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公民”，新自由主义的谎言

　　最近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我们可以在全球舆论场上看到，一边基于当代资本主义框架下”文明世界“的认同而产生的悬浮式”世界公民“言论又以各种形式登场，另一方面，随着各种基于西方规则框架下产生的各种如体育娱乐，文化学术，艺术甚至动保环保组织都纷纷抛弃”XX与政治无关“，”XX无国界“等等理念选择进行政治和意识形态站队，又让”世界公民“们长久以来的信仰和世界观再一次产生幻灭。今天我们继续讨论当代资本主义框架下”全球化世界“与”本土性世界“冲突中产生的如”世界公民“等混乱的身份认知问题（当下普遍提到的”世界公民“概念与左翼的”国际主义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当然，很多”世界公民“会在一些舆论场景中将自己伪装成”国际主义者“）。

　　在以前的多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共生的时代，在大部分后发国家都出现了两个极化社会结构，我们讲他姑且叫做“全球化世界”和“本土性世界”。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发国家往往面临着“现代性”和“西方性”被强行捆绑的话语困境，这使得进入现代性社会的整体社会结构和话语资源的脱节，要么沉入历史话语去挖掘本土性的思想资源、习俗价值、文脉认同去回应现代性社会政治、习俗以及道德哲学的需求；要么就完全陷入一种“当代性”的断裂，去移置成熟社会建构的普遍主义幻觉，形成悬置在本土性之上的一种所谓“世界性”认同。

　　因此，莫斯科的副博士和喀山的东正教家庭；德黑兰的中产和农村地区的教徒；纽约的知识分子和圣安东尼奥的maga似乎都存在同一空间碎裂的不同世界里面。

　　引用大卫哈维的论述，我们可以把这一种被建构的“世界性”认同和不断移置/拼贴的价值体系叫做被新自由主义生产的“常识”。“常识”这个论述可以追溯到大卫哈维对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一个扩展，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治建构进程制造的一种普遍的意见，一种普遍承认的过程，但这种过程本质不是一种文化共识，而是一种政治话语的生产。

　　相比于“认识”来说，“常识”并不是建立在反思理性或者否定性辩证批判的世界观，而是一种“被接受的世界观”或者“被翻译的世界观”，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灌输要素，成为被普遍化的大众所接受的价值支撑——这种价值支撑去掉了历史性，所有的时间和价值维度同时出场，被叠加、浓缩在同一尺度里面，仿佛无所不包，不需要考量适用条件，似乎将晚期资本主义的现状解释得无比完美，一种建构的同一性。仿佛我们就是宏大历史长河里面一个固化停滞的切片，未来是确定的，而过去只需要遗忘。

　　而我们更需要去关注这种普遍的“承认”是如何被建构出来的，因为这种交叠的状态，往往和社会结构及阶级社会变迁存在密切的关系，参照大卫哈维的“认同-强制”两阶段论述（但我不准备直接照搬他的论述，因为他更多是在做福利主义的批判），我们可以做如下分析。

　　制造”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一阶段是”认同“。“认同”阶段的核心问题在我看来是制造一种“标准人”的假设，这种意识形态建构了世界的价值化理解。“标准人”建立在后冷战几十年全球化带来的繁荣和貌似“恒久”的和平，这种认同的机制除却媒介话语霸权以外，还有从后发国家新生的中产阶级，既不能回到传统市民的差序结构和人情共同体，也不能建构完全基于本土叙事的新认同，这使得这几十年繁荣和全球流动的“多孔化”社会广泛在各国“世界城市”构成的大空间平面里面诞生了“主体缺失”的群体。

　　主体缺失带来的价值移置需求，使得这种割裂本土性和历史的身份认同和价值锚点成为阶级身份得以持存的基础。这就是“新市民社会的当代性需求”。

　　知乎的”世界公民“话题下，六成以上都是各种移民和留学等中介机构的软文

　　德国社会学家，自由主义思想代表人物达伦多夫在早期新自由主义和市民阶级分析里面，把市民社会视为不可或缺的机构和关系系统，更简单点说，他事实上支持某种市民社会治理和公共领域主导的社会生态。社会学家对自治化的市民社会和治理机构的磋商编制了一种理想化的图景。但这种图景实际上用一种技术媒介景观和概念装置中缝合了明明存在诸多内在矛盾的晚期资本主义世界，这便是这个时代最诡异的地方。

