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革命导师——孔夫子与弥勒佛引导人民前进

　　古代中国的起义者在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执达摩克利斯之剑引导人民前进的正是孔夫子和弥勒佛。

　　社会的稳定来源于社会力量的均衡，任何一方违反保证社会正常运行的准则都应受到惩罚。人民若是不生产做模范、战斗当英雄，国家机器自会发挥作用，一点都不用怀疑国家机器的暴力性。若是统治集团不认真履行职能，外不能御敌拓疆，内不能发展生产，保证社会公平正义，反而横征暴敛，祸国殃民，当然也应予以惩处，前提是国家机器还能正常运转，这一点无法通过国家机器的自我调节机制保证。无论是三省六部、元老院，或是议会，都是执政机构，无论是元老、保民官、或是议员，一旦当选，就有脱离人民成为统治者的倾向，他们本应担负的监督职责最终都成了实际上的自我监督。自我监督能长期有效吗？欲望的力量让人无法抵抗。

　　欲望是人类前进的动力，同时也是祸害的根源。欲望总能让一些统治者丧失理智，破坏社会的均衡。他们并非不知前朝兴衰，他们老是心存侥幸，认为欺压的是阿Q而非李自成。朝代建立初期，统治者对前朝的灭亡记忆犹新，深知人民的力量，能够安守本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开始瞧不起人民，即便是开国者们的后人，他们全然忘了先辈是如何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自我欲望无限制膨胀。历史又开始了新的“治乱轮回”。

　　此时，只有人民采取了能够剥夺统治者的生命和财产的暴力反抗才能让统治者们清醒，统治者们一般称其为“天谴”。统治者以“天谴”来称呼人民的暴力反抗主要是为自己开脱，意为“天要亡我，非我之过”，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统治者们尊崇的“天”所依存的恰恰是他们看不起的老百姓。几千年来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一种来自于统治体制以外的强大力量才能有效地对违规的统治者进行“帮助”，这股力量就是人民反抗，人民反抗的威力必须时时让统治者感受到，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人民的监督功能。

　　可是，大规模起义的破坏力是巨大的，爆发时于国于民都极为不利，尽管其历史作用是积极的。若是人民能敏感一些，不要这许多忍耐，不要这许多麻木，“该出手时就出手”，能在最后的大爆发前多作一些小规模的反抗以引起执政者的注意，使人民的不满能分期分批地以较小的规模得以释放，使社会矛盾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得到解决，于国于民都幸莫大焉，这就好比地下蓄积的能够造成一次八级地震的能量，如以一系列的三级地震释放出来，破坏力就大大减少一样。丹尼尔·谢司对美国的贡献不比乔治·华盛顿少，没有他领导的起义，就不会产生《美国宪法》，美国就不会成为联邦制国家，美国也就不会有较强的纠偏能力。

　　对于以各种面目出现、以各种理由反对人民起义的人，先请他们了解历史。历来都是先有农民起义，才有“贞观之治”。人民起义是找死，不起义是等死，人民仍然别无选择，人民不主动剜去文明的腐肉，不是危及全局（统治集团内战），就是会有侵略者替我们操刀，到时候健康的组织也会受害。改良主义已为历史所证明行不通，英国的所谓光荣革命根本就是一个谎言，克伦威尔是干什么的？荷兰的两万大军是到英国猎狐的？“光荣革命”前后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是为了谁？美国谋求独立时，经历了“光荣革命”的英国已是君主立宪制，有民主的议会，为什么不通过合法的途径解决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与宗主国的矛盾？为什么要诉诸武力？华盛顿等领导的暴力革命也是“狂燥的”、“荒缪的”？他们也是暴民？自命民主教师爷的英、美都是这水平，况复“有着优久专制传统”的中国？中国历代起义者迫于无奈才采取极端措施，起义使中国社会重趋正轨，他们的名字百世流芳，他们的事业与时长存。

　　人民要反抗就必须有统一思想、进行舆论动员的工具，即人民起义需要理论支持，对于目标性强、规模较大的起义，这一点犹为重要。通常说来，较大规模的起义都有较长时间的准备，或是能坚持较长的时间，拿起武器反抗暴政的人民已经拒绝了当时的“正统”思想，需要能证明其反抗的正义性的新思想来填充真空。小规模起义的参与者多是激于一时之愤而仓促起事，还没来得及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就被扑灭了，对于理论支持的需求没那么急迫。历史最初将此重任交给了儒家。

