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与当下公知之异同

　　丁晓平所著《王明中毒事件调查》（中国青年出版社西元2012年2月第一版）一书，以详实可信的材料和缜密客观的分析，还原了王明在西元1940年代和以后编造自己“被迫害中毒”的谎言的事实；同时，它还主要围绕王明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言行及其后果，介绍了延安整风运动的过程及其伟大历史意义。这是一部兼具历史性和学术性的好著作。

　　王明是个很值得研究的人物，他曾经一度是革命历史中的风云人物，“有口若悬河的口才和死记硬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硬功夫”，在延安乐此不疲地演讲“革命理论”，俨然成为党内的理论“巨人”，一度“征服”了“一大批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人”甚至一些党内中、高级干部，以至曾有人当场高呼“王明万岁”，有的女学生甚至崇拜地说“王明是我们的母亲”。（《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80—81页）不过，与自古以来所有擅长夸夸其谈的人物一样，他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的反面教材。

　　从本质上来看，王明可以称得上是当下公知一类人物的前辈之一。把他与当下公知们摆在一起来分析，两者既有表面形态的相异之点，更有内在本质的相同之处。

　　王明与当下公知的相异之点，自然表现在一般层面的政治态度上：王明，作为中国共产党曾经的领导人之一，用苏联政府在他去世后给他的评定来说，是一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8页）；而当下的公知，则是西方“民主自由”的膜拜者和反共产主义的宣扬者。两者的政治态度可谓泾渭分明、针锋相对。

　　不过，在这种表面政治形态的相异之外，两者的相同之处更多，而且这种相同之处，大都体现在为人思想与品格方面。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哲学思维上来说，两者都是教条主义者。

　　王明在苏联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经典原著，知道了一些苏联革命的经验，他机械地搬运这些经典理论和经验用于指导中国革命，而基本上不去观察、研究、总结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

　　当下的公知们则把从西方一些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书籍中读到的“理论”全盘接受，生搬硬套地用于看待中国几乎一切政治、经济事物，试图以此引导中国的发展方向。

　　王明的教条主义曾给当年的革命造成困难和损害，当下公知们的教条主义则对中国的发展带来阻碍与破坏。

　　二，两者都把外国的利益放在中国利益之上。

　　王明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左”倾路线，到抗日战争时期转为右倾路线，其出发点都是站在苏联利益的立场上，而不考虑中华民族的利益，要求中国党无条件服从苏联的意志。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家”的头衔正是由此而得。

　　与此相似，当下公知们的所言所行都以西方的话语为标准，实际上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评判、指责甚至污蔑中国，要求中国按照西方的愿望行事。为此，有一些公知获得了西方人赐予“文学奖”、“思想家”、“斗士”之类称号的奖赏。

　　毛泽东主席曾评价王明：他为别人考虑得太多了，为我们自己考虑得太少了。（《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第368页）这个评价，也完全适合于当下的公知们。

　　三，两者都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王明在延安时编造自己“中毒”的谎言，后来在莫斯科又编撰“中共五十年”的书，对中国党和领导人进行丑化和诬蔑。

　　当下的公知们也制造了一些书，比如李某的“私人医生”、张某的“鲜为人知故事”、高某的“红太阳”等，对中国革命、新中国及其领导人进行恶毒攻击。

　　两者的手法，都是哗众取宠、断章取义、颠倒是非乃至编造谎言。两者这么做，或出于自己的阴暗本心，或为了取悦外国敌对势力，或者就是被外国敌对势力收买操纵。两者的这种行为，反映出其人品的卑劣和无耻。

　　当年的王明与当下的公知具有本质上的共性，他们都没有把自己的根扎在祖国的大地上，数典忘祖，钻进了偏狭怨毒的死胡同，企图通过为反华势力作伥以寻求生存和自尊，丢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自我，更丢失了作为人的品格。与过去的王明一样，当下的公知们也终将踏上不归路，走向沉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