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Ksliu提供）
2021年9月9日，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由美国著名智库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主办，为美国国际事务及外交政策研究领域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学术杂志之一）发表文章，题目是：《现实主义者拜登》，副题是：“拜登的外交政策理念一直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文章的作者是Joshua Shifrinson（波士顿大学国际关系副教授）和Stephen Wertheim（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治国方略项目的高级研究员）。
现将此文摘要翻译如下：
拜登总统是一位在国家政治领域拥有半个世纪经验的七十多岁老人，是最清楚美国建制派的总统。毫无疑问，他追求以美国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的政治和军事优势，他甚至要恢复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他的标志性说法是：“美国回来了！”
但拜登决定终止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却暴露了他的另一面。在结束长达20年的战争时，拜登的理念不是建立一个民主的阿富汗使之符合美国利益，或推进普世价值。他一再辩称，美国在那里使用武力的正当理由只有一个：“抓住9•11袭击我们的恐怖分子”，防止他们再次发动袭击。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美国就没有理由继续打仗。他说：“只有阿富汗人民才能决定他们的未来”，无论他们是生活在西式民主国家还是塔利班统治下。
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不仅没有改变拜登的想法，似乎更加坚定了他对美国军事力量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局限性的看法。在最后一名美国士兵离开阿富汗后，他说，结束这次战争是“结束一个以重大军事行动来改造其他国家的时代”。
所有这些，可能会让那些以为拜登的宗旨是维护美国权力和捍卫全球民主的人感到惊讶。然而，在拜登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将务实的国家安全追求置于正统的外交政策之上，其实一直隐藏在显眼的位置。十多年来，他一贯反对通过战争或军事力量来更迭政权或促进美国的价值观。
如果拜登继续坚持这一理念，他将带来可喜的改变，改变美国几十年来过度自信的外交政策，为了追求无法实现的目标而浪费生命和资源。
◆从经验中学习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曾经投票反对1991年针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他问：美国的什么重大利益可以证明将美国人送死在沙特阿拉伯沙漠是合理的？他还担心美军会不公平地承担大部分伤亡，会使“阿拉伯世界的仇恨”指向美国。
然而，在2001年“9•11”袭击事件发生后，拜登投票批准了阿富汗战争，并在有一些保留的情况下批准了伊拉克战争。在美国发起“震惊和敬畏”行动一周后，他曾经表示，希望入侵“使伊拉克走上多元化和民主社会的道路”。
战争结束后，面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叛乱，他对美国的“改造国家”使命越来越怀疑。2006年，拜登提出了他当时最具特色的外交政策建议，他主张将伊拉克按照宗派划分为联邦制，为美军撤出伊拉克铺平道路。他寻求退出伊拉克，在2006年美国首次提出“增兵”伊拉克时就直言反对，称其为“绝对错误的战略”。
作为副总统，拜登更加反对目标膨胀的大型战争。在奥巴马总统的高级顾问中，他几乎是唯一反对政府从2009年到2011年向阿富汗增兵的人。拜登认为，美国支持的阿富汗政府存在无法克服的缺陷，因此不可能完全战胜塔利班叛乱。相反，他建议将反恐战争限制为针对基地组织和相关团体。
美国特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他的日记中回忆说，拜登想完全从阿富汗撤军。在一场特别有争议的辩论中，拜登大喊大叫：“我不会为了（阿富汗）女权而让我的男孩回到那里冒生命危险！”他解释说，在枪口下推进自由主义价值观是行不通的，这不是（美国军队）在那里的目的。
对于拜登的批评者来说，他在外交政策上的转变无疑是投机取巧，但是他的支持者则认为他愿意从经验中学习。拜登从自由主义霸权的拥护者，到“改造国家”怀疑论者，其轨迹包含一条直线：他一直将美国安全视为外交政策的首要基础，并愿意在新的现实条件下，重新评估如何推进美国的利益。既然他住在白宫，这种务实的现实主义可能预示着美国外交政策将发生更彻底的变化。
◆阿富汗之后
阿富汗是代表拜登现实主义倾向的最鲜明例子。他迅速结束了战争，确信这样做对美国有利，在美国公众的强烈指责下，他顶住了来自五角大楼和许多外交政策精英的压力，拒绝重新启动美国对阿富汗的“改造”。在为自己的决定辩护时，拜登坚称，美国军人应该只为保卫美国而战。正如拜登在他的总统竞选期间对采访者所说的那样，“我的责任是保护美国的自身利益，而不是让我们的男男女女处于危险之中，试图通过使用武力解决世界上的每一个问题。”