　　中国较大规模的起义始于秦末，中国在当时才出现较大规模的起义是因为中国在秦末形成了高度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之前的中国或者类似于邦联（夏朝以前）或者类似于联邦（夏、商、周三朝）的国家，地方上是由各诸侯直接管理。百姓起义对诸侯的利益触动直接而且巨大，诸侯镇压百姓起义非常积极。各诸侯国相对较小，信息传递与兵力调动都方便，诸侯们镇压起义的效率自然就高，先秦时代除展跖起义外少有成气候的。

　　秦统一中国后，国家政权只建到了县一级，县以下由地方士绅与家族势力控制，中央政府担心尾大不掉对地方豪强多方制约，地方豪强在平时不能形成对当地民众的有效控制。人民反抗时，特别是在初期，朝庭要么因天高皇帝远无法及时得到准确消息，要么因官僚主义或者腐败导致政府执行力下降，不能及时应对，国土广大也使兵力调动旷日持久，地方豪强却又无力镇压，秦朝以后中国的人民起义容易成气候。在此方面，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先秦时代较为相似，欧洲中世纪的人民起义规模均较小，反而是古罗马时期发生了一些大规模的起义。

　　在秦末能够承担这一重任的学派只有儒家，儒家思想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思想，儒家的组织性与儒生的数量非其他学派可比，泗水之滨万紫千红，一片欣欣向荣。提到儒学，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代，他们认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为专制统治提供理论支持的元凶，这就有些误解孔子了。社会地位决定思想意识，孔子三岁丧父，"贫且贱"，"多能鄙事"；在最想有所作为的仕途上一生不得意，颠沛流离，历经劫难，自称如“丧家之犬”；却又安贫乐道，耻与权奸同流合污，孔子不可能完全支持专制。当然，孔子也不可能完全反对专制，这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的。在当时，政出一家总比政出多家要好，至少可以少些争斗，少些关税，这个“多”指贵族和野心家之多，并非人民之多。

　　身处乱世的孔子毕生的理想是恢复社会的安定，解百姓于倒悬，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起码应是西周那样的礼乐社会。孔子的先祖为商朝王族，熟知历史的孔子知道周灭商是历史大势，不能归罪于周。周朝建立后，周公对于殷商王族给予了足够的尊重，邀请殷商遗民协助其制礼作乐规范制度、重建秩序。因此，周公所制的礼乐制度带有殷商文化的明显痕迹，“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孔子对周礼具有天然的亲切感，明言“吾从周”。同时，孔子知道周朝的礼乐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他们都回不去了。

　　现实迫使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孔子开始转变，他在周礼的基础上开始了“托古改制”，主要增加了以民为本的思想，满足统一中国过程中“得民心者得天下”的需要。他提出要行仁政，不要暴政；不提倡“怪力乱神”；主张以教化提升人民素质；使用受过充分训练的人民组成军队保卫国家；爱惜民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提出“省刑罚”、“薄税敛”、“使民以时”、“博施济众”，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孔子不提倡蠢忠，没有将君臣关系绝对化、固定化，而是强调了君臣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君君臣臣”的言外之意就是君主若不履行为君之道，就不要责怪臣子不履行为臣之道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之道是对等的、互为条件的。

　　“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将君臣关系放在了高于君权的价值观“道”之下，这里的“道”指的是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规则。君主行事合不合“道”的规范成为臣属尽不尽忠的前提，臣子“从道不从君”，尽忠君主与朝廷是因为遵守“道”的规则，而不是为了贵族的荣誉和世袭的领地。因此，为臣的一方在理论上便拥有了可以主动终止君臣关系的权力。这在封建集权统治处于上升阶段的战国时期是难能可贵的，深深激励了后世反抗专制暴政的志士仁人。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倡积极的入世思想，这一点对中国人性格的形成极为重要，迎难而上、不逃避现实、注重实用的积极人生态度使中国人的适应能力世界第一，中华文明得以传承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明。入世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外来的思想如不符合这一点便很难在中国得以大规模传播。遭遇暴政后，人民的反抗也是极积的，追求今生的幸福，而不是忍耐顺从以求来世好报。

