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里见不得穷人”——从街头临时工被驱赶说起！

　　“走走走，别在这里站着”，一位20多岁的年轻城管对着一位中年大叔说道！

　　大叔有些生气地回应道：“这路边咋不能站？”

　　小伙子说：“这是别人店铺门口！”

　　大叔说：“这店铺还没开门呢，人家老板都没发话，你说啥咧！”

　　这是今天上午，我去家附近老街买早餐时，在北出口附近的马路上看到的一幕，最近时常在这里看到类似的场景——城管驱逐零工。

　　这条老街的北出口附近是一条大马路，这里是本市最有名的零工市场之一，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

　　每天清晨，这里便会有大量的人聚集在这里，他们或拿着刷墙的工具或举着泥工、木工的牌子，在这里扎堆聊天、张望四周，看是否有人来找他们干活。

　　这些临时工多数都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其中一部分是来自周边农村，白天在这里等零工，晚上回家休息，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省内更偏远的农村，他们常年在老街里面的城中村租住，打零工就便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打零工是一种收入不稳定的方式，有时好几天甚至半个月都不开张，那么，为什么他们不去工厂打工或者去建筑工地呢？

　　从年龄上来讲，在这里等活的多数都是年龄五十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去建筑工地不安全、电子厂也不招收，这是其中的次要原因。

　　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喜欢自由且不会被拖欠工资的工作。一位在老街中的城中村租住了七八年的大叔告诉我：“以前也在工地上干活，经常没日没夜的干，到年底了还老被拖欠工资。”

　　后来，他就在这里等零工。他说：“这里虽然可能好多天不开张，但开张一次也能赚不少，且很快能够拿到钱。每次都是直接和雇主面谈，你要粉刷多大面积的房子，我要多少钱，谈妥了就可以去给你干，干完了就能直接拿到钱。”

　　这里的零工市场存在了几十年，已经广为人知。如果家里需要修修补补的时候，想要省点钱，就会来这里找零工。没有了中间的装修公司赚差价，雇主既能省点钱，打工者也能多赚点儿。

　　然而，这样一处维系着众多周边农民生计的零工市场，如今却很有可能会被强制取消。

　　这两年，受疫情影响，在此地等零工的叔叔阿姨们日子本来就不好过，这里的零工市场一旦取消，对他们整个家庭来讲，将是雪上加霜。

　　正因如此，打零工的叔叔们即使知道这里的零工市场已经被取消，依然会坚持每天早上在这里站着等活干，也就有了我早上看到的一幕。

　　为什么这里的零工市场要取消呢？

　　老街附近的H地铁口一直是我所在的X市C区的交通要道，是C区大学城中五六所学生回家、去市中心的必经之地。

　　因此，H地铁口周边在不久后将迎来一次大的拆迁，拆完后将在此地建起一个商业中心，这个商业中心大概率会成为C区最繁华的地带，成为C区重要的购物、娱乐中心之一。

　　写到此处，我想大家也心知肚明了。为什么取消？核心无非是四个字“市容市貌”，这也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现代化大都市发展的固定逻辑，不断地将农民工、低收入群体往城市边沿和角落里排挤。

　　最近，我也时常和朋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道：“再过几年，这里就更繁荣了，但我们也都得往南搬了。到时，像我们这种收入的人，在这里估计也就租不起房了。”这是一种深有自知之明的调侃，但也充满苦涩和无奈。

　　每一座现代化大都市的建设，都离不开最普通的劳动者。城市是工人一砖一瓦垒起来的，然而在灯火通明的繁荣被铸就好的那一刻，最普通的工人、最底层的劳动者们却只能去到更偏远、更偏僻的角落里。

　　这也使我想起了著名相声演员郭德纲说过的一个故事：

　　于谦的父亲王老爷子是个心地善良的富人，放出话来“别的地方我管不了，我方圆十里内不能有穷人”。然后，他把附近的穷人都赶走了。

　　如今，我们许多城市在发展的道路上不也是如此吗？

　　早在2016年，国内很多城市就提出了要设置人口天花板：B京提出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2300万以内的红线，魔都提出2020年人口不超过2500万人的控制目标，羊城提出适度控制人口规模。

　　控制人口就意味着有人要离开，而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曾经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普通劳动者（低收入群体）。

　　在城市之间，低收入群体被迫地不断从一线城市往二三线城市，再到四五六线城市转移；在城市内部，普通劳动者不断地往角落和边沿转移。

　　总之，如果现有的发展逻辑不改变，普通劳动者就只能一直被迫地待在城市的角落里。于我们而言，不能指望心善的王老爷子能够改变，要改变这样的发展逻辑，唯有靠我们自己！

      【文/白依依，本文原载于公众号“红色依依”，授权红歌会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