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全国统一大市场？

　　1985年，我国国内爆发了一场鲜为人知但极具代表性的贸易战。

　　彼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人民的收入不断提高，“万元户”越来越多，钱包鼓了，消费自然就升级了，表现在服装上，就是掀起了穿西装等毛料服饰的热潮，生产多少就能卖多少，根本不愁卖。

　　看到市场供不应求，北至河北、东至上海、南至广西，全国各地都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票，纷纷上马毛纺工业项目，1985年全国毛纺生产能力为165万锭，1986年就达到了198万锭，增速非常快。

　　毛纺工业是需要原材料的，羊毛就是重要原材料之一，而我国羊毛的主要产区，是青海、新疆、内蒙古三个省份（下称“羊毛三省”）。

　　各地纷纷把目光投向了“羊毛三省”，试图抢在其他人前面一步，控制原材料，保证自身毛纺工业的发展。但是，当时我国羊毛产量合计也就19万吨，大约只能满足需求量的一半，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从市场角度说，此时处于绝对的卖方市场，“羊毛三省”立刻就动起了歪脑筋，想来收购羊毛？

　　可以，但是得加钱。

　　“羊毛三省”先后出台了草原建设费的政策，对卖给其他省份的羊毛按照20%-40%的价格征收，此举直接导致羊毛价格上涨了超过五分之一。

　　原材料上涨直接压缩了下游的利润空间，对毛纺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比如不少毛纺厂因原材料不足直接停工，空有生产线，却无法利用。

　　而且借着卖方市场的地位，“羊毛三省”当时卖给东部毛纺厂的羊毛，还动不动就掺假，添加一些其他杂物，来增加重量，就算是掺假的，你想买还不一定能买到。

　　比如，四川康定毛纺厂，这个厂在位置上比较靠近西北，按理说应该比较好弄到原材料，但实际上买不到，逼得厂长“御驾亲征”，跑到原产地好说歹说，不知道喝了多少酒，才艰难弄到了羊毛。

　　那么，“羊毛三省”能如自己所愿，宰其他省份一刀吗？

　　结果并不如愿，东部、中部不少毛纺厂见国产羊毛这么难买，干脆转向进口羊毛，特别是量足质优的澳大利亚羊毛，白白便宜了外国人。

　　而“羊毛三省”的羊毛渐渐卖不出去，导致羊毛大量积压，比如乌鲁木齐一个毛厂里，就积压了多达4000吨羊毛，羊毛卖不出去，牧民们的收入也受到了沉重打击。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羊毛大战”，是一场国内版的贸易战。

　　“羊毛三省”想保证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个出发点无可厚非，但是靠人为制造障碍、以邻为壑，无疑偏离了初衷，最后造成了双输的结果。

　　除了“羊毛大战”，我国国内还爆发过N多的贸易战，比如1988年河北境内的“板栗大战”，广西和广东的“香菇大战”等等，结果都是双输，而这一系列事件的根源，就在于缺乏一个真正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所以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呼声一直都有，且越来越高。

　　1992年十四大第一次提出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后面的十五大、十七大和十九大都有提到，最近，国家再次出台了建设统一大市场的文件。

　　不过以往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更多是一种提议，建设也行，不建设也行，但这次，属于不得不建设了。

　　具体原因下面我们会说。

　　缺乏“统一大市场”，最直接的问题除了“羊毛事件”那样便宜外国人，还会造成“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产业“大而不强”，以我国汽车产业为例。

　　21世纪初期，各地看到汽车产业前景巨大，大量上马汽车项目，比如天津市计划实现汽车业产值1000亿，广州要打造“东方底特律”，实现汽车业产值3000亿等等。

　　当时全国有多达22个省份，要打造汽车全产业链，让其成为本省份支柱产业。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除了要努力打造自身产业链外，各省都有“地方保护主义”思维，使足了劲阻止其他省份的汽车品牌进入，最常见的就是本地出租车要采购本地品牌汽车。