　　后世儒生进一步发展儒家理论，孟子提出了儒家民本思想中最为进步的“民贵君轻”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贵君轻”体现了政府可更、君主可换、民众不可慢的思想，即“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后世所广为传扬的 “民水君舟”说便是“民贵君轻”说的推衍，只不过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罢了。最终儒家的学说在孟子时发展成为一种成熟的政治思想，即“仁政”思想。

　　我们也应看到，儒家政治思想所采取的反抗是消极且温和的，主要手段是“隐”。如果君主无道，社会黑暗，“大道不能行”，隐于朝的“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隐于市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隐于野的“乘桴浮于海”。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政治投机、明哲保身，而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无奈之举，他们没有近现代知识分子所能掌握的斗争武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去深入民间，发动群众，进行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或者是社会主义革命。

　　尽管儒生们对于暴政的反抗是有限而温和的，但这就已经足够了，人民要的就是火种。为了同样的目标，儒生们以隐逸不仕为武器反抗暴政，而人民却完全可以暴力革命为武器。儒家已为人民反抗不仁统治者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支持，还提供了现实中的样本，如果尚有不足之处，人民自会根据实际需要加以完善，人民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历代起义军所共有的口号“替天行道”，“以有道伐无道”中的这个“道”与“从道不从君”的“道”一味相承，起义军所共同尊奉的榜样是“商汤革命，武王伐纣”。中国人民起义的思想源头之一——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由此形成，后世的隋末农民起义、黄巢农民起义、梁山泊农民起义、明末农民起义都是以此为精神号召。

　　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思想的第一次大规模实践是在大泽乡起义中，陈胜、吴广起义军在时人眼中只是一群出身低微的乌合之众，天下局势不明之际，儒生们就挑着经典、背着礼器毅然投奔，虽九死而不悔。孔子的八世孙孔甲做了陈胜的博士，后战死，其他义军中也有大量儒生参加。儒生是反秦的一支重要力量，起义取得胜利后，儒家的社会地位得以大幅提升。

　　儒家思想在努力适应中国社会不断变化着的需要时又有了新的内容充实进去，以民为本、实行仁政的“王道”在当时还不足以争霸天下，君王们更需要的是能够更加立竿见影的“霸道”。法家的思想逐渐渗透到儒家思想中 早在战国时大儒荀子便提出了“性恶说”，他是提倡法则管理的第一人，他的两个弟子——韩非子和李斯是法家的主要代表人物，荀子思想是法家思想的重要源泉。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吸收法家的思想创立了新儒学，儒中有法，儒法融合，充分满足了汉武帝中央集权、一统天下的需要，儒家思想正式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此后，封建统治者以教育与仕途为手段使天下读书人大都成为儒生，大部分儒生成为了封建制度的卫道士。儒家思想逐渐走向僵化，魏晋时的玄学脱离实际陷入空谈，宋代理学吸收了佛道两家的思想，形成“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体系，巩固了封建制度，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后来所批判的封建伦理道德主要指宋明以来的程朱理学，该打倒的不是孔夫子，他的思想已被后人曲解了。

　　儒家思想既已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现实中的革命性便逐渐削弱。虽然儒家有许多流派，人民仍然可以从中选取有利于反抗暴政的内容，但是儒生已成为封建卫道士，只要有可能就会站到统治者一方，社会不黑暗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儒生们不会起来反抗。多数人民的忍耐不能与儒生保持同步，他们的生存状况更恶劣。在最后的大爆发前，人民也有反抗的需求，后世的儒家思想已不能完全符合人民的需求。人民需要另外再寻找一个思想体系为起义提供理论支持。

　　新的思想体系的信奉者不能与政府有过于密切的联系，同时组织要严密，要有足够的凝聚力与号召力。人民主要是在最后的大爆发之前利用这种思想体系组织反抗，那时的统治者尚有较强力量，人民组织反抗的风险更高，只有选择宗教作为工具。

　　中国人没有如同其他国家长期存在的近于偏执的宗教狂热，从来没有因为一个宗教被中国的统治者奉为国教而禁止其他宗教传播。究其原因，其一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统治集团不充许存在一支与皇帝分庭抗礼的力量；其二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统一的状态，宗教无法利用地方政权急于统一全国的需要坐大，西欧则有这种可能；其三是因为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视祭祀为教化国人的手段，对宗教上的其他内容与功能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受此影响，历代统治者对于任何一种思想体系都是于统治有利的就提倡，于统治不利的便禁止，即使是为封建统治者所尊崇的儒家学说，也只是因其符合了封建统治者的需求，否则也有可能被统治者打入冷宫。朱元璋就曾因“亚圣”孟子说过“暴君放伐”、“民贵君轻”的话而要将其赶出孔庙。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思想体系能如同基督教在中世纪的欧洲那样完全地控制社会，中国古代的思想活跃度居世界第一，起码在春秋时代至欧洲文艺复兴前是这样。

