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自废武功！看当年上海地下党怎么关心群众？ - 网友杂谈

　　沪东陆家嘴贫民窟里长大的女孩徐佩玲，那年才11岁，为了养活双目失明的母亲和三个妹妹，托人给拿摩温送了一份礼，在上海英美烟草厂上班了。

　　上海作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化城市，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工人阶级，也因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而徐佩玲的一家，则是上海工人阶级的缩影。

　　阿玲的祖母就在英美烟草烟厂上班，母亲是沪东三新纱厂的工人，阿玲的婴儿期就在空气混浊的车间里度过，棉纱堆是她唯一的玩具。四岁，死了哥哥。六岁，妈妈眼睛被熏瞎了，就被一脚踢出厂子。屋漏偏逢连夜雨，父亲又去世了，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只有她了，所以当童工之外，还有选择吗？

　　民国时代上海的童工，每天劳动12到14小时，工资只有两三角钱，还要遭受“拿摩温（领班）”的打骂。尽管阿玲拼命做活，可还是难以保障家人的温饱，两个妹妹相继病饿而死。

　　民国上海纺织厂的童工

　　英美资本家对雇佣童工特别有兴趣，因为童工的工时和成年工一样，工资却只有后者的一半，而且更加软弱可欺。此外还有一层深意，成年工人容易被共产党影响而趋于反抗，童工则不敢，也不懂，可以用他们把那些“不安分分子”开除出去，巩固反动秩序。可对这些小则捌玖岁，大则十一二的童工，洋鬼子拿他们完全不当人，看不顺眼，上去就是一脚，张嘴就是“蛋姆弗罗（damn fellow，该死的蠢货）”。动辄开除更是随心所欲，还疯狂叫嚣：

　　“上海这地方，要找一百条四条腿的狗不容易，要找一百个两条腿的工人，便当得很。”

　　这话听着耳熟吧？据说这还是工人的“福报”！

　　不过阿玲不这么看，她听说知识改变命运，附近开了一所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平民夜校，不要学费，就去读书。可三年时间，就是让你学《圣经》，教会的修女跟阿玲说：“孩子你要虔诚，上帝会给你带来幸福！”

　　一名“养成工”，也就是童工

　　上帝没给阿玲带来幸福，倒是带来了徐明清老师。她对女工非常亲热，关心大家就像自己的亲姊妹。她比学生先进课堂，看到早来的同学，就和蔼地问长问短，了解哪个同学在什么厂里做工，家里有多少人，生活情况怎样。有时她发现谁缺课，总要打听打听原因，然后又抽空到人家家里去访问，帮助解决学习上的困难。见到学生家长，也亲热得像自己的父母。所以所有学生都喜欢她，大家说：

　　“一天不去上课，就像丢了贵重东西，心神不宁。”

　　徐老师的课，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给阿玲带来了光明，她明白了苦难不是天生的，要改变命运，必须跟着共产党走。

　　偶尔还会有一位蓝老师过来，一周给大家上两次音乐课，她常常带着二胡教大家唱爱国歌曲，排练进步戏剧，增强大家的阶级感情和爱国热情。

　　阿玲和女童工们慢慢成长，也找到了真理，一张苦巴巴的小脸终于有了笑容，因为光明照进了她们的内心。

　　童工

　　徐老师私下问阿玲，最近厂子里又有几位工人失踪了，他们牺牲在龙华，你怕吗？

　　阿玲说，我不怕，这辈子我都认准了共产党，你们要我吗？我想跟你们走到底！

　　1933年，阿玲由徐老师介绍入党，次年党派她到沪东女工夜校，任专职教师。无数位阿玲一样的姊妹，将沿着阿玲的道路，走向光明和希望。

　　告别浦东，我们来到浦西，旧上海灯火酒绿的背后，处处是血泪。沪西贫民区包括分散在小沙渡到叉袋角工厂区南侧的十多片贫民区，每片人数几千到万余不等。聚居于此的是饥寒交迫的群众，他们多数由于家乡的各种天灾人祸而无法生活，来到上海找出路。有码头苦力，有蹬三轮车、拉黄包车和榻车的，有小商小贩，有拾破烂的，有失业者、无业游民，还有一些是附近工厂、商店、作坊的工人，他们生活在旧社会的最底层。

　　这里的居住环境极差，水电气起码的生活设施，您就别想了，能住上草屋、芦棚那都是福气。有些家庭只能住在从家乡摇到上海来的小船上，直到小船完全腐朽不能用。所以火灾和各种传染病频发，尤其是春夏间，死亡率极高。贫病而亡的小孩，家人用芦席一包，随便就扔了。

　　民国上海贫民窟

　　比自然条件更恶劣的，则是贫民窟的“管理者”，那些地痞、流氓、伪保长等地头蛇混迹其间。它们在此称王称霸，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别说王法，它们就是这里的王法，你稍有迟缓试试？轻则打骂，把死猫死狗挂你家门口，重则砸窗砸家具．甚至拆棚封屋，搞死人命，如同草芥。

