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的青年节，环球前总编胡锡进出来与年轻人谈心：
细细品味，胡锡进的这段话不过是在重弹两年前的青年节刷屏的B站视频《后浪》的老调：今天的年轻人有了“选择的权利”。
“我们曾经梦寐以求的权利”——啧啧，这颇具匠心的用词不就是对前三十年的“无声控诉”吗？
《后浪》拿那1%的后浪纸醉金迷的生活作代表，完全无视那些只是“打工人”、“小镇做题家”身份、整日996、被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那99%的后浪的真实状况，而被广大年轻人骂出了天际；以至于B站背后的资本家们也不得不正视它的基本群众，不得不在今年的青年节，B站联合观察者网请出了莫言，对那些身处经济危机风暴的年轻人谆谆善导：“不被大风吹倒”：
你看人家莫言在毛时代年纪轻轻就辍学放牛去了，只能靠一本《新华字典》自学，相比今天的“小镇做题家”苦不苦？既然如此，你还抱怨什么呢？自己多努力，“不被大风吹倒”吧。
读完小学辍学算不算苦？这得对比着看，生产力在向前发展，与今天比当然是苦，但回看当年，一个90%以上人口还是文盲的旧中国只用了短短十几年就实现了年轻一辈人均小学-初中学历，这已经是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的；莫言还是给自己家放牛，放到旧社会他大概率得给地主放牛。
而关于莫言辍学的真正原因，在公开场合里莫言也并没有清晰交代，笼统地说成“家里穷”。与莫言年龄相近的网友也提出了质疑：“生产队时，农村孩子辍学太难了；年纪不够生产队不收，年纪够的还要学校批准”。
而如果真是家庭贫困原因的话，莫言的大哥管谟贤为何没辍学，1968年还从华东师大毕业，最后从中学校长任上退休？二哥管谟欣还能高中毕业，在当地机械厂工作？
莫言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辍学？中国新闻周刊在莫言获诺奖后的这篇走访报道其实早就揭示了答案：
原来莫言是被学校开除了。其实，与其说是学校开除了莫言，不如说是“聪明又调皮”的莫言“开除”了学校和老师。
不过这个话题我们先打住，说回今天的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还可以看笔者以前的文章《忘恩负义的莫言》）
笔者说胡锡进的五四谈话是重弹B站《后浪》视频以及莫言五四谈话的调门，这并没冤枉老胡，尽管他所对比的都是80年代初，但稍微一思考都能明白，他所谓的这个80年代初是哪个时代造就的，进而我们也就能理解老胡的真正矛头所指。
相比两年前B站《后浪》视频的“不食人间烟火”，老胡还能感慨“现在的年轻人辛苦”啊，所以号召“整个社会要体恤、帮助年轻人”。因此，老胡的这篇文字还是收获了不少年轻人的感动。
只是胡锡进首先将年轻人辛苦、迷茫、内卷的原因之一归结到了“抗疫”，结合他最近的一系列发言会发现这样的归因在他这里很明确；而另一个原因则被他归结到了“竞争激烈”，在他看来，这是年轻人获得自由选择权利的“必然代价”。换句话说，按照老胡的逻辑，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胡锡进说，“那时中国经济的规模太小了，社会流动性差，公平缺少基本的保障机制，而且大家普遍太穷了。”所以在胡锡进看来，村里的年轻人能够自由流动、抛弃乡土来到大城市奋斗，大学生不必再“被直接分配到山沟，小工厂”，这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
然而，胡锡进却遮蔽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那就是阶层固化的现实：
80年代北大清华的生源中有30%以上是真正的农民子弟，而新世纪里加上农村地区县城里的学生，农村生源还超不过10%；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好不容易进了城的“小镇做题家”们，穷尽三代购买力，也仅仅让自己获得“房奴”资格，进了资本为打工人编织的“囚笼”，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呢？而血汗工厂里的农村青年，连成为“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
农民子弟的莫言的两个哥哥，一个读了大学成了当地中学教师、一个读完高中进了当地公社办的机械厂，莫言自己后来也被招聘进了社队企业，还在1976年成功入伍，并在部队上了大学——这种情况放到今天的农民家庭，才真是“祖坟冒了青烟”，而在那时的农村却是普遍的，只是诺奖得主没那么好拿。这难道就是胡锡进所谓的“公平缺少基本的保障机制”？
胡锡进和莫言的五四谈话，本质上仍旧是那些早已馊臭的“成功学鸡汤”，只是被改头换面、精心打扮了一番，那就是：仍旧强调“成功要靠个人努力”，“你是loser是因为你不去努力、不去奋斗”，如莫言的面对困难个人“不被大风吹倒”，如胡锡进的“一个小地方青年去一线城市立住脚，建立一份有尊严的中产生活 ，意味着殊为不易的青春奋斗……整个世界都可以成为中国年轻人的人生舞台”。
胡锡进的五四谈话，还将“个人奋斗”的逻辑更加推进了一步：“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些社会改革能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奋斗的希望，然而对那种代替宣扬太多就会形成认识的陷阱。”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1951年的秋天，几个正在北京学习的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去看毛主席。毛主席讲述了他在学生时代的一段“心迹”：
说来也是笑话，我读过小学、中学，也当过兵，却不曾见过世界地图，因此就不知道世界有多大。湖南图书馆的墙壁上挂有一张世界大地图，我每天经过那里，总要站着看一看。过去我认为湘潭县大，湖南省更大，中国从古就称为天下，当然大得了不得！但从这个地图上看来，中国只占世界一小部分，湖南省更小，湘潭县在地图上没有看见，韶山当然更没有影子。世界原来有这么大！世界既大，人就一定特别多，这样多的人怎么过生活，不值得我们注意吗？
从韶山冲的情况来看，那里的人都过着痛苦的生活，不是挨饿，就是挨冻，也有因为没有钱医病而活活病死的，也有交不起钱粮而被送进牢狱活活关死的，还有在家里乡里，乡邻间为着大小纠纷吵嘴、打架，闹得鸡犬不宁，甚至弄得投塘、吊头的。至于没有书读，做一世睁眼瞎子的，更要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韶山冲我没有见到几个快活的人！韶山冲的情况是这样，全湘潭县、全湖南省、全中国、全世界，恐怕也是这样。
