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恶意讨薪”到“恶意返乡”

　　近日，针对春节返乡人员政策，某视频中河南省周口市某县董县长口出狂言，“你只要回家，先隔离再拘留”，可谓是“雷语惊人”。

　　随后，事情发酵，董县长回应，上述视频经过剪辑，不真实，漏掉了“不听劝阻，恶意返乡”。

　　董县长的意思大家都懂，董县长无非就是让大家待在原地不要走动，董县长也是很懂大家的，知道大家不会乖乖听话，总会有部分人“恶意返乡”，如果有人“恶意返乡”，那我董县长只能“先隔离再拘留”了。

　　官员频发“雷语”

　　这些年来，很多语惊四座的“雷语”从某些官员嘴里蹦出来，让人又惊又愕，比如一个地方官员问专家“江豚好不好吃”，但得知“不好吃”的答复时，这位官员竟说“不好吃干吗要保护？

　　比如2013年4月，河北沧县当地河流因严重受污而变红，该县环保局局长邓连军却称：“红色的水不等于不达标的水。”

　　再比如2012年1月，因违规发放年终奖遭到举报，江苏省宿迁市宿豫区计生局局长在全局通报会上影射举报人是狗，说“给你肉吃，你咬我手指头……”

　　更有甚者，2009年6月17日，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质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

　　好一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的官腔，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说，“一些官员信口开河，根本原因还是心里没有公众，没有对老百姓的敬畏感。”

　　关于“恶意”

　　这次董县长的“恶意返乡”，也算是语出惊人，与前辈们相比不落下风。与“恶意返乡”相对应的，同样听过的有“恶意讨薪”“善意欠薪”，可能这位董县长也是从此处获得的灵感。

　　经过仔细研究，我们发现凡是跟底层的老百姓相关联的，就扣上一顶“恶意”的帽子，比如“恶意返乡”“恶意讨薪”，本来是受害者，想要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比如争取自己的血汗钱，稍微不注意就被“恶意”了，董县长们可能对于外出打工人回乡和讨薪什么的根本没放在心上，毕竟欠薪的是老板、返乡的也不是我董县长，但对于“恶意”的处理，那可就轻车熟路，毕竟是在我地盘上“搞事”，那就不由分说，先把你“拘留”起来再说。

　　当然董县长们就说了，我们不仅有“善意欠薪”，同样也有“恶意欠薪”，对于“恶意欠薪”我们是要严惩的。

　　怎么判定“恶意”和“善意”呢，董县长认为“不听劝阻”就是“恶意”，这里的劝阻要预设一个前提，即先有个规定，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经董县长“劝阻”且不听的，对不起要“先隔离再拘留”。

　　对于“恶意讨薪”来讲，这个前提和规定就是法律，董县长们一般会这样说，既然法律也规定了老板不能欠薪，如果欠薪，你们可以去要，不给的话可以去走劳动仲裁。

　　相信在这次事件曝光前，如果有人不听董县长“劝阻”“恶意返乡”的，大概率是要被“拘留”的，他们很有可能面临申诉无门，毕竟在疫情防控政策的大旗之下，你小小的个人简直就是蚍蜉撼树。

　　关键就在于违法成本低、维权成本高。

　　以农民工欠薪为例，老板欠薪成本极低，虽然《劳动法》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不得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

　　这样的“劝阻”如果老板不听，后果又如何？

　　可能接受劳动行政部门的处罚，“劳动部门可以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如果逾期不支付，即会责令公司按应付金额50%以上100%以下的标准向员工加付赔偿金。”但如果老板最后把钱还上了，处罚大概率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不会很多，毕竟工人的工资占比太小。

　　还可能接受人社部门的处罚，“对无故拖欠数额大、时间长、性质恶劣的公司，按照有关规定，通过省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和省社会信用体系向社会公布，并记入相关‘黑名单’。”

　　对于“恶意欠薪”的，也会面临刑事处罚，“公司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员工工资，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员工工资，数额较大，经有关机关监督后仍不肯支付工资的，即构成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不过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总结一下，老板欠薪一般是“善意”的，除非同时满足“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造成严重后果的”等，才可能被认定为为“恶意”。

　　所以，欠薪的老板，有的确实存在困难，但大部分不一定缺钱，能拖则拖，能骗则骗，毕竟拖欠就是创收。

　　那被欠薪者讨薪有多难？

　　首先“民不举、官不究”，如果遇到欠薪，你可以向劳动保障监察机构投诉举报，当然举报是没有强制力的，想要借助国家的强制力，你就需要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但维权路上有这么几个拦路虎：

　　一是举证难。首先证明存在劳动关系就比较难，特别是建筑工人，普遍没有签订合同、没有工资条等证据，劳动仲裁也存在困难。加之建筑工程领域长期存在违法分包、转包、挂靠等潜规则，经常有农民工都不知道自己的老板是谁。近年来，不知道老板是谁的还有采用灵活用工形式的外卖员们。

　　二是维权成本大。被欠薪者普遍欠缺法律知识，繁琐的诉讼程序更是吓退了很大一部分人，劳动仲裁之后，往往还有一审二审，简单的讨薪问题，往往需要过高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总之，被欠薪者讨薪的成本太高，在一次次求助四处碰壁、孤立无援后，寒了心、壮了胆，为了血汗钱，被逼无奈才走上了“恶意讨薪”之路。

　　“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董县长是不是党员，无从知晓，但在体制内能做到县长，大概率是党员的，但董县长没有读过毛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在董县长们眼里，把外出务工的打工人返乡错误处理为敌我矛盾，竟然采用“先隔离再拘留”的强制措施，实在是不应该。大部分人拿返乡拘留来谴责董县长们，也着实有点冤枉，毕竟如果是董县长们的司机，又能够赔酒的，也是可以在隔离期间叫到酒桌陪饮的，你们没有这层关系又不听我“劝阻”，才成为了我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