　　各大宗教在中国自力更生地传播，具有草根性在所难免，为人民拿来作为起义的工具提供了可能性。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会在大部分时间里是凌驾于世俗政府之上的存在，教士们与贵族一起压榨人民，不可能领导人民起义，最多也就是如同野修士约翰那样以个人身份参加罗宾汉起义。当然，这只是传说，但当时确有记载证明一些教派的修士参加了英格兰人民的反抗行动。胡司起义要等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才会出现，之所以为出现宗教改革，是因为对传统教会不满的资产阶级与市民阶层力量已经强大到能够领导人民进行一场反对传统教会的革命。

　　对宗教按自身需求进行改造，各国有之，中国最为普遍。宗教在中国没有得到统治者给予的类似于伊斯兰教在奥期曼土耳其帝国、基督教在中世纪欧洲国家所得到的大力扶持，传播基本靠自己，不得不主动适应中国社会。

　　汉朝时佛教尚未成气候，据说是因为吕不韦的原因，势力强大的是道家，黄老思想对于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十分巨大。黄老思想主张清净无为，与人民通过反抗求生存的需求不符，当时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有对道家思想进行改造一途，这便催生了太平道。太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个流派，入世、济世是其主流思想，其思想体系出自势力强大的道家，对民众有相当的号召力，在一切条件都具备后，黄巾起义爆发。黄巾起义虽然未能成功，却严重动摇了汉朝的统治，太平道的思想在民间继续流传。

　　佛教思想本是极端出世的，很难被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积极入世的中国人接受，于是佛教徒便对其进行了改造，出现了一些积极入世的支派，如净土宗的弥勒净土观念。佛教在中国虽然有些改头换面，从本质上来说佛教仍是一个主张出世的宗教。

　　有这点积极入世的思想就足够了，中国人民根据这些思想创立了佛教的一个分支——弥勒教。弥勒教出自佛教净土宗的弥勒净土观念。弥勒净土观念重视弥勒下生渡人，建立极乐国土，这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十分符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这些提法在变革天命时具有极高的实用价值，弥勒教成为人民发动起义的思想与组织工具。让历代封建统治者谈之色变的白莲教的前身是东晋高僧慧远在庐山创立的白莲社和南宋时吴郡沙门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早期白莲宗的教义主要来源于佛教净土宗的阿弥陀佛净土观念，强调通过自身修养在去世后往生极乐国土，相比之下弥陀净土观念不如弥勒净土观念更符合中国人积极入世的传统观念。经过历代的不断改革，到元代时白莲教已经面目全非，根据其“弥勒佛下生”的说法，白莲教已经完全接受了弥勒净土的思想，只有白莲教的名称及其崇拜红色等表面功夫表明其源流。

　　看过《倚天屠龙记》的人无不对白衣胜雪、圣火熊熊的明教印象深刻。金庸在小说中以明教代指中共，《射雕英雄传》中与黄裳争斗的明教活动在东南地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就在那儿，《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总坛是位于西北的光明顶，显然是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笑傲江湖》里的日月神教即明教，总部在华北的黑木崖，说的便是中共建政后的首都北京，三部小说按创作时间排序正好符合三处中共中央驻地的转移顺序，中共因为在国内革命战争时借用了农民起义的形式，难以避免地被文人们与历代起义者划等号。在真实历史中，明教是一个源于中亚的外来宗教，原称摩尼教。摩尼教是一个极端出世的宗教，鼓励人们通过自我修行，通过拒绝生育消极抵抗残暴的统治者。白赫兰一世认为摩尼是在减灭他的子民，剥夺他的财产，将摩尼处死。此后，摩尼教大举向外传播。因当时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强大，东方的国家和部族要么文化尚未成熟，要么如中国一般宗教意识淡薄，摩尼教在东方的发展远大于在西方的发展。