　　国民党管吗？

　　不能说不管，水龙头还是装了一些，不过都成了地痞无赖的坐地买卖。至于夜校，基本都是花架子，介绍来的“老师”，不是不学无术，就是青帮分子和特务。

　　你们不管，共产党来管，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

　　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洗礼，党的地下工作已经如火纯青。在沪西贫民区，抗战胜利后的上海党组织，通过开办民校和福利站，组织贫民，团结群众，与各种反动黑恶势力展开斗争。

　　上海贫民窟

　　党组织以沪西最大的贫民区余姚路棚户区为基点，陆续发展到金家巷、梅芳里、小辛庄、药水弄、南北英华里、大自鸣钟、太平里等处，从设施教班，办民班开始，发展成为棚户民校。又与宋庆龄同志领导下的，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合办儿童福利站，通过他们取得一批救一批救济物资，设立了幼儿园、儿童饮奶站、活动室，把孩子组织起来，并从中团结了家长，以后又设立缝纫组、诊疗站……

　　从此棚户区有了欢乐，有了朝气，有了团结互助、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好风尚。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困，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们今天常说“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革命战争年代的党组织，不光是战场上的战斗，也有“第二条战线”的战斗。哪怕是脏乱差，达官显贵不屑看一眼的贫民窟，党组织一样扎根在这里。

　　地下党沪西劳工教育区委委员陈鲁生同志，在担任棚户民校校长与儿童福利站站长的同时，还筹建并领导这两个单位的党支部。党从各方面抽调精兵强将，以实验民校教师和儿童福利站工作人员的名义，加强进来。他们不单业务能力强，而且不怕和各种黑社会势力打交道，全心全意实实在在为群众谋福利。教师骨干之外，还有一支学生骨干相配合，由实验民校学生中的积极分子组成，他们被叫做“小先生”，参加识字扫盲工作，大小孩教小小孩，群众教育群众。

　　上海贫民窟里的孩子们

　　贫民窟里的穷苦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可不是一句形容词这么简单。先说这个“火”字，历史上这里一直是火灾的高发区，茅屋密集，又缺水源，搞不好就失火，失火就是一大片。虽然各家门上，都贴着“太平”两个大字，但并不能免灾。1947年夏秋之交，余姚路棚户区一家居民，不慎失火，大家们惊恐万状，一片混乱，由于没有消防组织和设备，又缺乏水源，火势迅猛蔓延。

　　紧急关头，民校里的党员、积极分子带着师生们，冲出来救火。共产党员教师胡宏达同志，刚买了一身白西装，二话不说就跳进臭水沟，奋力用污泥往火头上压。民校教过消防知识，大家这可用上了，带动着茫然无措的居民也有了主心骨，迅速扑灭了大火，才没有蔓延成灾。

　　灾后为了预防万一，群众在民校（党支部）的指导下，成立了一支救火大队，集资购置配备了一些消防设备。

　　随后余姚路棚户区再次失火，群众组织的义务消防队迅速出动。这次国民党政府的消防队也赶到了，但他们趁机向受火势所逼的毗邻小店敲诈金条而不去灭火。看到这一幕，大家纷纷指责。群众的装备差，官差占着茅坑不拉屎，眼看火势越来越猛，三轮车工人出身的义务消防队员王渔书，上去跟他们商量，能不能借用下水龙头？这帮家伙不但不借，还动手打人，群众就去抢，在场的警察竟将王渔书推倒在电线上，当场触电死亡。大家义愤填膺，同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上海贫民窟里的群众

　　反动当局出动马队，开着多辆“飞行堡垒”装甲车，四面包抄，见人就抓，共捕去19人，多是义务消防员。江宁警察局诬陷他们是“趁火打劫的嫌疑犯”，虽经多方营救，还是扣押两人作为“共产党嫌疑犯”，直到上海解放。

　　有人说国民党就那么坏？可实际上，国民党反动派比你想象的还要坏！

　　1948年4月18日夜，与金家巷棚户区毗邻的一家工厂锅炉爆炸，引发大火，殃及池鱼。两百余家棚户化为一片焦土，一千多人流离失所。未来怎么办？贫民窟里的群众抱头痛哭，家没了，希望也没了。

　　共产党虽然是地下党，却不能坐视不管。党组织余姚路棚户区居民发扬“穷帮穷”精神，开展“一碗粮”救济运动，每家每户做一碗稀饭或一张米饼，来帮助穷哥们、穷姐妹；余姚路儿童福利站派人到火场设立临时救济站，把从社会各界化缘来的牛奶、面包发给受灾儿童。想尽一切办法，动用一切资源，来帮助群众自救。

　　可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干什么呢？

　　民国上海街头的婴儿尸体

　　起火时不出动消防队，火灾后又接受地皮主的贿赂，派出警察和“飞行堡垒”拆毁灾民重建的草棚，甚至动手抓人。完全不顾群众生死，任地皮主发灾难财，参与分肥民脂民膏。这块地要搞开发，准备盖高楼大厦，至于原有居民怎么解决住宿问题，这就不是资本家和反动当局考虑的问题了。

