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了，到底谁在躺平？

　　最差不多是去年的同一时间，作者曾经写过一篇讨论躺平的文章；如今时隔一年之后，关于“躺平青年”的讨论，突然又在网上沉渣泛起。

　　和上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完全一致的是，如今这一次对于“躺平青年”的各种批评，仍然没有脱离去年那一套话术的桎梏，用去年文章的原文来说，与其说在批判某个现象，不如说是接到指令之后百度了五分钟然后就开始靠想象力创造一个稻草人虚空打靶。

　　不管从哪个角度来看，对于那些所谓“躺平”的指责，我们完全可以用去年文章里的原话回应：在这些想象力匮乏的小说家们辛苦编造的故事，以及他们义愤填膺的指责里，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所谓的“躺平“青年其实更像是某个生活在日本或者美国的地下室青年——害怕社会，害怕竞争，所以选择不出门，不社交，不婚恋，不工作，不生活。

　　然而实际上，年轻人在网上喊完躺平，明天难道不也还是要在闹钟响起时起床吗？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真的躺得平？诸多媒体们在这里犯的最大错误或者说他们最大的傲慢，就是把年轻人们想得太蠢了——作为单独的个体，青年群体里当然会有不那么聪明的人，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青年人，他们不仅不蠢，反而在社会的毒打里把自身的位置与身处的环境看得非常清楚，把他们当成两句话就能骗倒的蠢人，才是最愚蠢的事情。

　　为什么青年们没有躺平？因为躺平是有代价的：衣食住行这些人类生存的必需品里面，没有哪一项是免费的，这一点不会因为躺平与否而改变。换言之，一般人若真的如这些文章中所言那般“躺平”，那么他们的生存成本由谁支付？靠父母提供，还是靠把自家闲置的房产、游艇和私人飞机租出去？

　　更进一步的说，到底什么叫躺平？

　　在讨论之前，让我们客观公允的对“躺平”这个词下一个定义：付出小于获得。

　　更具体的说，如果一个人（政治、经济实体）所付出的劳动（行动）远远要小于他所获得的酬劳（权力、待遇...etc），我们可以认为他在躺平，反之，则不算躺平。

　　依照这个标准，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得出结论：青年们没有，也不太可能躺平。

　　2022年，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近三年的疫情已经对全球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就算在疫情控制得很好，经济这两年仍然保持了增长的我国，也有非常多的人间接的受到了疫情所产生的次生灾害的影响，承受着极为沉重的经济压力。

　　从各地法拍房数量与3月因上海疫情扩散导致的消费品零售数据下降，和一季度居民储蓄数据大幅上涨的情况来看，本来今年以来对风险的担忧导致普遍性的消费意愿下降，就会让很多依赖社会服务和消费业维生的人群陷入艰难，而上海疫情导致的全国各地被影响，更是直接让被影响的相关人群难以维持。

　　同样的，截止至2022年，我国“灵活就业”的人口已经超过两亿——抛开其中少数高收入的自由职业者，这两亿人大体上以小商贩、小餐饮从业者、非合同制类店员、物流从业者、卡车司机、各种手艺师傅（装修、维修类）、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为主。这类人群大体上的收入可能不低——甚至有可能比一般人更高，但是较高收入的代价是其职业的不稳定性和相应劳动保障的匮乏。

　　这两点决定了他们的抗风险能力非常有限，要么是高负债状态运行（典型如卡车、网约车司机），要么是间歇性收入（各种手艺师傅）。

　　在20年疫情以来各种大环境因素叠加的影响之下，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恐怕都已处在手停口停，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的状态里。

　　对于那些默默承受着大环境影响，甚至被迫“灵活就业”的人来说，谈“躺平”是一件非常可笑的事情：他们躺下了，就意味着他们自己，甚至他们的家庭断绝了生活来源，生活不可能因为他们“躺平”了就放过他们，正如银行、房东和KPI不会因为他们“躺平”了就放过他们一样。

　　对青年们“躺平”的指责，其荒谬之处正在于此：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只是普通人，他们既没有享受过多少社会福利，也不享有什么治外特权。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也不可能允许他们每天光拿工资不干活，在生活本身就已经在逼着他们用尽全力的情况下，能够自食其力，遵纪守法的人，都可以说尽到了自己对于社会的责任。

　　同时，在去年的文章里，我们已经把青年们为什么不愿意继续做无用功的原因讲得很清楚了：

　　面对极高的成本与低得多的回报，任何一个不傻的人都可以轻松的判断出自己到底该选什么——与其说年轻人们“躺平”了，不如说他们开始想明白了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努力也好，奋斗也罢，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多少人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以后干更多的工作？多少人工作的目的是以后可以不用再工作？媒体们绕着圈子说了半天，有没有哪怕一家真正意义上讨论过这个最为核心的问题？