　　地方保护主义的做法保障了当地人的利益，但这种明显违背市场规律的保护，成为了我国汽车产业大而不强的关键。

　　我国目前主流国产品牌的销量都不大，2020年吉利全年销售132万辆，长安200万、长城111万，只有上汽560万辆（其中上汽通用五菱160万辆），稍大一点，还有一大批全年销量没破百万的车企。

　　作为对比，起亚同年260万辆，现代370万辆，丰田952万，本田479万，连第三名铃木都有244万，虽然日韩车企全球化程度比中国车企高，但不可否认，日韩汽车产业的总体整合度明显高于我国。

　　有人也许会有疑问，我们早在秦始皇时代，就实现了“书同文、车同轨”，莫非还不是全国统一大市场？

　　“书同文、车同轨”的确是一个很关键的基础性条件，但显然还不是全部，最关键的，是统一的市场准入原则和监管标准，各地不能随意改变。

　　比如在“羊毛大战”中，“羊毛三省”政府就征收了草原建设费，来刻意阻止羊毛被收购，各地政府采购出租车时，刻意要求本地制造，这类做法显然不属于统一的市场准入原则。

　　而地方政府这种做法的根源，其实源自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固然是成功的，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不足。

　　改革开放初期，全国确立了要改革开放的思想，但问题是，该怎么改革，该怎么开放，该怎么发展经济，谁也不知道。

　　这时候，只能发挥大家的主观能动性，对过程不做太多干预，而是只着重于结果，看谁能发展经济，谁能搞到钱。

　　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翻译过来就是，不管什么路线，能发展经济，能搞到钱，就是好路线。（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除外）。

　　既然是这样，那在行政层面，就必须给各地方放权，才能提高他们的积极性，放权之后，各地怎么搞，上面一般也不干预，只看结果，反正这时谁也不知道什么路线是正确的，自然就不存在统一的标准。

　　重要的是要能搞到钱，增加税收和就业。

　　对于这种先对地方放权，不看过程，也没有统一标准，只看经济发展结果甚至GDP数字的做法，有学者发明了一个贴切的词形容：行政发包制。

　　在那个年代，如果树立一个统一标准，搞不好会导致大家束手束脚，所以干脆让他们放手干，“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行政发包制下，地方得到了权力，可以专心以搞钱为己任，没有那么多顾忌，能引进什么产业就引进什么产业，什么产业赚钱就搞什么产业，什么办法能搞到钱，就按什么办法来，管它那么多，先搞起来再说。

　　这种做法有其两面性，一方面大大激

　　发了地方的活力，大家为了搞钱，绞尽脑汁，确实促进了经济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导致各地方普遍缺少长远规划，争相上马能赚快钱的项目，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中国半导体产业落后的原因之一。

　　半导体这玩意，来钱慢、投资大，远不如房地产，也不如轻工业，各地方政府投资积极性不大。

　　甚至不少地方为搞钱而搞钱，出租车要求本地化采购就是典型，这种做法虽然不利于汽车产业的长远发展，但可以显著增加本地GDP。

　　不过总的来说，过去这种“缺乏统一标准”的做法，还是成功的，毕竟那时的中国经济处于开拓阶段，不需要太精细化，增量也很大，就算这么搞，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但巨大的经济增量足以掩盖这些缺点。

　　但是到今天，“行政发包制”逐渐行不通了，必须有统一的标准，有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

　　因为当前的中国经济，最紧要的任务，不是单纯地提高GDP数字，更重要的是突破核心技术，实现产业升级。

　　还是以半导体产业为例，从2014年集成电路大基金成立以来，全国各地方便掀起了投资半导体的热潮，一窝蜂冲上去。

　　很多不具备发展半导体产业条件的地方也来横插一脚，比如福建搞了个福建晋华，希望通过引进台湾联电的技术实现福建半导体发展。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美国一个制裁下来，福建晋华基本凉凉。

　　还有不少打着半导体名头的骗局，最著名的便是武汉弘芯，一个叫曹山的人，联合李雪艳租了一个50平米的办公室，就敢号称半导体企业，为了装得像一点，还专门弄来了一台阿斯麦的光刻机。

