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 | 丹希
译者按：本文以法国为例，论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资产阶级选举以达到妇女完全解放的不可能性，虚假的选举承诺抑或是对妇女现状的冷漠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已经走到了尽头；文中对法国女权主义者克劳迪的著作《半边天》的序言进行了简要介绍，以中国革命为例，为困在历史周期而不得解放的法国妇女指出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即通过有妇女积极参与的革命夺取政权，逐步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以获得妇女解放的前提，再通过文化革命彻底铲除旧的父权制意识形态。文章的最后向法国无产阶级妇女以及整个法国无产阶级指出了阻碍他们获得解放的最大敌人——法帝国主义，呼吁人们团结一致取得胜利。本文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借鉴学习意义。
我们在第59期专门讨论无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文章“男女平等：虚假的‘伟大的五年事业’，过去五年的真实动员”中表明，马克龙的资产阶级政府显然没有以任何方式为妇女解放而努力；相反，在这场解放斗争中，唯一的主角是无产阶级妇女。
没有一个候选人甚至在总统选举第一轮中提出要改变这种状况。对于右翼候选人来说，对这件事没有做过任何讨论：玛丽娜·勒庞（极右翼）对堕胎权问题犹豫不决，并鄙视#MeToo运动，瓦莱丽·佩克雷斯（法国共和党候选人，中右翼）想禁止学校陪护人员（如接送的家长）佩戴面纱，泽穆尔（极右翼）则相应提出要保护妇女免遭“人渣”的侵害，并断言社会上必须有一个性别平衡：简而言之就是男人和女人各得其位。杜邦·艾尼昂将女权主义与“拒绝社群主义”联系起来，让·拉萨尔是一个性侵犯者，他甚至没有提到与妇女相关的措施。
安娜·伊达尔戈（法国社会党候选人）呢？建立一个负责妇女权利的部门，希望培训警察，希望确保同工同酬，不是很有说服力……
雅尼克·雅多（法国绿党候选人）呢？或多或少都是一样的，只是将堕胎权宪法化，并承诺任命一位女性为总理。这让人梦想着……
法比安·鲁塞尔（法国共产党候选人）补充说，应在公共空间的任何地方免费提供卫生护垫。就像那些想对警察进行性别暴力培训的人一样（这句老话总是被提及，但从未实行过，因为它不具有可行性……），鲁塞尔想善意地要求医生停止对女性的区别对待。他规定，“高度女性化的职业”的最低工资为1700欧元。对于其他无产阶级妇女呢？这么一来，显然就更糟糕了。而最重要的是，人们并不希望脱离这些“女性化职业”的专业领域。女性更善于社交联系，这也是它将保持的方式！这就是鲁塞尔式的“共产主义”。
至于娜塔莉·阿尔托（工人斗争党候选人）和菲利普·普图（新反资本主义党候选人），他们自称是为了传递革命的信息而不是为了竞选法帝国主义的总统而参选。在《人民事业报》看来，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的精力没有用于设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斗组织，以使社会主义革命在法国取得胜利。仅仅多加宣传的话革命是不会发生的，更不用说这些宣传在资产阶级选举中遭到削弱，把共产主义变成由每五年做一次马戏的小丑所体现的讽刺画。革命必然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这必须成为我们从现在开始克服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所有实践的指导观点。私有制是父权制对无产阶级妇女以及所有无产阶级的特殊压迫的基础。长篇大论说得够多了，人民群众想要实际的东西，面对反动的剥削暴力，人民群众要用革命的暴力教育自己，以战胜敌人，最终解放自己。
《半边天》是克劳迪·布鲁瓦耶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与其他十几位法国女权主义者到社会主义中国旅行后写的，详细解答了中国妇女在社会主义下经历的妇女解放条件，与资产阶级选举候选人的无头承诺相去甚远。这是全世界所有革命者和真正的女权主义者的一次伟大经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迄今为止国际无产阶级历史上最先进的革命。妇女斗争本身无疑是社会主义中国最先进的斗争，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正如伟大的华人小说家韩素音所做的序言：“但在这个领域，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中国人不是以现成的计划来进行，也不是以机会主义来进行，更不是认为只要‘给予’妇女法律和经济上的平等，就可以实现妇女的解放。这是妇女自身的深刻转变，是她对自己和群体的判断的深刻转变，是对赋予妇女与社会、家庭、男人、她作为母亲和妻子以及劳动者的职能的关系的所谓‘价值’的整体重新评价，这里详细地研究了这一点，这对许多希望看到自己状况改变但还没有找到方法在各地实现的妇女是一个启示。”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可以很好地理解，在资产阶级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这一问题的建议，或者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妇女不能依靠资产阶级来解放她们，她们必须依靠她们自己的阶级，大多数妇女的阶级：无产阶级，因此要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法律上的平等或永远不会实现的虚假的经济平等不会解决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因为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生产关系密切相关：广大劳动者被少数寄生资产阶级剥夺对社会不再有用处。克劳迪·布鲁瓦耶勒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
