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西安封城很热闹，不断地上热搜，西安的种种行为成为众矢之的。我觉得西安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大家关心的有没有人写日记的问题，而是这种社会危机处理方式，蕴含了巨大的潜在风险，这才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1. 这几天西安老百姓抱怨最多的就是食物匮乏的问题。今天有个上热搜的新闻，莲湖区一名男子为了寻找食物多次翻越小区围墙，被志愿者抓住，责令公开检查道歉。人需要为觅食而苦恼，这种日子仿佛已经远去，但瞬间就在一个现代化大都会重演。
是西安的食物供应不充足吗？这方面倒不存在问题。西安市政府三番五次保证，食品蔬菜供应充足，仅蔬菜每天就有1.3万吨上新，还有2.5万吨的应急储备，按照西安有1000万人计算，那么每人的蔬菜供应量就达到1.3千克。由于粮食都是易运输、易储存的干货，供应更应不是问题。那么西安人民为什么吃不上饭，吃不上菜呢？
这是由于最严厉的封城令下，城市市场供应体系被暂时冻结所致。市民的日常供给回归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配给制，由街道社区分发食物，这种配给制的缺点马上就暴露出来：
第一，效率低、速度慢，很多人吃不上菜；第二，不能将供给与需求之间有效匹配，菜品供给很丰富，但是每家每户分到手的不是自己最需要的，很多家庭只好用原始的以物易物方式解决。
所以，西安封城三四天后就出现了食物的绝对性短缺和结构性短缺。现在很多人怀念过去的计划经济，认为市场经济是万恶之源，至少有五成的老百姓是这么认为的。西安封城这一堂课再次告诉我们，如果消灭市场，只会导致生产力急剧滑坡，物资供应匮乏，即便是精确的大数据运算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一个社会突然取消商品交易，而计划配给制度尚没有完善起来的时候，几乎无一例外会发生大面积饥荒，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和1970年代的柬埔寨都发生过这种惨剧）。我们刚刚告别饥馑没有多久，万万不能走以前的老路。
2. 西安疫情虽然紧迫，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完全没有必要采取如此严厉的“社会熔断”，暂停几乎所有商业活动。这种做法，其实把抗疫期间社会运转的一切责任和压力都推给政府，而作为市场经济中有限管理者的政府（虽然未必是完全意义上的），根本没有能力扮演全能政府角色，去完全承担这些任务。
政府只要做到小区封闭，就可以做到控制99%以上的人流，在公共卫生学上讲，这个控制力度已经可以基本遏制病毒扩散。与此同时，应该尽量允许可以通过外卖方式运营的商业继续营业，只需要做到快递人员的全面核酸检测及与居民的零接触即可规避疫情传播风险。
这种做法，即做到科学防控，又可以利用市场的手段解决封城期间民众需求，还可以尽量减少商家的损失，是一种“三赢”的模式，何必一下子把社会打回石器时代呢？很多时候，为了预防危机所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危机有可能造成的损失。
3. 西安抗疫的另一个风险是社会被网格化、碎片化，这种模式很容易让社会的种种机能都丧失殆尽，个体原子化，都处于无助状态，而政府的服务职能又不能对社会每个角落实现全覆盖，使得社会运转处于随时可能失控高风险状态，20世纪很多惨剧都是这样发生的。虽然这种模式可以作为短期抗疫应急之需，但绝对不是社会可以承受的常态化模式。这也是在西方很多国家，人民宁可忍受疫情带来的风险，而不愿意被过度限制自由的原因。
4. 西安封城反映的另一个问题是官僚主义下政府公共服务体系的失灵。比如，某孕妇没有核酸证明不能就医，而导致大出血流产；某心脏病人，被各种医院拒收，在拖延了8个小时后不治身亡；小区失火，由于大门被封闭，消防队只好翻墙进去救援；为了实现市区清零目标，将疫情重灾区西安航空学院的转移到安康；以及“一码通”崩溃的问题。
最近读苏联著名文学家格罗斯曼写的《生存与命运》，这部小说被誉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文学作品，深刻揭露了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各种僵化的官僚主义问题：老革命家的女儿叶妮亚到古比雪夫上户口，这个城市明明有一条以她父亲命名的街道，但是官僚们只认图章，非得让她证明“你父亲是你父亲”，叶妮亚费尽周折也无法落户，这也意味着领不到政府的配给面包；斯大林格勒有一个步兵排被德军包围了，陷入饥饿，空军奉命准备去用降落伞向他们空投食品，可是军需处拒绝发放食品，原因是发货单上没有领货人的签字……西安最近的奇闻怪事，与之都是那么相似。
