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拐卖人口现象彻底变为历史？

　　前段时间，徐州爆出了情节恶劣的拐卖事件。我们之前发了篇相关的文章。随着舆论继续发酵，不少读者让我们再谈谈这件事，从我们对朴素正义的追求出发，拐卖是罪恶的甚至是十恶不赦的，这促使我们关注案情，希望得到根本解决。更近一步，想要根除这些拐卖、强迫婚姻、强迫卖淫等等恶性犯罪，则需要厘清各类拐卖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

　　封建残余与社会失序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有一个说法：地方越穷，拐卖越猖獗。

　　但实际上，贩卖人口犯罪行为，与社会运行是否有序关系更大，这方面，晚清以来徐州周围的皖北、苏北、鲁西南、豫东（常合称淮海地区）常常被称为“黄泛区”，因社会运行失序造成的人口犯罪乱象是一个典型。

　　晚清黄河泛滥成灾，农业生产受到破坏，平民失去生计。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社会开始逐渐丧失秩序，退化回丛林状态，官府对基层社会的掌控也被削弱。因而，徐州周围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是荒芜、野蛮的地区，社会秩序受到破坏，也留下了相当多如今人们眼中相当恶劣的民俗和传统，在民国时期，地主甚至有“初夜权”的现象[1]。

　　淮海地区动乱的一个巅峰，则是捻军，1850年前后，捻军逐渐由捻党等农民组织汇合而成，以淮海地区为中心活动，也和南方的太平天国有一定的联系。1855年，黄河决口，造成鲁南、淮北、苏北农民流离失所，流民大量加入捻军，捻军力量达到一个高潮。捻军虽有农民运动的正义性，但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如流寇作风严重。

　　为了对抗捻军，无力的清政府支持地方乡绅组建团练，一方面，使得这些地主乡绅越发发展为豪强；另一方面，也使得基层社会彻底封建化，佃农要么下狠心过亡命生活参与捻军，要么只能依赖于这些武装力量大大增强了的豪强们，导致了人身依附加剧。

　　村庄也往往必须武装化，筑寨，挖沟，甚至修建炮楼，如今这一地区的自然村命名也常带有楼、寨等字样，笔者的老家在鲁西农村，那个村子就带有楼字。这段历史也相当类似于西欧的“城堡时代”。在1860年后，太平天国和捻军先后被湘军、团练等清政府支持、默许的武装力量消灭，但不时仍有游匪作乱，基层秩序仍濒临崩溃。

　　在这样的背景下，杀婴特别是杀女婴是非常容易出现的现象，在争抢水源、土地的过程中，一家必须要有更多的男丁，才能占据上风，维持生存，这固然会导致娶妻困难，但只有这一代人能活下去，才有娶妻养育下一代人的可能。

　　这反过来也有助于控制人口，畸高的性别比会使一部分男丁孤独终老，减缓人口增长的速度，倘若没有这一机制，则往往会更多以剧烈的捻军、太平天国等动乱的形式发生人口的损失和人地关系的恢复，或者说，这一机制可能推迟了动乱。

　　淮海地区的捻军因黄河水患兴起，但黄河水患只是加剧了动荡，类似的动乱广泛发生在整个中国。这一方面是晚清到达了农业社会自身周期性崩溃、内战、重建中的崩溃期，也混杂了早期资本主义扩张到全世界时，前资本主义社会瓦解崩溃的过程。

　　后者在我国就表现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解体”。简略来说，割地赔款导致清政府财政紧张，税赋由实物租税逐渐转变为白银计价的租税，迫使农民转向商品经济农作物的生产，或者直接破产；同时，开放通商导致的廉价商品进入又从另一方面打击了商品经济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的封建社会和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我们所熟知的《让子弹飞》，也正是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黄四郎和城南两大家族在晚清民国中央政府无法掌控基层社会时，进行贩卖人口和贩卖烟土的生意，其中的贩卖人口，男性卖去美国，当“猪仔”修建铁路，赚的是刀乐，女性则卖到青楼，片中发钱那一幕的台词是：“穷人，那就要被逼得卖儿卖女，她就是被穷人卖掉的女儿”。

　　八十年代以来的基层失序与新自由主义冲击

　　新中国建立后，有效地治理了黄淮两河的水患，淮海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大为改善，但仍称不上富裕，人地矛盾仍然突出，基层政府和生产队等集体组织努力调解着争水、争地等等矛盾，约束着封建残余并试图改造。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想要去外地办理各项事务，总是需要单位、集体开具介绍信，人口流动受到严格限制，贩卖人口非常困难。在这之后，贩卖人口逐渐增多，在近十年才有所好转。

