及他的物质承载部分。但对后来的真正影响我们却经常看不清楚，属于精神观念的因素与属于人及制度的因素经常混淆，我们从两个方面辨析一下：１、文化与制度的辩证关系；２、精神观念与他的物质承载人。

　　１、文化与制度的辩证关系：

　　文化本来就有制度性内容，比如所称的文化制度，但文化的主要功能表现在精神和观念方面。“五四”反传统文化，反封建礼教，既反对他的精神观念，批判“存天理，灭人欲”，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观念，主张时代在变，道也在变；也触动他的物质承载，人和制度。共产党和国民党人参加的这场运动摧毁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社会基础，特别共产党人在大陆建立的新制度，基本铲除了礼教的民俗社会制度。中国传统社会中《祝福》所描述的礼俗制度是非常浓厚的，城市还算时髦，文明失而见诸野，乡村更是浓厚。我小时候已经“文革”初期，破四旧轰轰烈烈，我每年都要回祖籍老家在祖母身边呆几天，是江南农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死人还有灵位，前面一长桌是供桌，供桌上还有馒头之类，堆成金字塔形状，我至今还记得供死人的馒头都有红色点点的，我至今不知道红色点点的含义。那一年有人将陈凯歌的作品比作“馒头剧”，陈导演不开心，有人一不做二不休，在网上制作了动画片，五六个馒头围绕陈凯歌头像顺时针逆时针旋转，就是有红点点的那种馒头，真是羞辱至极。大户人家逢年过节必要大祭，极尽奢华隆重，也只有此时此刻才能显示身份，也只有此时此刻礼教观念才能尽显他的本来面目。“五四”运动后无论大陆还是台湾，这种礼俗制度基本退出历史。

　　“文革”后一些大操大办的事情又有抬头，人们奇怪的发现农村比城市更厉害，与人们想象中的农村比城市贫穷不符，这说明旧观念尚未完全荡涤。但我们更应看到，主要是人和制度性的游魂，是乡俚民俗制度，农村大操大办目的是在显示身份地位，十次大操大办九次是在显示身份地位，都是地方有头有脸的人，一般普通大众是不可能的；城市显示身份的手段和途径多得很，已不需要通过大操大办达到。

　　我们是通过这一例来看的，事实上一大批礼教制度都已退出历史，但一些文化观念和精神实质并未退出历史，有些则重新包装继续存在，许多传统观念重新打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依然牢固占据着华人的精神世界，比如男女有别、长幼有序、血亲互助、不患寡而患不均、游四方叶落归根、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格物致知修齐治平等观念。

　　２、精神观念与他的物质承载人：

　　有些观念其实是很超前的，人们反对的并非观念本身，而是他的物质承载者。比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确实是一句唯心主义观念，事实上许多善行没有得到善报，许多恶人没有得到恶报，人们真正反对这个观念吗？只有到经验社会去观察。实际上人们并不反对这个观念，既使口头上表示反对，但事实上却在维护这个观念，期望事实上得到践行；人们反对的是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放在嘴巴上的人及其制度，人们反对这些人和制度，目的就是要践行“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种事例在中外历史比比皆是，一项观念及其提出者往往超越他当时的那个时代，后来他遭到批判，是因为这项观念落后了，没有跟上时代的进步；但有时情况复杂，并不是观念落后，观念批判只是由头，真正的原因在于他的物质承载者。比如基督一神教观念的提出，包括创世说、原罪说、道成肉身说、三位一体说、灵魂不死说、天启说等等在当时确实是超越他当时那个时代，是先进的。他的前身是犹太教，要知道两千多年近三千年前的中东、西亚、地中海那一片地区还是万物有灵、多神崇拜、祖先神庇护，那些神和鬼从天上打到地上，从地上打到天上，都在争夺从肉体到精神对人的控制和主宰，世界乌烟瘴气、一片混乱。我们读古希腊神话，略知那就是真实社会的摹写，犹太教及基督教的出现改造了那时的社会，我们不能以今天科学高度发展了的眼光去衡量当时，当时他确实是先进的，他在历史上是取得过进步作用的。

　　但后来基督教观念不思进步，变得落后了，压制更先进思想观念，比如地球中心与太阳中心之争，所谓“黑暗的中世纪”，人们就不得不起来反对基督教。但我们还是应该仔细辨识，比如马丁路德发起的德意志宗教改革运动、法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的五百年跃进运动等等，虽然多少都打着反对宗教的旗号，但事实上并不是真正反对基督教观念，有时甚至回到原始基督教本意中去寻找真理，真正反对的是教会，反对教会组织，反对打着基督旗号的人，是要纠正人与神的关系。无论西欧、北欧还是南欧，这几股运动最后并未将基督观念从人们精神中驱除，而是纠正了人与神的关系，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践行了古代“上帝的归上帝 凯撒的归凯撒”古老原则。比如新教的出现就是成果，人们对基督的古老观念更坚定了，人们与神的关系更直接和紧密了。