我真怀疑，人生在世间，难道都是注定要过痛苦生活的吗？绝不！这是由于制度不好，政治不好，使世界上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现象，所以使世界上大多数的人都坠入痛苦的深渊。这是不合理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是不应该永远存在的，是应该彻底推翻、彻底改造的，总有一天，世界会起变化，一切痛苦的人都会变成快乐的人、幸福的人。我因此想到：我们青年的责任真重大，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真多。从这时候起，我决心要为中国痛苦的人、世界痛苦的人服务。
这就是胡锡进所谓的“意识形态提供了一些社会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个人奋斗”，但“宣扬太多就会形成认识的陷阱”。
看到这里，胡锡进究竟是在宣扬什么道理，也就昭然若揭了吧？
大概在胡锡进们看来，毛主席的“意识形态宣扬太多”，不仅仅是妨碍青年“个人奋斗”，更会威胁到自由竞争的雇佣劳动秩序吧？
所谓的“自由选择的权利”，仅仅是自由选择被哪个老板雇佣，而非自由选择你所处的阶级，因为上升到另一阶级需要你“个人奋斗”——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一个大饼就此画出。
个人努力、奋斗当然重要，但“个人奋斗”与“改造大环境”，究竟哪个才能决定一个群体、一个阶级命运的呢？普遍存在的阶层固化的现实已经给出了答案！
笔者的讨论并不打算就此终止。在莫言看来，念完小学辍学、被招进公社办的工厂、留在农村、一眼就能看到人生尽头就是苦难；在胡锡进看来，“老胡的同学们大学毕业，很多人被直接分配到山沟，小工厂，没有选择”，就是苦难。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个人成功标准，那就是走出农村、进入大城市获得现代化生活、甚至走向大洋彼岸。其实某些偏“工业党”的泛左翼，也是持类似价值观。
讲一点乡建派的情怀，农民找你惹你了？农村招你惹你了？小城镇招你惹你了？至于被这样编排吗？
情怀之外，还有更加实际的问题：这次上海抗疫出现的种种问题，让我们再一次意识到制造业、贸易过于集中到一个大城市的潜在危害，很多人都在讨论疏解上海的中心城市功能，某些左翼人士信誓旦旦地说，“疏解不了！”
然而，回望毛泽东时代的三线建设，不仅仅是迅速地实现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现代化，也较为成功地疏解了大城市的工业和经济中心功能。
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化是否必然导向产业、人口、经济向大城市的中心化转移，这其实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灌输给我们的一个“单向度”的伪命题。其所带来的代价如我们今天所见，资源、劳动力越来越向中心城市集中，在解放初期获得土地的小生产者加入到进城的劳动雇佣大军，沦为彻底的无产者，与之同时就是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农村地区走向彻底的衰落，资本转而又将目光转向衰落的农村，企业实现土地的资本化、垄断化……
这样的过程并非工业化的必然结果，这样的局面只是资本掠夺工业化果实的结果，反过来又帮助资本进一步垄断了土地、市场和劳动力，最终必然导向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社会彻底分化为两个对立阶级，中国革命实现的社会平等的果实也就彻底被蚕食。
今天是5月7日，是毛主席“五七指示”发表56周年的日子。与这个指示相关的，毛主席早已开辟过另外一种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
1954年春，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9.5万个，毛主席一面大力推动合作化运动，一面密切注视合作化运动遇到的新问题新苗头和新进展，及时加以指导。《人民日报》刊登了《肥东芦陈乡青春、陈祠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多余劳动力的解决办法》一文，介绍了安徽省肥东石敬塘区青春村两个合作小社为解决多余劳动力出路而开办粉丝坊、豆腐坊、养猪组、养鱼组的做法，毛主席将该文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把题目改为《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还亲自写了300多字的批语。在按语中毛主席写道：“社会主义不仅从旧社会解放了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也解放了旧社会所无法利用的广大的自然界。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里还没有涉及农业机械化。机械化以后，劳动力更会大量节省，是不是有出路呢?” 这是毛主席最早提到涉及社办工副业的论述。
1956年4月，在讲述十大关系时，毛主席进一步明确地指出：“农民生活的改善，要靠自己生产，国家不能给他们发工资”。他提倡要组织农民“发展农业和副业相结合的互助”，要帮助农民成立“各种副业和手工业的生产合作社”。
从1958年起，毛主席把发展农村工业从增加农民福利上升到消灭所有制差别和工农差别，实现公社化和农村工业化，巩固工农联盟，推进国家工业化的高度上来认识。毛主席的社队企业构想逐步成型，成为一种系统化科学化的构想。毛主席认为:“不完成两化(指公社化、农村工业化)商品不能丰富。”也只有“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才是真正的联盟”。因此，毛主席要求通过发展农村工业，把农民变成工人，“使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各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创建“工农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型社会组织。
在1959年2月召开的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主席进一步明确把办好农村工业归结为办好社队企业，“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毛主席的构想就是通过社队企业的形式在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农村办工业，把广大农村地区建设得像城市一样好，在农村地区就地实现工业化、现代化。
