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理走遍天下，不适合山东平度。
在热搜就是高音喇叭的时代，平度云山镇党委书记王丽的一段录音，让网络成了社会声讨的直播间。
平度市此前所有的宣传加在一起，都不如王丽书记这段录音的效果更加深入人心。
从王丽事件可以看出，基层社会的风险堆积和外溢，会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信任危机，极大损害ZF权威，让整个社会秩序都面临着冲击。
乡村治理关乎政权的合法性再生产。当“内卷”来袭，“红利”逐渐消退，利益冲突加剧。地方政府在基层治理方面，无论理念，能力和手段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中国几千年来追求的基层治理理念，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治”。
“善治”就是多元的社会群体都能满意和接受的治理模式。为人民服务就是“善治”的高度升华。官员与底层民众的二元对立，绝大多数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
在基层当官很容易，但是当一个好官真的很不容易。简单说，一个懂得“善治”的乡镇领导者可以当好一个县长，但是一个县长未必能当好乡长。
拿破仑说过班长是军中之父，乡镇的领导者在我们的政权中具有同样的意义。当然，前提是他们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特征。
“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基层工作是领导艺术的必修大学，丰富的基层经历是达到“善治”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条件是视人民为上帝的情感。
你要代表群众，最起码的前提是他们要认为你是自己人，能够走近你，否则你就无法代表他们。
基层工作的特点是小道理管着大道理。无论小道理还是大道理，都需要用朴素的语言和贴心的行动去表达。王丽书记的那句“我有一百种方法去刑事他儿子”，确实很有乡土味，有很浓的“黑话”性质，也很有威慑力，但不会有亲近感。
有一位曾经长期在乡镇工作过的朋友给我讲过一个故事。他在当乡长时，有一个村子的村民抱团欺负一户外来户，事态发展到外来户准备以命相搏。我的这位朋友问我，假如是你的话你会如何处理。我也想了几条对策，比如找双方调解，比如公安介入，比如……
这位朋友哈哈一笑，嘲讽我说，在农村，最愚蠢的事情就是面对没有道理的纠纷讲道理。
最后他告诉我，他的处理方法很简单，就是到那个外来户家里吃了一顿饭。其他人一看乡长居然到这家吃饭，原有的嚣张马上收敛了很多，外来户紧张和对抗的情绪也得到了舒缓。双方都退到了对方能够接受的底线之内。
高超的艺术来自深厚的情感。这位朋友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认为应当成为基层官员的座右铭。他说，“农民是最善良的，你给他一分尊重，他就能回报你十分的宽容”。
必修要承认一点，王丽绝对不是这种现象中最恶劣的，倒霉的是她运气不好被录了下来。她的遭遇证明了一个定律，弱势者的权利和尊严得不到保障，强势群体的日子也不好过。
现在基层治理特别是农村越来越呈现“威权性人格”，越来越有城管的味道。很多地方的农村基层，已经成为“没有硝烟的主战场”。这样的行政伦理，使“群众路线”徒具口号的特征。
王丽有王丽的难处和苦衷。王丽本身不是问题的制造者，肇事者另有其人。当阻止进京上访事实上成为考核指标时，阻止这种行为就成了王丽必须履行的职责。
这一事件的警示意义在于，原有的治理理念，已经不适用几十年来显著变化的基层社会矛盾。曾经的治理手段不但低效无能，还面临着失效的风险。
一边是治理手段越来越单一化、强制化；一边是公序良俗、道德约束、舆论压力等多元行为主体越来越成为显著的短板。虽然不再追求GDP指标，但是包括阻止进京上访等更多的考核任务同样压力山大。当基层缺乏必要的工具时，也就只能动员政府力量和专政工具才能完成任务。
长时间的这种套路和模式，形成和固化了基层官员的管制思维。很多社会管理，在他们那里都成了自上而下的控制。当人数劣势的官员依靠国家机器同大众对峙时，为了让上级满意，他们采取刚性手段，过度矫正的现象就无法避免。
尊重人民的主体性，重构权力伦理，这是“善治”的根本前提。只有再造“公仆”意识，让官员们认识到老百姓才是“父母官”的父母，必须永远在人民面前保持谦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达到“善治”一定要有制度的力量。老百姓能不能得到公平正义，能不能当家做主，不能仅仅靠官员们的操守和良知。在加强中央权威性的同时，必须要使各利益集团有公平博弈的平台，不能总是让民众“自力更生”解决问题。
这个事件中最令人伤感的是上访人孩子说的那句话，“爸爸被坏人抓走了，还能不能回来”。童稚眼中的平度，不应该是这种颜色。
“维稳”已经被诟病得千疮百孔。稳定不能是对社会不公正的默认，更不能以底层民众的痛苦和尊严作为代价。缺乏公平的稳定只能积累更多的危机，在适当的时候迸发出来。
王丽应当受到谴责，处理一个基层官员也很容易，但是只有堵住官民对抗的源头，基层的施政乱象才不会继续流出。
【文/谭吉坷德，本文为作者投稿红歌会网的原创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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