　　被忽悠得一愣一愣的武汉信以为真，讲弘芯作为了武汉市的重点发展项目，政府先是向其注资两亿，后续更是规划投资1280亿，以弘芯为核心，打造武汉市半导体产业链。

　　结果，弘芯在2019年底暴雷，唯一一台光刻机都抵押给银行了，留下一地鸡毛。

　　弘芯和晋华的悲剧，其实就是“行政发包制”的缩影，各地看到能搞钱的项目，就一窝蜂上马，不顾后果，唯恐落后。

　　这样不仅失败的几率很高，而且导致资源的严重分散，半导体本就是个资金密集型行业，现在各地的做法，无异于分散了资金，客观上导致了资金的不足。

　　动不动就要打造半导体产业链，就跟当年发展汽车产业，各地言必称“东方底特律”一样。

　　如果要突破半导体这种高精尖产业，就必须全国一盘棋，有的地方负责制造，有的地方负责原材料，有的地方专心于封装，每个地方专注于一项，如此才能最终突破。

　　过去我们经济落后，就好比是一家小公司，小公司就没有那么多分工，一个人身兼多个角色是常有。

　　而现在，我们是大公司了，分工就是必然的，每个人只负责自己的业务，不能越界，更不能啥都干，别的部门赚钱不关你事，你只需要关心自己的部门即可。

　　其次，当前的中国经济增速，很难再像过去那样动不动就10%，在增速无法大幅提高的条件下，很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

　　就好比一家互联网公司，以前动不动一年用户增长一倍，营收也高速增长，公司层面认为，未来一片光明，所以工资每年都涨，各种补贴福利应有尽有，办公室零食随便吃。

　　从员工角度来说，虽然996、007很累，但是看在每年都可以升职加薪，两年能攒首付的份上，累也值得。

　　突然有一天，公司发现，用户数量增长遇到天花板了，毕竟国内人口数量是固定的，这意味着，营收和利润也到瓶颈了。

　　如果再想增加利润和营收，无非是两个办法，第一是内部降低成本，可能是裁员，可能是取消办公室零食，可能是冻结加薪，总之，花钱不能像以前那样大手大脚了，每一分钱都力求花在刀刃上。

　　国家也是如此，以前增速快，各地方又没有统一标准，所以搞项目动不动就投资上百亿，这种投资很多时候地方政府不一定有钱，去借债也不一定还得起。

　　地方觉得，只要经济增速快，财政收入增长也就快，现在多花点没啥，未来还得起。

　　但是在经济增速没那么快的情况下，未来能否还得起就是个疑问了，独山县就是还不起的典型，再这么大手大脚下去，不少地方估计会“独山化”。

　　所以需要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全国一盘棋，给各地立规矩，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该花，都要一清二楚。

　　第二个办法，当然就是出海，国内太卷了，自然要进攻海外市场，但进攻海外市场的前提，是对国内市场进行整合，只有国内市场完成整合，出海的利益才能最大化。

　　这方面最大的典型就是稀土行业，稀土行业早些年缺乏整合，严重散乱小，在散乱小的局面下，都不用外国人砍价，中国企业自己就疯狂杀价了。

　　我以前在报纸上看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英国商人要采购中国稀土，结果一堆中国企业大打价格战，打到最后甚至有人愿意只卖50元/吨，跟白送没区别，连英国人都看不下去了。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层面要组建“中国稀土集团”的原因，再不整合，大家都没钱赚，白白便宜外国人。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行业内整合将是中国经济的主旋律，而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将大大有利于整合。

　　整合完成后，中国经济的深度将大大增加，这同时也是为了刺激新一轮的资本投入。

　　过去中国经济有个问题，很多企业更多的以国外市场为主体，这既是因为国内市场比较卷，也是因为国内市场常常不同地方标准不统一。

　　你作为一个A地的企业，去B地竞标一个项目，往往A、B两地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B地可能要求中标这个项目的企业，必须在本地制造，零部件也达到一定的本地化比例。