“妇女已经完成了一个历史周期，即一个循环。她们几乎又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仍然受到压迫！正如我们所经历的那样，工作权、选举权、离婚权、受教育权、避孕权和电动咖啡研磨机并没有使我们摆脱家庭奴役，摆脱强加于我们的母亲身份，摆脱对丈夫的经济依赖，我们的政治权利也没有使我们能够以任何方式改变社会。所以我们受到的压迫不是因为我们缺少这些权利而造成的。这些改革不仅没有解放我们，反而使我们更残酷地感受到压迫。‘妇女想要什么？’心烦意乱的资产阶级立法者写道，‘我们已经给了她们一切！’准确地说，你已经给了我们一切（或几乎一切），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能给我们的一切，而这一切又是那么的少！首要的事实是：我们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可期待的。这个循环必须终结，随之而来的是所有标志着以前的妇女运动的法律幻想必须被打破，这样才能出现一个妇女运动。即使后者并不总是意识到这一点，它也是根据这种总结来决定自己的。然而，从那里开始，一切都有待完成。因为如果我们受到的压迫不是因为缺少权利造成的，那么它的起源是什么？……在最初的时候，受压迫的工人阶级将其愤怒转向机器；后来，它形成了公社。在这两个阶段之间，针对‘男性’的反抗和妇女的解放还有同样的距离要走。”
妇女在这种机制中的低下地位，以及与之相伴的家庭单位，是这种剥削制度赖以运转的必要齿轮之一。无产阶级妇女有兴趣扭转这一局面，且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幻想。“这些机构是机器，是不可或缺的装置，以便工人们第二天能够返回工作岗位，以便他们的孩子日复一日地学习社会为他们安排的角色。”
克劳迪·布鲁瓦耶勒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强调了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之间的现有矛盾。妇女面临的挑战是将自己从家务劳动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以便投身社会劳动，并使社会劳动能够将整个社会丰富起来并合理化，男子也应以与妇女相同的方式投身于被父权制视为“女性”的任务，如育儿、家务、所谓社会工作等。“丈夫没有要求妻子为他刷牙或穿衣服的想法，但他觉得妻子为他铺床、为他擦鞋或收拾他在家里弄出的乱子是很自然的。……铺床、洗衣服、缝衣服、整理东西，在中国就像刷牙一样：每个人都非常自然地自己做这些事。如果说这在文化上已经成为一件自然的事情，而二十年前却不是这样，那是因为男人也在家务劳动中重新接受了教育。他们已经学会真正安排它，而不是轻视它。家务劳动不再是女性化的。”
但话说回来，我们怎么能让妇女在同样程度上参与社会生产呢？在今天的法国，即使兼职工作主要由女性占据，即使她们在就业方面比一般男性更不稳定，即使仍有所有这些所谓的“女性”工作（生活助理人员、秘书、助理护士、护士、收银员、维修工等），我们的情况与昔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不同。然而，使这些“自古以来”被限制在狭窄的家务劳动中的数百万中国妇女得以融入社会劳动的王牌是什么？答案是“革命的胜利，圆满结束二十年的民族战争和内战”，“改造旧社会，摧毁整个旧的男尊女卑意识形态”。数以百万计的妇女积极参加了抗日战争，在解放区，她们直接地，而且往往是主要地行使了权力。这也是我们在法国的答案：革命，对无产阶级的剥削者进行革命战争，争夺新的权力。这就是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在他们的国家如印度或菲律宾发动人民战争的精神，摧毁封建准则（地主的性权利，针对年轻女孩的落后习俗），赢得自主选择婚姻的权利，平等权利，在解放区平等地参与经济和政治生活，审判性别歧视和性犯罪，创建革命的妇女组织。
让我们赢得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权力，以便它能解放整个人类，让“肩负半边天的妇女”征服这半边天! 法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法帝国主义绝对是整个法国无产阶级妇女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和剥削者，也是在法国主导的西非半殖民地和所有“海外”殖民地的主要敌人和剥削者，不管法帝国主义的代表是马克龙还是勒庞，这都是不重要的! 让我们现在开始组织起来，推翻这个无情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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