　　为了理解贩卖人口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原因，就有必要明确1980年左右的一个时间节点或者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怎样的转变。1980年，中国发生的最大的变革就是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的两大重点是，对外经济合作，融入世界市场以及使农民可以参与工业生产。四三方案中的化肥成套设备使得中国不再需要投入过量农业劳动力以满足全民的粮食需求，使得原先的农民参与工业生产成为可能，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但与此同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带来了一定的问题，生产队这一集体组织实质上解体了，四三方案后更大规模的八二方案造成了过度借贷和投资，加重了财政负担，国家对基层的教育、行政管理等投入减少，对基层组织的正常运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人员流动性却大大增加了，社会秩序偏向松动。

　　改开之后，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巨大，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往往也忽视了一些带有自由化倾向的政策造成的混乱和负面作用，如果我们将视角投向处境类似，但是最后彻底失败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能看到，东欧特别是乌克兰当前的秩序丧失，就源自上世纪捌玖十年代。在苏东剧变前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普遍面临着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困境，而在剧变之后，这些困境更是直接指向了全面的崩溃。

　　在政治上，苏东集团普遍发生了共产党下台，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代表寡头买办的政治集团，他们的利益在于：政府低价贱卖国有资产，寡头利用外国贷款进行收买，与外国资本集团分肥，经济上的休克疗法与其配套。他们通过拆大楼卖钢筋的方式攫取利益，急剧破坏了原有的经济和社会秩序，生产停滞，大量群众失业，失去生活来源，走上犯罪的道路，人口贩卖就是其中一种，乌克兰甚至因为其代孕产业被称为欧洲子宫。

　　乌克兰、立陶宛、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人口贩卖问题极为严重，欧盟曾在2013年发布报告：在2008年到2010年间，欧盟27国的人口贩卖人数增加了18%，从2008年的6309人增长到2010年的9528人，在近3年内的总数约为23600人（报告撰写者认为，由于存在未被发现的犯罪，这些数字是被低估的）……

　　在所有受害者中，68%是成年女性，17%是成年男性，12%是未成年女性，3%是未成年男性。62%的人口贩卖受害者被迫从事性交易或成为性奴隶，其中96%是女性。25%的人被强迫劳动……有61%的受害者来自欧盟国家，多数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人。非洲占14%，亚洲占6%，拉丁美洲占5%。

　　总而言之，人口贩卖的具体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使得人口贩卖真正实现的总是社会秩序的丧失。同时，欧州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非没有人口贩卖，只是“货源地”并非本国，而是东欧、拉美第三世界国家，等于将这一罪恶和不幸转嫁给了其他国家。

　　我国实际上也放弃了先前模仿苏东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在一些局部，也出现了类似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状况。如这次事件中的丰县，在社会秩序偏向松散的80-90年代成为了人口贩卖的重要目的地。

　　对我们来说，幸运的是，中国坚持了自身的政治制度，经济上也没有像苏东集团一样，反而跻身了主要工业国，甚至成为了世界第一大工业国。这使得社会秩序没有出现更为巨大的问题，这些年以来的一系列举措也在大力解决上述问题，但距我们彻底根除这些社会问题，医治社会的伤口，还有相当的距离。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广泛秩序丧失

　　丰县事件爆出后，很多舆论都把矛头指向了我国一些地区长期存在的封建残余和落后经济文化，这没问题。但同这种声音想伴生的，还有一种经济越发达拐卖现象就越少，欧美发达国家没有拐卖现象等臆想。这种片面认识对解决我们的遗留问题会产生方向性的干扰。

　　事实上，在欧美主导的当代资本主义秩序内，人口拐卖现象一直没有消减。这大概有两条路径，一是东欧，东南亚和拉美等落后地区流向欧美地区的拐卖犯罪，另一条是如美国日本等国因为自身原因存在的人口拐卖现象。

　　先看落后地区，东欧、东南亚和拉丁美洲，这三个地区的共性则是，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自身工农业经济受到打击，社会受到重创。

　　首当其冲的是拉丁美洲，20世纪80年代，受里根政府紧缩银根影响，拉美爆发了大规模的主权债务危机，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阿根廷、秘鲁、智利等国相继陷入难以偿还外债的窘境。

　　危机造成了拉丁美洲广泛的萧条和经济停滞，反映了拉丁美洲国家普遍缺乏机器大工业“用机器生产机器”的能力，依赖外国设备和外国贷款的特点。经此危机，拉丁美洲国家民族独立后争取经济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努力接近完全破产，沦为初级原材料产地。经济的失败也导致社会逐渐失序，犯罪率高企。

　　在拉丁美洲，除了人口贩卖，正常经济秩序的坍塌也导向了猖獗的毒品犯罪。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廉价的美国农产品又一次冲击了墨西哥农业，一些观点认为，这导致了墨西哥广泛的毒品种植和毒品贩卖。

　　在拉丁美洲之后，则是我们之前分析过的苏东剧变（1990年左右），不再赘述。到1997年，东亚四小虎也因为金融和货币自由化，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也中断了东南亚诸多国家在独立后尝试现代化的进程。时至今日，我们也仍有东南亚社会秩序较不安定的印象。