　　在这里，我们不妨把话说得更直白一些：普通人在社会工作中的辛苦程度大家都有目共睹，中国也从来不是一个鼓励大家注重工作-家庭平衡的地方，不管是宣传上还是实践中，大家都被鼓励不断努力，不断加大对工作的投入，以至于为了工作忽略家庭、忽略健康、甚至忽略基本需求成为了一种宣传上值得歌颂的典范。

　　但是，为何在大部分人如此努力的情况下，财富的增长速度远没赶上房价和少数行业的财富增长幅度？是因为有人比这些普通还要努力几百上千倍吗？还是因为这些普通人在电梯里做俯卧撑的姿势不够标准所以电梯没有启动？

　　换句话说，在当下这个万物萧索，大家都在等待冬天过去的艰难时期，清楚体会到资产收益率远大于劳动收益率这个事实的年轻一代，为什么还要继续浪费时间在低收益甚至负收益的事情上？为什么不能逃离消费主义的陷阱，降低自己的消费欲望，不为没有回报的事情浪费自己的精神与时间，为自己和家人多存下一点应对风险的积蓄？

　　当然，说这么多，并不意味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不存在躺平的现象——事实上，躺平的大有人在。

　　举例来说，面对欧美各国对于中国的恶意诋毁与造谣，我国诸多享受着行政待遇与财政拨款的媒体，是否尝试过如同今日俄罗斯RT那样主动出击，在舆论场上立足于本国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长期扮演着复读机的角色，只知道复制粘贴国外媒体嚼过不知道多少遍的剩饭，有且仅有的原创部分就是在国外新闻留言区里截图下来的不知道哪只阿猫阿狗的留言？

　　更有甚者，当法新社的某位张姓记者在国内靠编故事造谣为国外媒体供稿时，当美国某陈姓华裔记者就亚裔被袭击事件喊话“警惕”中国借此进行“政治宣传”时，我国某些同姓记者在做什么呢？在推特上忙着当两面人。

　　再举例来说，面对竞争愈发激烈，新的增量遥遥无期的现状，我国坐拥大量资源的互联网企业们，有几家在不断开拓新的领域，出海争夺市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与经济效益，又有几家满足于垄断地位，躺在既有赛道里依靠体量优势排挤竞争对手；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在最容易的那条赛道里赚走最后一丝没有风险的利润？

　　同样的，面对经济下行的预期与短期内恶化的局势，又有几家互联网企业在尝试走出新路，帮助员工，又有几家互联网企业在密集送员工毕业，同时勒令员工毕业当天偿还全部贷款？

　　再举例来说，面对可能存在的疫情风险，部分地方政府是否有学习其他地区成功经验，提前做好预案与准备，力图将防疫对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还是非要等到出现传播才开始手忙脚乱？又抑或是面对疫情，不考虑居民生计、不在乎病人就医、不关心居民的反馈，只知各种一刀切，层层加码过度执行？

　　再比如说，面对因为疫情与封城导致的物资匮乏与生活困难，部分地方政府是否尝试过疏通物流，保障人员，还是任由部分人依靠行政手段强制排除竞争者，阻拦、销毁甚至倒卖外地无偿援助的物资，靠着垄断物资来源的方式大赚特赚？甚至解决问题没办法，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有一千种办法，只要保证没人能提出问题就万事大吉？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都应该是谁更高地位、掌握更多资源、把控更大权力，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尽更高的社会义务。为什么到了我们这里，有资格发声的人反而只会盯着享受最少社会资源的人，不停要求他们付出更多？

　　可笑的是，大家似乎都默认了这一切的发生，似乎质问年轻人们为什么不愿意为一个回报极不稳定的目标而盲目持续投入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情——然而哪怕是最坏的情况，年轻人去当大神或者回家啃老，也无非是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对社会整体而言影响极其有限。而有的人躺平不作为，往往是一地一区，一市一省甚至一国的人受到影响。

　　面对疫情对经济与社会的冲击，我们比以往其他时间都更加需要我们社会里拥有更多社会资源、更高社会地位以及掌握更多权力的那部分人与政治、经济实体承担起他们应有的责任，为经济的复苏以及困境的疏解做出与他们所享受的地位、资源所匹配的贡献。

　　想要反对躺平，就应该看看谁得到的回报与他们所处付出的不对等，谁在尸位素餐，得过且过，甚至得陇望蜀，贪得无厌。

　　想要反对躺平，就应该让所有人都得到与自己的付出所对应的回报，让为众人拾柴者不至于冻毙于风雪，让砥砺前行者后顾无忧，让尸位素餐者粉身碎骨。

　　到底谁在躺平，谁不能躺平，这不应该是一个2022年还在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