　　摩尼教在东方的传播中遇到了与当地原有思想体系相冲突的问题，摩尼教很容易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摩尼教本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和宗教，产生之初深受琐罗亚斯德（查拉图斯特拉）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基督教、佛教的影响。摩尼教的教义通常称为“二宗三际论”。二宗指明暗，也即善恶。善恶二元思想来源于波斯原有的宗教袄教（Zoroastrianism），在佛经里也能找到对应，魔是梵语“魔罗”的简称，与佛对立，他们分别居“魔界”与“佛界”，佛须“摧伏众魔”、“以破诸魔”（见《首楞严三昧经》鸠摩罗什译）。三际指初际、中际、后际。初际阶段，明暗是分开的。中际阶段，黑暗侵入光明，光明与黑暗斗争，两者混合。后际阶段，明暗重新分开。“三际”理论十分契合弥勒观念的三世论：“初际”、“中际”、“后际”可以正好附会青阳燃灯古佛（过去），红阳释伽牟尼（现在），白阳弥勒佛（将来）。摩尼教教义中提到世界并存着光明和黑暗两个王国，光明占据北、东、西三方，黑暗占据南方，这一说法则来自基督教诺斯替派（Gnostics）。其苦行持斋不杀生的戒律主要受印度、中亚佛教影响，明教声称的光明世界，被普遍认为即弥勒佛所居住的兜率宫（佛教教义中六欲天中第四天界）。在向东方传播的过程中，摩尼教不断地与当地宗教融合，最后变得面目全非。

　　在当时的东方，佛教和道教是主要的宗教。摩尼教不可避免地要与二者发生冲突，为求生存和发展，摩尼教开始或主动或被动地和二者融合。在中亚传播时便曾经大量使用佛教用语，假托佛名、佛法，乃至自称“摩尼光佛”，明使多以弥勒佛的形象出现。这就为元末“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观念打下了伏笔。摩尼教刚到中土时，正是弥勒净土观念在中国大行其道之时，武则天于695年自称弥勒佛化身，建立大周（690-705），摩尼教攀附其中很正常，摩尼和弥勒的角色合二为一。摩尼教同时也和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逐渐溶合。“二宗”与道家的阴阳学说、“三际”观点与道教三清的概念表面上有相似之处。道教也与摩尼教攀关系以扩大自身影响，当时回鹘人普遍信奉摩尼教，唐王朝为安抚回鹘人给予了摩尼教较高的地位，道教徒采取措施配合国策，出现了道教徒们所撰的《老子化胡经》之一的《老子西升化胡经》：“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玉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末摩尼，转大轱辘，说经诫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摩尼之后，年垂五九，金气将兴，我法当盛，西方圣像，衣彩自然，来入中洲，是效也。当此之时，黄白气合，三教混齐，同归于我” （20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经卷）。摩尼教徒明白道教在中土的地位，于是便默认了，以此为契机，加快摩尼教与道教的合流。

　　等到唐朝攻灭回鹘，唐朝的统治者对摩尼教就不那么重视了。当时摩尼教掌握了大量土地和佃户，摩尼教寺院成为西域商人主要的货物和钱财集散场所之一，对中央集权统治构成了一定威胁，很多受苦的老百姓经常打着摩尼教的旗号反对朝廷。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下敕禁止中土百姓信奉摩尼教，西域来的胡人除外。但是，摩尼教经过几十年的流传，早已深入民心，被禁止的只是外来的原教旨主义的摩尼教，流传于于民间的本土化摩尼教存续下来。本土化了的摩尼教成为一个积极入世的宗教组织，在中国人民反抗暴政的斗争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到了宋代，摩尼教有了一个更为中国人熟悉的名称：明教。教义被归纳为“清净、光明、大力、智慧”八个字。教众中各阶层的人都有，教徒白衣乌帽，秘密结社，共同尊奉明使（摩尼）为尊神。由于时时处于秘密状态，教名也有了多种别称，除浙江称摩尼教、福建称明教外，淮南称二桧子，江东称四果，江西称金刚禅，福建又称揭谛斋等（陆游《渭南文集》卷五《条对状》）。

