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搞点“恶意讨薪”

　　立华我今天有点出离愤怒。

　　浙江省有个县级市，我就不点名是哪个市了，他们的劳动局搞了一个神奇的东西，叫做异常维权。

　　按照劳动者去劳保监察部门投诉、去劳动仲裁院深泉仲裁、去人民法院提请劳动争议诉讼和以拖欠农民工工资名义讨要工程款四个档次，做了个账。

　　三年内在同一劳动保障监察部门投诉10次以上，或者是不同的劳保监察部门投诉15次以上，就要记账。申请仲裁市一地5件或者异地8件，提请劳动争议诉讼是一地3件或者异地5件。

　　至于讨薪，则是一年内一地3次或者异地5次。

　　该县级市还讲，要是情节恶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良影响，就算是未达到前述标准，要是该地法院、劳动认识争议仲裁院和劳保行政执法队协商一致，也可以纳入异常名录。

　　纳入名录的影响是什么呢？

　　是在网站、微博、微信上发布该人信息，并且要通报到辖区的劳动中介、人才市场和行业协会。

　　看起来影响不大，就是公示一下谁维权次数多，然后告知该人所在行业协会和该人所在地区的人才市场，但是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行政程序是否合理的问题。

　　劳动者维权比较困难，往往如此，工程款能不能结算，结算的痛快不痛快，这件事劳动者自己决定不了，甲方什么时候打款，分包什么时候结算，小包什么时候领钱，这几个环节劳动者控制不了。

　　要知道，在我国劳动者有其特殊的用工环境，零散的劳动者往往来自五湖四海，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者是亚非拉发展中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我国的劳动者并不以地域或者血缘等形成自发的组织。

　　劳动者的一个突出特性就是原子化，彼此之间不认识，认识也顶多是老乡介绍老乡来打工，三个五个最多。这就导致劳动者势单力薄。

　　但是，我国的企业家之间有一个自发的组织，要么还是地域，要么还是血缘，商会比较发达，定期或者不定期都有聚会。

　　企业家之间彼此有一定联络。

　　劳动者势单力薄，企业家彼此联络，问题就会变成原子化的劳动者和组织起来的企业家之间的矛盾，打工的时候听到的是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招工的时候听到的就不是你不招有的是人招，而是我们步调一致，节奏要差不多。

　　那么，劳动者的难就不是纸面上的难，而是维权真的难，劳动者能求助的只有公权力，只有人民政府，对我们政府行政程序没了解的劳动者搞不好要求求助公安局，有了解的劳动者自然要求助劳动局。

　　要不到劳动所得，往往是个突出的困难，而且劳动者的文化程度一般不高，所以劳动者会自发在实践中自组织，推举出来一个比较专业的劳动者，帮大家进行维权。

　　比如说外卖小哥会自发产生领袖，卡车司机会自发组织协会。

　　表现突出的劳动者会不自觉的成为一个积极维权的人，因为他一般不是在给自己维权，维权成功一次，他就出名了，接下来出于对同一个产业工友的共情，他也乐意帮大家，大家因为他有成功的经验，也乐意去找他。

　　这个时候我们的工会干什么去了？该县级市的工会干什么去了？

　　劳动者中自发产生了一个领导，不赶紧吸收进工会来，不赶紧找他了解工友的诉求，反而把人往对立面上推，我就不得不问问该县级市的领导，平时是去工商联的办公室多一点，还是去工会的办公室多一点。

　　要知道，不管是劳动局也好，还是劳动仲裁院也罢，在日常的工作中往往因为接触对象的原因，天然偏向劳动者。

　　很多地方的老板都在抱怨，劳动者只要提请仲裁，或者是去劳动局告，必然输。这是因为劳动局和仲裁院的同志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本色，天然亲近劳动者。

　　任由事情发展，一定是行会自发形成，工会扩大影响，劳动局仗义执法，劳动者的权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但是该县级市没有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出了一点什么问题。

　　我国要搞共同富裕，这是大气候，浙江省是个示范区，这是小气候，大小气候都在这里摆着，该县级市的领导搞这种事情，不太合适。

　　就在嘉兴的南湖有条船，是什么船，我想不用多说，今年有个纪录片叫《零容忍》上映了，我想也不用重提。

　　这种行为，我看要查查，能密集落马，就得密集落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