　　而做完了B地的项目，再到C地去竞标，可能又完全是另一套标准，标准多变使得很多企业无所适从，开拓国内市场困难重重。

　　从客观上来说，导致了大量国内企业无法做大，只能小富即安，这种不同标准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商业层面，社会层面也不可忽视，比如疫情中，你在A地验了核酸，但到了B地却可能不认，必须重新验。

　　那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到底需要什么条件呢？

　　从宏观角度来说，至少有两点，一是逐渐削弱乃至废除“行政发包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标准，也不能为了本地区利益，故意搞以邻为壑。

　　比如在费用的征收方面，需要有严格的论证流程，不能像“草原建设费”那样，想收就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

　　这就需要一份全国性市场准入规则，什么能准入，什么不准入，再逐一清理现行的各地方不符合准入规则的规定。

　　同时还需要一大堆的配套政策，比如户籍制度要不要改革，毕竟如果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那统一的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市场，就是基础性条件了。

　　还会涉及到诸如高考制度，毕竟如果你到一个地方就业，你当然希望子女在当地高考，不用跑到别的地方那么麻烦，尤其是普通的打工人。

　　第二点，是需要全国层面的产业规划与执行。

　　地方为什么经常一窝蜂搞某个产业，其实就是没有分工，缺少统一规划所导致的，导致市场就像一个黑暗森林，看到某项产业赚钱，各个地方都会自然而然地认为，我不去赚，这钱就让别人给赚去了，不行，我必须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这种无序状态唯有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和协调，才可以解决，接下来就需要国家组织大家，说好，广东重点发展什么产业、广西重点发展什么产业、西北又重点发展什么产业。

　　同时省份之间要注意协调，一省重点发展的产业，最好和邻省能互补，大家都有自己的路子，彼此之间的关系从竞争变成了互补，将达成1+1大于2的效果，就不至于撞车打贸易战了。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可能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如果不能抑制两极分化，便会导致一大批省份的经济塌陷，失去经济造血能力，最终沦落靠吃国家层面福利过活的“福利女王”。

　　这种情况是有前车之鉴的，美国的中西部的红州，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国际化的浪潮中，普遍转型失败，自身产业凋零，深感自身利益被损害的红脖子，把特朗普选了上去。

　　关于特朗普为什么能当选，一本叫《乡下人的悲歌》的书，很好地解释了原因，作者万斯小时候长时间呆在肯塔基这个深红州，亲眼目睹了这里产业衰落，经济困顿，人们对现状日益不满。

　　而肯塔基的参议员麦康奈尔，从1985年就开始当参议员，一直到今天，连续37年了，你要说麦康奈尔有多大魅力，令选民一直投票给他，那到未必。

　　但是麦康奈尔有一项绝技，他能要到钱，准确地来说帮肯塔基州要到钱，肯塔基州本身是个落后的红州，没啥像样的发展机会，而麦康奈尔每年能要到一定量的钱，对当地相当重要，某种程度上，肯塔基已退化为一个吃福利的州。

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

　　很多人说，转移支付制度能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美国是有转移支付制度的，但问题在于，美国的转移支付，只是把钱给你，然后就不管了，相当于把钱甩你脸上，你爱干嘛干嘛。

　　这种做法时间长了，双方都不爽，落后地区觉得，富裕地区在剥削它，叫他们给点钱，还这么不情愿，富裕地区觉得，落后地区就是个拖油瓶。

　　所以单纯的打钱肯定不够，或者说，单纯的打钱只是鼓励落后地方吃福利罢了，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扶持机制，近年来我国建立了对口帮扶制度，我觉得就很不错。

　　对口帮扶制度即为发达地区对口扶持落后地区，比如上海帮扶云南，天津帮扶甘肃。

　　但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还是会有很多问题，对口帮扶的产业，未必真的能实现持续性造血，在帮扶过程中，双方如何实现自身利益，也是个难题，要求发达地区长时间单方面付出，这不太现实，这些问题都是硬骨头。

　　但骨头再硬，也只能碰，只有最大限度抑制两级分化的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才有意义。

　　毕竟，而不是“扶起东边、倒却西边”。

　　全国统一大市场战略的实施，可能导致部分人利益受损，但时代的发展并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俗话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体现，更是当下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