　　美国政治学家本杰明· 巴伯在他的著作《圣战与麦当劳世界》（《Jihad vs. McWorld》）中认为，全球化媒介制造的价值世界分为，一是所谓的麦当劳世界(McWorld)（和瑞泽尔所谓的麦当劳化很类似），二是圣战。很显然他注意到了这种不断极化的二元矛盾在奇怪地共存，世界为资本主义合理化原则所塑造，“标准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整合且一致。这些整合力量的驱动包括，晚期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扩张、后发者对先发者文化和资源上的依赖、信息编码的单向度、全球政治环境的一体化。而所谓圣战世界本身不仅限于去讨论地区或者宗教的问题，他更多是在强调已经被缝合的现代性世界中，存在着潜在的矛盾运动，而这些矛盾往往是无法被已经包装的完美的”现代世界“体系所包容消解的。

　　”世界公民“身份的第二阶段是强制，政治手段和全球经济分工也在推进新自由主义转向。而全球化时代的财富积累剩余和消费主义的建构，使得消费文化从上层社会主导慢慢渗透成中产阶级甚至主导价值的传播，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为其强制性政策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提供了建立认同性常识的可能，比较典型的就是一些曾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开始开始被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所冲散，各式新价值认同带来了更为破碎的身份体系。

　　这些身份体系的建构，伴随的是新自由主义一系列社会机器对要素流动的配置，包括社会规范、市场价值和某种文化虚无主义。这种带有矛盾辩证的缝合，维持着似是而非的“新常识”秩序。

　　而维持这种“常识”的还有互联网舆论场这个宏大技术景观以及布尔乔亚文化场域的概念装置，这些都成了全球化的文化传播基础设施。这些让新生的、沐浴在全球性文化认同中的阶级，面对的是一个被新自由主义已定义过的世界和共同尺度。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在关注”身份”与“群体”的文化现象中，讨论了本土性文化与全球性文化的“混杂”状态，全球化促进的是一种混杂文化联合体的诞生，试图聚合不同文化和不同意识形态。但是，这种对既定多元现实理想化的表述，依然是在忽视内在矛盾的存在。这种新的全球后现代文化说着不同的语言，具有多元的意识形态。

　　而本土性在这种技术景观和概念装置的折射中，扭曲放大成了一种压迫性的怀旧主义，一种反对全球化通向传统“支配”文化的东西。而新生阶级也试图去抛弃、割裂他们原生的本土性身份符号。在美国历史学家彼得盖伊的《布尔乔亚经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中，曾经论述过布尔乔亚这一阶层的历史经验中被压抑的和幻想的之间的关系，是布尔乔亚价值生产的核心驱动力，而这种价值边界的敏感，变成了一种共同体意识。同时，跨国的文化公共领域慢慢倒置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并构成了世界性的内在联系、情感经验和共同意识——这些是通过全球化市场和经济规则、社会结构、媒体和技术景观构成的统一体。

　　提出第二现代性和个体性的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在他的研究中敏锐的指出了一种区别，孤立个体化和政治化的世界主义，并不是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开始的那种普遍性理想——一种基于普遍立法和普遍历史观的世界公民，而是一种被新自由主义政治机制推动的“总体化”过程。这种全球同一性意识内在的符合矛盾，在群体上产生的焦虑，推动着对进一步二元极化身份机制的依赖。

　　或许我们想象的普遍性世界，需要承认内在差异，既不能局限于本土性文化的极端同质化，也不是沉浸于一种幻觉。克服阶级对立和其他对立的方式，解决极化造成普遍性焦虑，试图用共同事业去取消无法消解的内在矛盾衍生的暴力，我们需要回到红色旗帜的理想之中。

　　巴迪欧在《世纪》里面高呼“可能性政治”，他寻求的是一种事件造成现有秩序的断裂，而我更倾向于去引用他的其他东西来结束我们的论述——内在矛盾的溢出是不确定性的，这使得试图缝合一切矛盾的当代世界本身会趋于自己的反面，而我们不要忘记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忘记那个幽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