官僚主义具有几个特征：
第一，只对上级命令、红头文件负责，不会根据任何实际情况有变通。比如卫国战争中，苏军指挥官机械执行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只要是莫斯科大本营没有让撤退就不退，导致很多时候都是让战士去送死，战争开始的最初半年，即有380万人被德军俘虏，其中最惨重的是基辅保卫战，66万人被俘，这是人类战争史上被俘军队最多的战役，而这些人三分之二以上在战俘营中被折磨致死。
第二，只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惜以邻为壑。2020年6月我曾经在内蒙古某城见识过这种懒政，当时北京疫情爆发，检查站看我是北京来的，于是让我进城隔离并接受核酸检测，但又表示，只要立即离开这里，到不属于他们管的地方，就可以不用隔离做核酸检测，这是典型的各管一方的官僚主义懒政行为，不是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是以“别在我地盘出事就行”为导向。
第三，只珍惜乌纱帽，不管老百姓死活。比如，我国抗战中，湖南官员机械地（或“宁左勿右”）执行国民政府的“焦土抗战”政策，日军还没有进攻长沙，就不有分说焚城，导致城里90%以上建筑被烧毁，3万多人被烧死。再比如，历史上很多饥荒不是由于国家整体粮食产量降低，而是地方官为了邀功，拼命加大征粮力度，而发生饥馑时，又不让人出去逃荒要饭，避免把饥荒的消息泄露出去，于是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事情。
说白了这是官僚队伍的一种极其自私的懒政行为。如何应对官僚主义问题呢？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致辞中再次提到了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这次深谈中，毛泽东说：“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近代以来底层人民的政治斗争，归根到底不就是为了建立一个人民的权力受到尊重，政府权力被有效监督的体制吗？
所以，市场和民主的方法，仍是人们应对社会危机效率最高、代价最小的方法，市场经济和受到充分监督的责任型政府，是克服危机的最好的保障。在这里，仍然以二战中各国政府的表现举例，在这场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大危机中，奉行了市场和民主原则的国家，其损失是最低的。
二战中的英国是西方国家中介入时间最长、作战范围最广的国家，从欧洲大陆到北非、到亚洲，英国都是与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主力之一。战争期间，英国动员了本土及海外领土(Crown Colonies）589万兵力，最终以阵亡38.3万（其中本土士兵26.4万）的代价打赢战争。二战期间，英国本土平民死亡也仅仅6.7万，本土军民总死亡人数仅33.1万，死亡率在欧洲主要参战国中最低。英国依赖民间市场化的商队，成功实现了敦刻尔克大撤退，还保障了英伦三岛在战争中的供应。其他非民主国家，无论是作为战胜国的苏联，还是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损失都远远大于英国，他们的牺牲都是千万级别的。
西安封城中产生的种种社会问题是对我们应急体制的一个警钟，这种体制在太平盛世中，应对一场不太致命的疫情，就会出现这么多问题，如果在战争或非常情况下，那些围城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可能将重现。我们的经济在发展，社会治理能力也应该随之提高，否则那些人类历史的悲剧并未远去，这根本不是什么危言耸听。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其言殷殷在耳，切莫执行起来又回到老路子上来。也只有在遵循市场和民主的原则前提下，才能最大限度发挥中国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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