　　现在有一些看法：这些地区日益变得无神论，世界正向无神论发展。这话只说对一半，离实际尚远，或者说面对同一个事实可以两种不同表述。既可以说反宗教使这些地区趋向无神论发展，亦可以说他确立了“政教分离”原则，砸碎了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勾结，移除了横亘在人神之间的各种中介（比如教会组织），将假先知、伪信徒从信仰中驱逐除去，人神之间的联系变得更直接、真实和牢靠。事实上驱除假先知和伪信徒，本来就是基督教原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事实上世界各大宗教都有这个重要观念，比如佛教的“末法时代”重点就在讲这件事。

　　事实上文明在进步，历史在发展，基督教观念也要接受检验，我们回望这段历史可以说，基督教中许多良善进步观念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义人得进天堂，罪人下地狱”、“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共产主义共富”、“劳动神圣，货币原罪”通过了检验和批判，被继承了下来，或者被重新包装。我们是无神论共产主义者，当然不会以基督教去解释这些观念，然而我现在论述的是“精神观念与他的物质承载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观念与他的物质承载不是一回事，他的物质承载被丢入了历史的垃圾箱，但是他的观念或许仍有生命力，仍将延续。

　　当然我这里是以基督教为例，并无意倡导某种观念。

　　东方中国也曾发生过类似过程，不过中国不曾演化出基督一神教那样的宗教，与之等位（可比性）是唯心主义哲学上的两条道路（或者两种模式）之争，也即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与基督一神教在哲学上是等位的，主观唯心主义与万物有灵、多神乱神教在哲学上是等位的。

　　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五种形态（或者五个阶段）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他是就唯物主义论述层面，但就唯心主义论述层面，人类经历了蒙昧阶段、万物有灵阶段、多神论阶段，一神论阶段。当然就某个具体社会而言，他未必就是泾渭分明这样过度而来，这仅仅是一种理论分析模式。中国史前社会也经历了万物有灵和多神论阶段，汉族发展非常迅速，具有跳跃性，不排除外部文明的介入性，许多东西相当模糊，汉族一进入文明似乎就是“天启”崇拜，他已相当于一神教文明，此前万物有灵和多神论印记已看不太清晰。但我们今天只要看一看羌族文化，仍能看见很鲜明的万物有灵和多神（表现为祖先神，也即死而为鬼）印记，而羌汉同源。事实上商周至秦汉确立“独尊儒术”，中国大地上仍然弥漫着万物有灵与多神、天神观念，北方萨满与汉地类似，但是发展更是停滞。秦汉以后基本定型，就是尊天，哲学上“独尊儒术”。

　　中国文明演化走上了异于西方的无神论模式，偏重于哲学，愈往后期愈注重于哲学；但又不是完全的无神论模式，人类文明进化的共同性在华夏仍有表现，因此是一种“混搭”。这话有点不恭，主要想表达的是：中国与欧洲文明既有相同相通方面，亦有截然不同的方面。如果可以用一根发展线来描述的化，大致过程可以清晰的六大阶段：原始蒙昧时期的巫傩、萨满、原儒、各路方士，发展到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再到两晋魏时期的玄学，再而两宋时期的理学，再而发展到明清时期的心学，最后到新中国的马克思唯物主义。

　　这六个阶段的总体特征是：

　　1、有神有灵论向哲学论发展看：从未完全切割，从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试看似哲学，乍看又象宗教有神。比如汉字的“天”始终一直扮演着神与哲学的两重角色，到今天21世纪了仍然如此。汉字“天”在造字上就是一个超越人而又具人形的存在。儒家儒学尊天，因此试看似宗教，乍看又不象宗教，是哲学，是道德。近代西方人思维，总想给儒家儒学定位，究竟宗教还是其他什么的，但总是没法取得共识。原因就在于此，有神有灵论与哲学论无法完全切割。

　　2、就宗教有神有灵视角看：仍然遵循文明发展一般套路和规律，经历了蒙昧阶段、万物有灵阶段、多神论阶段，一神论阶段。但是这几个阶段从不存在清晰切割，特别所谓“一神”就是“天”，他始终与祖先崇拜同时混搭在一起，与多神崇拜混搭一起。我们今天仍能看见，比如高考期间人们去朝拜各路“聪明神”，军事机构崇拜诸葛亮，各业有各业神，比如烹调业拜祖师爷 彭祖和易牙，刀斧木匠业崇拜鲁班，信贷商业崇拜关公，下海要敬拜妈祖，夫妇生育要敬拜送子观音等

