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由西方国家挑起的与中国的贸易冲突以及其他方面的矛盾，既让人大开眼界，又让人大跌眼镜，甚至在很多方面把人搞糊涂了。
比如说，在很多人眼里，美国是非常开放的国家，甚至美国就是世界。早在1967年，尼克松就说，美国“根本不能让中国永久地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在这个小小的地球上，不可能听任十亿人口愤怒地在孤立状态生活。"给人的感觉是，美国仿佛是开放的使者，有责任义务把开放带给中国人，乃至全世界人。
改革开放之初，中外发展差距比较大。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理直气壮要中国与他们公平竞争。他们指责中国开放不够，公开透明不够、市场化程度不够，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融入世界不够等等。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本世纪后，少数西方国家越来越表现出和当年相反的一面。特别是近些年来，他们曾经要求中国融入互联互通的世界，而自己却日益实行单边主义。他们曾经批评中国开放不够，而今自己却开始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他们曾经批评中国市场化不够，而今却通过行政、司法乃至军事手段等，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打压合理合法经营的他国企业家。如，他们对付华为，哪一个是市场行为、哪一个是法治行为呢?!他们曾经强调要合作，而今却要同中国脱钩，甚至要使中国隔绝于西方世界基本体系，等等。
这些举动，让人们对一直以来认为的“国际惯例”“通行规则”“普遍做法”等等产生了怀疑，对美国曾经倡导的开放合作、自由竞争、公平公正等说法产生了怀疑。还是他们那张嘴，红唇白牙一会儿一个说法，双重标准技巧运用娴熟、面对矛盾表达的转换，没有丝毫愧疚和不安。这些矛盾现象该如何理解呢?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和深化，不可避免地要产生通用惯例和规矩，这个必然趋势不必怀疑，但是惯例也好、规矩也罢，都是要具体人来实行的，而人是有自身利益和立场的，因而实行起来，就不能不受这个立场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前后矛盾的表现背后，就是自身的利益立场在作祟。
实际上，一个国家，一个政治团体，提出的所谓主张，首先是基于自己的立场，也就是自己的利益，这并不神秘。当年马克思就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其次，一方所采取的打法或者说战略战术要基于自己的实力。一句话，一切打法要从维护自己利益出发，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标准。
一般来说，力量强的一方或者掌握主动的一方，往往赞同所谓的“公平竞争”，因为对手没有公平竞争的实力。通过公平竞争的方式就可以争取合理的利益。
武术上进攻的时候有踏中门与踏偏门之说。简单地说，碰到实力比自己弱的，就可以大踏步进攻中门。遇到实力比自己强的，就要避其锋芒，选择偏门进攻。怎样对自己有利就怎样打，这也是硬道理。
但是这种逻辑并不是每个共产党人在一开始就明白的。比如，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就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斗争。面对拥有数十万现代化装备的大军对根据地的围剿，左倾机会主义者也提出了以阵地对阵地、以堡垒对堡垒，这样一种看似公平的打法。甚至还以为这就叫现代化、正规化打法。
这样打的结果，历史早已经明白无误地有了结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辉煌胜利。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同志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但周恩来、朱德同志依然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打法打，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第五次反围剿不行了，大量的红军有生力量拼没了，根据地丢失了，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后来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上义愤填膺地指出：这种打法是叫花子和龙王比宝!
实践是最好的老师。这些例子都启示我们，对待西方国家倡导的打法，或者所谓的国际规则、惯例，首先一定要知道其赖于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从而分清楚哪些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体现着普遍规律；哪些是属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利益方的特殊要求。千万不可以一上来就被所谓的通行规则、惯例或者堂而皇之的好说辞给弄懵了。
其次，所有的规矩都是特定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我们也有我们的利益，当我们加入这种规则的时候需要想清楚，我们处于什么地位，我们是否已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动地位，是否需要保护我们合理的利益，如何保护我们的合理利益，等等。
全球化是历史不可阻挡的潮流，全球化也必然要有世界认同的规矩，也必然要求开放、合作、共赢，要以此建立我们的战略，并坚信不疑、坚持不移。但同时应当理解这是一个长期斗争的过程，应当懂得一些西方国家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此建立正确的战术，以灵活机动，掌握主动。
（作者：祁金利，中共北京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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