阿富汗可能只是一个开始。拜登已命令国防部对美国的前沿部署进行“全球态势评估”。如果审查结果接受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将军（General Mark Milley）的见解，即现有的许多部署是“冷战期间所建立的”，那么美国可能对军事部署进行重大重组。政府已经表示打算“适当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并且最近开始了这一进程，将反导弹系统撤出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拜登也可能成为三十年来第一位避免扩大北约的总统，尽管他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但他尽量淡化将北约成员资格扩大到乌克兰的言论。
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经常用“意识形态”来表述美国与中国、俄罗斯的关系，他发誓要通过展示美国民主制度的持续活力来反驳“专制是未来的潮流”的观点。然而拜登并没有将这两个国家视为一体，而是将与崛起的中国的竞争放在首位，远高于与较弱的俄罗斯的竞争。他的目标是与后者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这种方法旨在限制双边紧张局势，使美国能够专注于制衡中国。
正如他在冷战期间所做的那样，拜登采取了旨在通过谈判解决与美国地缘政治对手争端的大门。他选择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举行首次重大双边峰会，并表示有兴趣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他在与普京会晤后表示，外交并不取决于信任对方，它只需要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并在这些利益的基础上建立理解。拜登强调说：“这是关于自我利益和对自我利益的验证”，“这只是纯粹的交易。”
有时，拜登自己的言辞也会掩盖他务实的外交政策本能。他对特朗普拥抱“世界上所有的暴徒”表示反感，并誓言“人权将成为我们外交政策的中心”，他认为这一说法与捍卫重要国家利益的提法是一致的。今年12月，他计划举办两次“民主峰会”中的第一次，旨在帮助世界民主国家抵御威权主义。与特朗普对独裁者表示亲热相比，拜登听起来像是回到了美国在国外大力推动自由主义和民主的做法。
尽管如此，拜登的大部分声明和行动都符合将国家安全置于所有其他考虑之上。同样，迄今为止的民主峰会并未反映出美国为扩大与民主国家的联盟或将美国联盟限制在自由国家的实质性努力。毕竟，亲民主的言论并没有阻止拜登政府深化与泰国和越南等威权国家以及印度和菲律宾等日益不自由的民主国家的关系。峰会可能只是反映了拜登支持民主、自由价值观和人权的事实，而不是要在枪口下推动它们或规定美国的国防义务。
◆重塑美国外交政策
如果拜登政府继续将务实的现实主义置于自由主义之上的地位，那么美国外交政策可能会发生深远的变化。拜登在阿富汗的思路，也将导致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部队削减。目前美国部署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数千名地面部队，是以防止伊斯兰国ISIS卷土重来为目标，他们的部署与拜登提出的“设定明确、可实现的目标”的要求相抵触，因为这一目标也许永远无法实现。
出于同样的原因，拜登应该评估美国的反恐行动是否只针对那些有能力和意图攻击美国的团体。近年来，美国在全球大约85个国家参与了反恐打击、演习和训练任务。尽管许多努力的目标是基地组织和其他威胁美国本土的组织，但一些目标组织，例如总部位于索马里的青年党以及萨赫勒和拉丁美洲的组织，这些组织不太可能攻击美国。如果拜登的评估得出哪怕是一个模糊的结果，他也应该结束“反恐战争”，以免将他描述的阿富汗战争的“开放式任务”无休止地交给他的继任者。
拜登需要勇敢地采取行动，才能将美国从广大的中东地区解脱出来，而在中国崛起、美国需要认真进行国内改革的时候，他应该想得更大，他的政府即使不削减美国在欧洲的承诺，也应该加以限制，并避免在亚洲采取过度军事化和零和的做法。与他的前任不同，他可以接受越来越多关于建立一支不受美国控制的欧洲国防力量的要求，以便将欧洲大陆的安全责任移交给欧洲。而在印太地区，尽管拜登呼吁与中国进行“极端竞争”，但他务实的直觉应该阻止他明确保证防卫台湾，或阻止以其他方式加重美国已经相当广泛的地区性承诺。
然而，拜登的现实主义并不是万能的。在关键问题上，他的外交政策会本能地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拜登对政治潮流的敏感使他能够结束阿富汗战争，但美国剩余的战争在公众面前的知名度较低，即使它们的战略目标可能同样令人怀疑。事实上，拜登支持奥巴马政府通过空袭和突击队行动扩大反恐战争，尽管他对“改造国家”感到不满。他的务实可能使他无法承担严格的现实主义所面对的政治风险。
实用主义也可能使拜登行动缓慢，无法收缩不再促进美国安全的过时承诺。如果欧洲人能够自卫，拜登应该积极减少美国在联盟中的作用和规模。更重要的是，拜登对中国的所有做法，例如加强地缘政治对抗，欢迎在共同挑战中的合作，以及为外交保留空间，在短期内似乎是务实的，但是几年后可能无法实现和难以管控。拜登应利用目前中国军事威胁仍然可控的有利条件，优先考虑在气候变化和贸易等问题上进行外交接触，并在国内遏制对中国的妖魔化，以免爆发新冷战。
拜登担任总统的头几个月表明，即使是经验丰富的政客也能带来惊喜，尤其是如果他们的标志是与时俱进。拜登当然不是激进分子，但经过数十年来激进主义外交政策所造成了一系列灾难，他的做法至少可能开始重振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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