　　北宋的方腊用来号召人民起义的便是经过改革的明教，有的后世研究者因此认为方腊不能算是明教徒，南宋的钟相、杨幺起义军也是以明教作为组织工具，他们提出了历代中国起义者的政治经济要求总纲——“均贫富、等贵贱”。由于明教屡屡反抗朝庭，自然为朝庭所不容，为求生存，明教渐渐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有了刚到中国时与佛教、道教的融合的先例，明教与白莲教、弥勒教融合也不是什么难事。如果按斗争性由强到弱分类，为明教、弥勒教、白莲教，白莲教的斗争性本不强，有些地方的教主还公开与元廷合作，由于明教的融入，弥勒教和白莲教的思想逐渐变得积极，充当了人民组织反抗的工具。据历史学家考证，当时明教、白莲教与弥勒教的思想中还融入了太平道的思想，这并不奇怪，长期流传在人民心中的反抗思想一旦遇到合适的机会定会大放异彩，这也说明以弥勒信仰为核心的民间秘密组织所主张的思想与人民作为起义工具的太平道等早期宗教组织的思想有传承关系。

　　虽说佛无常相，但是依据中国传统习惯，内在的变化需要外部的变化来体现，人们需要一个新的弥勒佛形象。五代时浙江奉化有位和尚名“契此”，常携布袋游历四方，教化民众，人称布袋和尚。他去世后，人们尊其为弥勒佛的化身，后世便以布袋和尚的形象作为弥勒佛的新形象，广为中国人接受。

　　元末农民起义时，弥勒教、白莲教、明教等秘密宗教基本上已融合在一起，处于半公开状态，各地称呼不一，有的被称为“明教”，有的被称为“白莲教”，有的被称为“弥勒教”。主要的口号是“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

　　关于“明王”的“明”字之来源，历代史学家有不同的观点。元史学家杨讷认为“明王”来源于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明王是阿弥陀佛。“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超明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 摩尼教在中亚传播时明使常以弥勒佛的形象出现，在信徒心中明使和弥勒佛二位一体。在中国人看来，“明王”或许是大明尊（明使），或许是弥勒佛，或许是弥陀佛，也许兼而有之。这位救世主是末劫观念的主神，信众希望能借助这一信仰和组织，摆脱苦难。于是，为中国人民起义提供理论支持的另一思想源头最终形成。

　　综上所述，中国历代的人民起义有两大思想源头，一是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二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组织倡导的弥勒降生、建立极乐国土的思想，两种思想均由中国人积极入世、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支撑。中国的思想体系大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一有机会便相互融合、渗透，历次起义往往是两股思潮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代表两股思潮的力量不相互融合则大多会给起义造成损失。

　　元末杰出的革命家彭莹玉一生历经劫难，以弥勒教、白莲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组织发起了多次武装起义，结果均遭失败，原因之一便是未充分调动以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为号召的力量共同反元。朱元璋认识到了这一点的重要性，他原本也是弥勒教、白莲教、明教融合后形成的秘密宗教组织下属的刘福通系统的红巾军的一员，但是他在1366年讨伐张士诚的檄文《平周榜》中却声称：“近睹有元之末，主居深宫，臣操威福，官以贿求，罪以情免……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朱元璋的军队正是弥勒信仰农民起义军的一支，他发表的这道檄文标志着他对红巾军千年盛世理想的抛弃。

　　我们不应责怪朱元璋叛教，他是出于时代的需要，代表儒家的武王伐纣、替天行道的思想的起义军力量十分强大，如张士诚集团。朱元璋需要团结力量更为强大的尊儒的地方士绅阶层，如果朱元境坚持原有的弥勒信仰，就会与代表正统力量的士绅阶层发生冲突，士绅们势必倒向能举起尊儒大旗的一方，他们很可能会选择张士诚，这是朱元璋所不愿看到的。

　　几千年来人民不断揭竿而起，真正能够建立政权并得到广泛的支持寥寥无几，就是因为缺少士绅阶层的承认和支持，在资产阶级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出现前的中国，这是至关重要的。元末时，各地针对红巾军结寨自保的地方武装不在少数，这种割据状态与盼望统一的社会心理和历史要求背道而驰。朱元璋最终公开抛弃韩林儿，抛弃龙凤年号，是无奈之举。我们总不能要求他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或者社会主义共和国吧？