　　为了维护自己最基本的生存权利，贫民窟里的群众奋起反抗。连那些胆小怕事的妇女们，也冲在前面，用马桶刷沾着粪便朝敌人身上洒去，有的干脆卧倒在车前，放掉轮胎里的气。敌人则抡起枪托、警棍，殴打手无寸铁的妇女，顿时哭喊声震天。男人们被激怒了，捡起地上的石块，砸向敌人和“飞行堡垒”。

　　民国上海警察的装甲汽车“飞行堡垒”

　　地下党组织通过积极分子，不但发动全体居民支持抗暴群众，而且组织灾民，围攻肇事工厂主住宅要求赔偿损失。随后又以帮会组织和同乡会的传统形式为掩护，百余户灾民代表，每人手拿一根香，上街游行请愿，与反动当局展开持续的合法斗争。一个月后，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终于做出妥协，保证不收回地皮，并向肇事工厂索赔。

　　能跟反动当局斗争，能不能斗得过地头蛇呢？老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贫民窟里的穷人向来是它们砧板上的鱼肉，它们仗着青帮势力，为非作歹几百年了，反动派拿它们当白手套，蒋介石都要拜码头，共产党信不信这个邪呢？

　　昔日跋扈的黄金荣，解放后接受劳动改造

　　余姚路棚户区势力最大的黑社会老大，叫柏文龙，号称“沪西半爿天”。15岁起就以赌博、偷窃为生，在青帮辈分很高，开设浴室、大戏院和赌台。政治上也是“三朝元老”，与租界巡捕房、汪伪警察局、日本特高课和蒋家警宪特都有勾结。又广收门徒，纠集地痞、流氓，组织“斧头党”、“榻粪党”和“挂尸党”，向附近居民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危害人民。

　　正如有一位棚户居民所说，巡捕房、警察局和流氓原是一家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汉奸和这批恶棍是大强盜与小强盜。事实上，这些匪徒除了盘踞在劳动人民居住区里为非作歹以外，还常常受雇于特务机关，充当镇压革命运动的帮凶和打手，它们正是旧中国反动统治不可缺少的补充工具。

　　我说这些，今天有朋友会怀疑，贫民窟里的老百姓，穷得掉渣儿，他们能有啥钱可敲诈？殊不知在内卷化严重的旧社会，鸬鹚肉也是肉，豫西的土匪会为了一包烟、一双鞋绑票，上海的黑社会同样会在当地居民有结婚、开店、建房等婚丧喜事的时候，收“保护费”。

　　解放后，黄金荣的悔过书

　　有位叫邵玉松的理发师傅，东拆西借，开了家理发店。门面小，亏空大，哪里有钱给柏文龙一伙交保护费，请它的徒子徒孙吃喜宴，这就惹恼了这帮畜生。多次在邵家门窗上涂抹粪便，并纠集歹徒殴打老邵及其内弟魏有鸿，致使魏被殴重伤不治而死。你把人打死了，总要收敛点吧？人死为大，总该讲些“江湖道义”吧？可这家伙反而变本加厉，又勾结警察局，向老邵索赔所谓“手工费”，老子动手打死你小舅子，累着了，这钱得你出！前前后后，老邵被敲去旧币（金圆券）150万元。

　　共产党办民校，办福利站，给穷人撑腰，替老百姓办事，这就气坏了老小子柏文龙。都像你们共产党这么破坏“规矩”，向着穷人，又不拿穷人一分钱，穷人是听我的，还是听你们的？江湖道义还要不要，王法还在不在？多次派小流氓到诊疗所捣乱，把石块扔进民校教室，砸福利站的玻璃，扬言要共产党滚出棚户区！

　　你一臭流氓嘚瑟成啥样？

　　共产党连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和帝国主义侵略军都不怕，在农村广泛开展反霸剿匪斗争，会怕你城市里的恶霸黑社会？

　　斗争恶霸

　　党组织把特别能战斗的胡宏达同志直接派进去，全家住进棚户区，共产党员在一线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这可让柏文龙吃惊不小，本想霸占群众集资的修沟费以及消防器材，还想把群众填平臭水沟准备建造儿童福利站房子的地皮占为己有，你共产党来挡横，这不是要我的老命吗？于是扬言要把胡宏达干掉，共产党来一个，我杀一个，来两个，我杀一双！

　　怎么办呢？说到这里我卖个关子，从中学到研究生考试，大家都会划重点一道多选题：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是什么？

　　针对柏文龙和棚户区群众的最大矛盾点，党组织决定为群众撑腰，照死里捅这个“沪西半爿天”的腰眼子。

　　在一家一户访贫问苦的基础上，组织一批受害最深的群众向国民党市政府、警察局控告柏文龙的累累罪行。与此同时，又通过各种关系开展上层工作，不但邀请跟我党有统战关系的青帮“通”字辈顾竹轩出面，在黑社会内部挤压柏文龙的空间；还通过宋庆龄同志，做上海市长吴国桢的工作，你是我们上海市儿童福利促进会的名誉会长，不能让一个流氓别苗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