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疑惑，为什么总有人以为自己吃饱饭了，全世界人就都吃饱饭了？
那些饿肚子的，不是在“地域黑”就是在“带节奏”？
醒醒吧！您这是事儿没摊自己头上，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也是西安居民，看了上图，不禁为农民工群体感到悲哀！
建起城市高楼大厦的是他们，买不起房只能住城中村的是他们，疫.情期间买不到吃的的是他们，网络上发个声还被认为带节奏，激化矛盾的也是他们。
他们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建设事业，只因呼吁社会关注疫.情下的农民工吃饭问题，却沦为了有些人口中“无理取闹”的存在。
我不知道有些人的父母、亲友是做什么的？有没有在工地打工的，有没有住城中村的？知不知道他们现在过的什么生活？
据网络资料以及身边朋友那里了解，目前有一些工人是没有锅碗瓢盆的，只能吃泡面这类的即食食品，或者买点面条在烧水壶里煮着吃；就算有做饭条件的，可因为防控需要，不允许商贩开门营业，自然也就无法买菜做饭；就算勉强能买到菜做饭，可菜价又高得承受不住，最终还是狠狠心咬咬牙不买了，吃泡面吧！
疫.情期间，城中村的打工者既没有收入，又要缴纳房租，面对买不到和高攀不起的蔬菜，只能败下阵来，以最廉价的充饥食物泡面为生，而有的人是否能在村子里商店都关门的情况下买到泡面都很难说。
他们的生活物资保障，可以说比小区居民更困难。
外出打工的人，其中不乏年长者，使用智能手机不那么方便，不了解线上购物渠道，不知道找谁解决生活物资保障问题，不清楚怎么在网络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即便现在年轻的打工者已经可以熟练运用网络发声，但还是很难广泛传播出去，让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心声、呼声，以此推动解决吃饭问题。
我是从小住在城中村的姑娘，我们一家人也算是外来务工吧，在各个城中村住了10年之久。近些年城中村逐步改造，村里的村民迁移到了小区居住，可许多打工者离开这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四处漂泊。
虽然现在的我住在小区里，元旦当晚10点多，社区工作人员还送来了一包救济菜，里面有土豆、包菜、芹菜、笋、大葱，附近居住在小区的朋友也相继收到了政.府免费发放的菜，我们也都有锅碗瓢盆能做口热乎饭吃，可住在城中村的打工者呢？
西安封城，滞留的打工者生存越发艰难。而铆足劲想尽一切办法回家的打工者，正如那三位被调侃凑齐“铁人三项”的神人，一个游泳，一个骑行，一个走路回家，又何尝不是为了生存？
微博上有一条高赞回答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众生皆苦。留在西安舍不得花钱，再说有钱都买不到吃的了，在外务工无非就是想省点钱罢了。”
是的，省钱。
恐怕有人很不理解，命要紧还是钱要紧啊。
对他们来说，钱就是命，没有钱就没有命。在城里动辄三四百元一份的高价“英雄之菜”，动辄四五千元的密接人群隔离费，这才是他们不愿冒的险！相比之下，游泳、骑行、走路回家又算得了什么？
常人难以理解，大多是因为自己没有处于那种困境。
被封在城中村或工厂的打工者，但凡能够得到基本的生存物资保障，而他们又能够买得起，有谁愿意拼了命赶回家？
“肉食者”以为平民百姓都吃得起“肉糜”（肉粥），可笑他们其实连白粥都吃不到！
古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今天又何尝没有呢？
不过，相关部门已经注意到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困难问题，相信随着小区居民吃饭问题的逐步解决，不久的将来，城中村打工者的吃饭问题也会逐步解决。
站在今天看过去，其实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如水灾、虫灾、旱灾等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对于人民政.府同样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而毛主.席是最见不得群众受苦受难的。
在领导全国人民抗灾救灾工作中，不仅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在思想上高度重视抗灾救灾，更要求落实在具体行动上，努力保证受灾群众的吃住，并多次亲自批示安排调配。
1950年淮河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水患，当毛主.席读到急件中说“有些灾民因躲避洪水不及，爬到树上，被毒蛇咬死”时，不禁难过地黯然落下了伤心的泪水。毛主.席更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1976年唐山大地震，那时已病魔缠身的毛主.席，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看完了灾情报告，得知整个唐山沦为一片废墟，几十年的建设毁于一旦，无数同胞伤亡，毛主.席再也忍不住情绪，泪流不止。
据身边人回忆，这是第一次亲眼看见主.席情绪崩溃地大哭。
毛主.席晚年曾说：“我这人感情越来越脆弱了。我一听到天灾人祸，就忍不住伤心。”
如果今天的一些地方领导们能做到毛主.席的十分之一，恐怕也不至于出现“铁人三项”“买不到菜”“买馒头充饥被打”“转移隔离不管不问”……
但凡是心里装着一点群众的人，都干不出这种荒唐事儿。
疫情是面照妖镜，照出一片光怪陆离。
惟愿每个人平安健康，不挨饿不受冻，西安早日走出阴霾，重见光明！
【文/白依依，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红色依依”，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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