　　而对美国本身，如笔者在之前一篇文章《特朗普或拜登不是美国的十字路口，他们都通向同一条路》中阐述的，美国就是一种原始丛林与现代社会杂交的产物。更何况，新自由主义也在其国内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产业转移的影响下，就业机会的减少使得一些原本和谐安宁的社区也逐渐丧失秩序。据估计，美国本土每年约有1.5万人被拐卖、贩卖，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来自境外的人口贩卖受害者；前者主要被迫提供性服务，后者则主要流向强迫劳动。

　　在世界范围内，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主要的资本持有者，通过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不断地摆脱国内国外的责任，攫取国内国外的利润，在国内制造失业和犯罪；在国外制造更大规模的失业和更为剧烈的犯罪，并根据自身的利益维持甚至再生产出各种封建结构，结果是，富裕、繁荣是少数人的，糜烂、困顿是多数人的。如果我们单纯的认为拐卖现象只与经济发达与否有关，那很容易倒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路径。

　　如何根治人口拐卖痼疾？

　　从人口贩卖的需求来看，主要是强迫婚姻、强迫卖淫和强迫劳动，女性受害人主要面临前两者，男性则主要面临最后一种。较为贫穷但不太需要为温饱发愁，同时有一定“传宗接代”的封建传统时，这一地区更有可能成为人口贩卖的目的地，受害者则主要面临强迫婚姻；即使没有“传宗接代”的封建残余，受害者也可能面临着强迫卖淫。如果一个经济体规模较大，更有可能出现从国内落后地区向国内较发达地区的人口贩卖，如中国、美国、印度，而对拉丁美洲、东南亚和东欧，跨国人口贩卖更为严重。

　　是否会发生会发生大规模人口贩卖、车匪路霸、黑社会性质组织等恶性犯罪，则取决于基层治理是否有效，社会秩序是否正常。因而，对于徐州的问题，我们需要考虑这样两个子问题：其一是，如何消灭种种封建的残余，所需的仅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建设吗？其二是，我们需要怎样的社会运行方式和社会治理，以避免社会失序导致的人口贩卖？

　　对于第一个问题，遗憾的是，市场经济并不总会完全破坏既有的封建秩序，而有可能与其结合起来。在英国，原本的封建制度转变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大土地所有制，皇室也被保留了下来；在德国，我们也经常能见到容克留下的痕迹。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政治世家仍像两个世纪以前一样，日本的代议制不如说是当代封建制，选区的分割一如领地的分封，政治家的儿子长大仍然是政治家。日本的女性权利问题也仍待解决，除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风俗业是合法的，色情业也是合法的，且具有巨大的剥削性。日本并没有因经济发达而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比经济较为落后的我们更差。

　　在中东，凭借丰富的石油资源和中心国家的鼎力支持，沙特王室还有很多福可享，国民也较为富裕，而这里是一个记者会被肢解的国家，是一个女性无法自己开车上街的国家。在同样因石油起家的德克萨斯，最近通过了最严厉的反堕胎法案，规定只要女性怀孕六周后再进行堕胎，即使这位女性怀孕是遭到了性侵，堕胎也是违法的。而这个州所在国家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反对堕胎，育有五个子女，和丰县八孩堪称异曲同工。

　　这告诉我们，想要根除封建残余，除了经济建设，我们也需要在一些社会领域的彻底变革。除此之外，也应该加强公立教育，将未成年人和封建秩序的背景隔离开来，培养一代新人。

　　而对于如何使社会得到有效治理，形成一种良善的秩序，笔者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好的解决每个公民的劳动价值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看，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人将会有的第一需要，是人的生活和动物相比的最大区别，也是人得以构建主体性的主要依托，使人能对自己的生活赋予意义。

　　甚至于马克思主义最大的敌人也这么想，本号的另一位作者新华门的卡夫卡在分析贸易战时曾引述时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观点：“和中国打贸易战不是目的，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才是目的。促使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的，也并不是什么为了巩固美国的产业基础或者其他的目的，而是他认为，人必须要有工作和职业，并且是有劳动、有意义、有获得感、能让劳动者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的工作。”

　　但问题也在于，资本主义本身必须维持一定的失业率，以保证自身的利润，这被新古典经济学家称之为“充分就业”，一般来说对应着5%的失业率，除了通常的5%的失业率，资本主义也会制造周期性的危机和失业，以使自身恢复“正常状态”。

　　从近二十年的情况来看，在我国社会各方面治理取得长足发展之后，拐卖案件数量年发生率已下降至不足上世纪末十分之一，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在人民群众对社会环境和生活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的当下，更是需要我们加速解决这个历史残留问题。更长远的说，在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拐卖人口问题，需要我们在跳出封建残余的逻辑后，继续更勇敢的跳出资本主义，跳出新自由主义的逻辑。

　　[1]马俊亚.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J].文史哲,2013(01):89-100+167.

　　无法获取文献可参考摘录：http://m.wyzxwk.com/content.php?classid=21&cpage=0&id=355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