毛主席关于社队企业构想对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快速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三线战略的实施为毛主席的这一构想提供了更有利的支撑，一座座现代化的厂房在中西部的那些曾经极端贫困的山沟沟里拔地而起，社队企业为这些工厂提供了产业链供给，工业品反过来又提供给社队企业帮助他们快速地实现农业机械化、提高工业化和现代化水平。
1966年5月初，毛主席收到“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
这份报告给了毛主席巨大启示，他充分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主席的思考并不局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
基于这个思考，毛主席在5月7日写了一封信，这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至此，毛主席关于社队企业的伟大构想，已经从单纯的经济手段升华为一种制度化探索。
与之伴随的，就是青年人的培养模式探索与教育革命。1966年，由于运动形势的发展，高校推迟招生一下子持续了三年；随着大规模运动的退潮，恢复招生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运动之后）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实践证明，从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比来源于大专院校毕业生的技术人员要强。由此，调查报告提出了“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强调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毛主席为这篇报道的编者按亲笔加写了一段说：“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这段话加于刊文的前一天——7月21日。此后，各地相继仿效兴办这类学校，学制有全日制、半工半读、业余等，统称“七·二一大学”。
1970年，部分高校首先开始以“群众推荐、组织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同时，大批知识分子、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去，大大提升了广大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基础。
高校招生基本的处理原则是“社来社去、厂来厂去、哪儿来哪儿去”，杜绝将升学作为阶层上升、拉开阶层差距的渠道。断绝了阶层上升的渠道，并不是为了固化阶层；恰恰相反：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城市工厂实行“鞍钢宪法”，工人参与管理；农村兴办“社队企业”，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把农村建得跟城市一样好”——这样的做法，大大加速了三大差别的缩小，离真正的社会公平越来越近。而这就是胡锡进所诟病的“没有选择自由”，只能被分配到山沟沟。
实践证明，毛主席的这一构想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到1978年底，全国社队企业共有152.4万个。其中社办企业32万个，平均每个公社6个;大队办企业120万个, 平均每个大队2个。全国已有98%的公社、82%的大队办了企业。全国社队企业总产值由1975年的169.4亿元增加到达550亿以上。占人民公社三级经济总收入的29.7%，社队企业工业产值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1.7%。
毛主席设想的是农村集体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发展壮大走向更高级的集体所有制，然后过渡到全面所有制，大环境的变化已经彻底逆转了这样的进程。
毛泽东时代积攒出来的社队企业随着分田单干的实施，或者走向了自我消亡，或者通过改制、私有化转成了80年代的乡镇企业，并缔造出了类似苏南模式这样的“经济奇迹”，只有华西村这样的少数社队企业继续将集体经济性质保留了下来……
笔者在以前的文章里讲过毛田人民公社、凤阳白山凌生产队等合作化典型办社队企业以及后来又如何衰落的历史，墨茶事件时也讲过毛泽东时代的大凉山“扶贫”，它们就是这段历史的缩影。
毛主席曾经说过，“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并不是让知识青年仅仅下乡去当农民，结合毛主席社队企业、农村办工业的探索，我们不难发现，另外一种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图景完全是可能的，而且这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与现代化。
作为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社会主义应该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劳动者夺回生产资料，夺回劳动管理权；另一方面这个过渡阶段应该是一个“去中心化”的过程。而“去中心化”既是管理权的“去中心化”，在实现人民民主的过程中，使社会管理架构逐渐扁平化，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去中心化，没有肿瘤一样的一枝独秀的特大城市，而是遍地开花满园香；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与交通运输的发展，这样的“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小国寡民”，而是分散的各个节点更加有机、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了一起；在这样的图景中，青年实现了彻底的解放，不再是被资本异化的工具，而是富于创造力、想象力，可以主动、自觉地自我选择、充分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一个个大写的人……
【文/秦明，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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