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物资都去哪儿了？“我们的心太狠毒！” - 网友杂谈

　　1947年4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职员卢观澜，突然在广州爱群大厦跳楼自杀，并留下一封遗书说：

　　“我们的心太狠毒，害了人，害了己，我该死！”

　　所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成立于1943年11月，办公地点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这是联合国成立的第一个处理有关被迫流离国外者和难民事务的国际机构。中国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最大的受助国，受援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近7亿美元，超过全部援助基金的三分之一。

　　可问题是资金和物资，到了中国，就出现了大问题，卢观澜就死在这上面。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死者遗言中，未敢言明，心太狠毒的“我们”是谁呢？

　　民国时代的广州爱群大厦

　　五个月后，即1947年9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广东分署工作队队长陈瀚章，因为贪污赈米，被判徒刑8年，65000磅赈米充公。而此前一年，即1946年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河南省分署拨发给浚县县政府，要求用来赈济灾民的面粉、衣服，竟然被县政府监守自盗，公然捏报赈册，直接啃掉一大部分。这还不算完，等到了刘庄发放点，地方上的各路“体面人”各显神通，结果救济物资多为权势人员冒领，真正的灾民却几无所得。

　　那么问题来了：救济物资的大头，去了哪儿呢？

　　上海梅龙镇酒家的常务董事，爱国实业家李伯龙先生，在解放后谈到民国奶业的回忆文章中提到：

　　“善后救济总署运进来乳牛近一万头，说是‘配给政府机关和慈善团体’，但是这些乳牛却落到了宋美龄、黄郛妻子之流的手里，马上开起了奶牛棚，与民争利了。”

　　顺便说李伯龙先生还揭露了一条黑幕，国民党政府为了进口美国乳牛，竟然劝说国内的乳牛业民族资本家，杀光“不好”的中国乳牛，以便今后全部改用“最好”的美国牛。

　　正在搬运联合国救济物资的中国码头工人

　　无独有偶，毕业于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爱国医药科学家童村先生，放弃优厚待遇，回国研究中国人自己的“盘尼西林（青霉素）”，终于研发出来了，准备加大生产，以价廉物美的国药，替代一根“黄鱼（金条）”一只盘尼西林的洋药。可是苦于资金问题，经人指点去找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宋子文，希望能得到支持。却遭到后者的奚落：

　　“外国进口的盘尼西林用都用不完，中国何必要自己生产？”

　　真不愧是买办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英美资本不允许中国搞真正的工业化，而依托江浙沪地主买办的国民党政权，热衷倒卖资源、充当国际资本代理，对中国的工业化没有一丝兴趣。中国人搞起来工业化，产品质优价廉，他们还怎么吃中间差？还怎么给洋大人带货？怎么显得比广大中国人民有腔调？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开办的孚中公司，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开办的扬子公司，都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官倒”企业。换言之，就是专门吃中间差的买办托拉斯。

　　宋子文和宋美龄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941年12月9日，美国罗斯福政府宣布，为国民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借款。为了“有效管理”这笔巨款，财政部长宋子文绞尽脑汁，向蒋介石汇报，说用这笔款子从美国购买了60辆最新式的坦克和大量军用物资，业已抓紧起运回国，以纾国难，以拯危急。可不幸的是还未到目的地，中途就遭日本海军拦截，大部分被击沉，剩下为数不多的，也被劫掠一空。

　　反正——钱，我都花出去了；货，你都不见了！

　　对此，蒋介石居然信了，仅仅是撂下一句：

　　“日寇真猖獗。”

　　国舅爷兼职财神爷就是有办法，面对源源不断的美国援华物资，宋子文有的怕麻烦，觉得附加值不太高的，直接在美国就地出售，然后转存该进入的户头。至于那些附加值较高的，则在运到中国的两小时之内，就迅速脱手，拿到黑市上拍卖。比如美国红十字会捐献给中国抗日伤兵的血浆，竟被打上“25美元1品脱”的价格标签，童叟无欺地在各大药房，公开销售。还有宋子文觉得何必国产化，却是当时前线最急需的进口英国产盘尼西林，也借口仓库失火或失窃，去向不明了。但很快黑市上，就能见到同批次的“失踪”盘尼西林。

　　左起：孔令伟（孔二小姐）、宋美龄和孔令侃（孔大公子）

　　相比孚中公司的暗度陈仓，孔大公子的扬子公司，完全是肆无忌惮。

　　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在上海“打虎”的时候，经人举报，查封了扬子公司在上海的仓库，面对几十页的财货清单和如山的货架，瞠目结舌了！这里不仅有市面紧缺的各种物资，而且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发来的大宗货物，原封未拆地搬到了这里，甚至还有依《租借法案》从美国运来的军需品……

　　这就是轰动上海的“扬子公司囤积案”，官司最终打到蒋介石那里。在宋美龄的催促下，蒋介石不惜脱离辽沈战场的指挥位置，丧失稍纵即逝的战机，从北平飞到上海救“火”。听完各方汇报，蒋介石认定：

　　“孔令侃问题，（是）反动派借题发挥，强令为难，必欲陷其于罪。”

　　这个基调定下之后，不但蒋经国不能被继续“蒙蔽”，连监察院的纠举，也被紧急叫停。

　　蒋经国在上海举行的反通胀游行

　　随即，蒋介石给上海市长吴国桢打电报：

　　“急！上海吴市长：3488密。关于扬子公司事，闻监察委员要将其开办以来业务全部检查。中（蒋自称）以为依法而论，殊不合理，以该公司为商营而非政府机关，该院不应对商业事业无理取闹。如果属实，可嘱令侃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先详讨其监察委员此举是否合法，是否有权，一面由律师正式宣告其不法行动，拒绝其检查。并以此意约经国切商，勿使任何商民无辜受屈也。

　　中正手启。”

　　蒋经国与孔令侃，国事与家事，核心亲友圈与国家、人民的利益面前，蒋介石毫不犹豫地站队不站对，结果可想而知。

　　此前因为经济管制而日趋平稳的物价，如脱缰野马，平均上涨20多倍，粮价甚至暴涨几十倍、上百倍。每石大米从20.9元涨到2000元，每袋面粉从7.6涨到250元，每百斤食用油从60元涨到1800元。

　　挤兑黄金的上海市民

　　1948年11月6日，蒋经国黯然离去，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昨日正式发表消息辞督导员职，自今日起已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当我离开办公处的时候，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步行到金融管理局向林崇镛、李立侠辞行。望黄浦江上的晚景，觉得格外的凄惨。今日早晨，约行深、沧白、灵峰、仲平乘汽车作杭州之游。中途经过闵行、乍浦、海宁，一路的风景虽美，但秋风红叶，使人发生伤感。”

　　一叶知秋，蒋家王朝因为“屁股问题”，即将倾覆，小蒋只能看着老蒋做下去，不作不死，不死不休。只是真正伤感和格外的凄惨的，应是上海人民，就在这天，上海的物价就狂涨了四倍。老百姓除了任人宰割外，只能以苦为乐，时有民谣：

　　“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系团雪，攥会儿就化掉。”

　　随后，孔令侃平安落地，扬子公司安然无恙，继续开门“做生意”，和他们所在的买办集团，还有那些横行市场的投机倒把分子，终于迎来了最后的狂欢。

　　“看不见的手”，由蒋介石亲自背书，所以不但上下其手，而且堂而皇之，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