　　3、就哲学倾向看：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交替发展，唯心主义中是客观唯心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交替发展，唯物主义则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到现代哲学唯物主义发展。总的来说：客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这三家交替发展，经常呈现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或者客观唯心主义两两结合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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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坛上读了安生的《与读者闲聊（朱熹、李涯、新选组）》获益匪浅，也颇有启发，也想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于是归拢一下形成以上文字，主要两层意思：

　　第一个意思：中外历史上许多次“反传统文化”、“反建制”，既反其中的精神和观念的东西，更反对这些精神观念的物质承载，也就是人和制度；中国“五四”运动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的反宗教运动（德意志宗教革命、法国文艺复兴运动、意大利五百年运动）颇有几多相似之处，都是反传统文化，反建制文化。但是中外这几场运动的真正意义，从后来的历史发展脉络来看，被反对的“精神观念”并未被摧毁而是得到升华，真正被摧毁的是他们的物质承载者，是其中的人和制度，被革命而起的新人和新的制度所取代

　　第二个意思：中国“五四”运动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的反宗教运动虽然颇多相似，都是反传统文化、反建制文化，但又许多实质不同。中国基本是无神论文化，属巫傩萨满类文化，因此他的反传统反建制与西方的内容就不同，反传统所指向的主要是哲学道德观念类的。

　　根据与政治和功利结合的强弱性分类，哲学存在三大类别，主观唯心主义、客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就历史真实反映的情况看，主观唯心主义与政治和功利的结合性最强，与君权皇权的结合性最强，也因此客观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常结成统一战线与之对阵。这是我在红坛坚持的一个观点和看法。

　　“五四”运动就事件看具有突发性，但就文化思想看其实有个循序渐进酝酿过程（我的看法：明末清初传教士来开始了第一阶段，鸦片战争英国人打炮开始了第二阶段，“五四”学生运动开始了第三阶段）。就历史真实场景看，这个酝酿过程催生出中国精英的“图强救国”思想，也就是人们给“五四”的定性是“救亡压倒启蒙”。我以为这个定性是正确的。也正因为“救亡压倒启蒙”这个原因，“五四”当时所提出的口号不能以他的纸面意义去理解，而应就“救亡压倒启蒙”前后整个真实过程去实证。中国的道德哲学越是到近代越是反动，从两宋的程朱理学到明清的王阳明心学，从客观唯心主义到主观唯心主义，愈益呈现出他的反动性，“五四”必然就其最反动性进行批判。程朱理学继承了原始儒学、两晋魏玄学、道家哲学的客观唯心成份，达到了顶峰，随后就急转直下到王阳明心学，今天更是借助高科技媒体放大出他的反动性。“五四”打出的旗号反礼教、反对“以理杀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批判“存天理，灭人欲”，实质真正指向的是主观唯心主义及其物质基础，其中客观唯心主义成份，就其后来真实历史脉络看，并非真正的批判对象。

　　主观唯心主义是精英的哲学基础，历史观上表现为英雄史观；“五四”真正表现出的是：新的主观唯心主义战胜旧的主观唯心主义――无论他打着什么旗号，也无论什么政治派别，这与西方几次规模较大的反宗教运动有根本的不同，他们反对“神”这么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观念，反而使得这个观念得到升华。

　　但并不因此否定“五四”的伟大意义，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规律”运行。今天华土再次掀起一股王阳明热，一股主观唯心主义热，他与政治上保守势力的复辟，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复辟是呼应的，真正需要遏制反对的正是这股逆流，而不是程朱理学意图建立的，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具有相对恒定性的“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四时更替、四方八极、太极阴阳、两仪四象等等这些古老观念具有恒定不变性，是华夏人几千年观察自然和社会得出的，今天我们不用这些词汇了，可是观念依旧，也即所谓“天人一体”，没了这些观念，华人怎么生存？然而有时词汇与观念是连体的，词汇没了观念也就没了，比如你一说“上下”这个词汇，华人都明白，你不说这个词汇，而是用十几个摹状词、冠词去定义什么叫“上”，然后再用“上”去定义什么叫“下”，这样下去，华人怎么说话和思想？死了算了！

　　“五四”反传统文化，反封建礼教，批判“存天理，灭人欲”，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客观唯心主义观念，这些没有错，但是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规律”运行，今天更应该反对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各书店的《心学》、《权谋学》、《黑厚学》、《智囊学》应该通通付之一炬。

　　不！我说的“付之一炬”不是教人违反法律，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那种，而是从心中消除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