　　朱元璋走了一条中间路线，他一方面利用秘密宗教组织发展起义军势力；另一方面团结地方士绅，启用元朝旧臣，稳定社会，李善长、朱升、陶安、刘基等英才入其麾下；他改变起义军的性质，又取“明”为新王朝的国号，朱元璋于是成为了传说与现实中的“明王”。毕竟他的军中弥勒教、白莲教、明教信众很多，只是这个“明”并非“明教”的“明”，而是“明王”的“明”，明军用来组织反抗的是吸纳了众多教派思想的中国本土宗教，波斯总坛管不了他们。朱元璋登基后，诏令中国的所有寺庙都要塑奉大肚弥勒佛像，并在他曾经出家的龙兴寺弥勒殿悬挂了他亲拟的一副楹联：“大度能容容天下难容之士，慈颜善笑笑世上可笑之人”。明朝的特务机构锦衣卫效率胜于前朝，

　　也与朱元璋出身民间秘密宗教组织有关。

　　洪武三年，深知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历害的朱元璋下旨禁“左道”，明教、弥勒教与白莲教再度转入地下，保持了其革命性。朱元璋出身北方红巾军韩林儿、刘福通白莲教系统，南方彭莹玉、徐寿辉弥勒教系统除巢湖水师等部投奔朱元璋，明玉珍自立外，大部落入陈友谅手中，成为朱元璋夺取天下的劲敌，明教自唐以来便是人民反抗朝廷压迫的工具，风头太劲，为减少官府的注意，明教、弥勒教与白莲教统一以白莲教为名。以后出现的天理教、黄天教、罗教、红阳教、八卦教、荣华教等教派都是源于白莲教，据不完全统计为107种，主要教义均为，末世即将来临，救世主会下生救世，建立极乐国土，万变不离其宗，都属弥勒信仰系统，明、清两朝的唐赛儿和王聪儿领导的是白莲教起义军，捻军中有宋景诗的黑旗军等白莲教起义军。白莲教系统的八卦教被清庭禁止后，八卦教徒用传习拳术发展组织，以“拳会”、“红拳会”、“义和拳会”等自称，后来一律称为义和拳，发展为义和团。民间传说宋景诗脱难后隐居内蒙，晚年曾回家乡授徒重建组织，义和团的大师兄多为其徒弟徒孙，他传的主要是梅花拳，梅花拳真乃护国神拳，无论传说是否真实，义和团与白莲教道统上的传承关系是无疑的。披着宗教外衣的民间秘密组织倡导的弥勒降生、建立极乐国土的思想“或大兴于通衢，或潜行于山泽，在几百年的时光中传承不息，流风遗韵犹及于后世”。

　　随着时代的进步，白莲教系统的各分支或者沦为反动势力的帮凶，或者自行消失，基本不能领导人民反抗暴政了，人民开始寻找新的组织工具。清末，洪秀全和冯云山以改革后的基督教思想组织起义。他们拒绝与儒家力量合作，将左宗棠等一大批有志于改变时局的儒生推向清廷。

　　太平天国失败之后，中国人民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作为反侵略反压迫的主要工具。由于中国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生产发育不良，以及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妥协性，资产阶级政党在中国没能成功。中国共产党因理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革命的彻底性、坚决性，组织的严密性，最终取得胜利。

　　几千年来，历代中国起义者走马扬鞭翻山过河，其中不乏轻生死重大义的英雄豪杰，却少有成功者，最高目标更是从未实现。几番起落，风云振作，起义者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等贵贱（消灭阶级压迫）、均贫富（主要指平分土地）在中国共产党手中最终得以实现。先民们可以安心了。藏族百姓依照传统观念将毛主席视为弥勒佛，毛主席一生的作为基本符合人民对明王的期待。可是，千年盛世真的就有保证了吗？还得警惕啊，不要到了开党代会只能用瓶子接自来水解渴时才开始反省。

　　历史的天空中，古代的起义者们正在远去，打着各色旗号的义军浩浩荡荡地前行，队伍最前面的是一位长髯似雪的老者，他身高两米二一七，着白衣，外罩白鹿皮袍，腰佩长剑，神情庄重而和蔼，步履轻快，脚下仿佛有所循，两只长袖鼓满了风，好像是大鸟张开的双翼。在他旁边的是一位敞胸腆腹的胖大和尚，肩扛一只布袋，笑容可掬地走上前去。他们身上寄托着我们先辈最大的希望与梦想、忠诚与勇气、正直与无私。孔夫子和弥勒佛身后的起义军民是最有力量的，正是因为他们，孔夫子和弥勒佛成为了不屈的古代中国人民的象征。

　　本文是我二〇〇五年的作品，修改后上传。

　　二〇〇五年三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