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新冠奥密客绒病毒疫情蔓延并在深圳上海北京各地爆发的时候，上海出现了一个雷暴一样的新闻“新长征福利院把活着的老人推进殡仪馆准备火化被查”。一时间全国人民义愤填膺，纷纷在网上表示愤怒，也正是因违有抖音微信视频，该事件没有被辟谣，而是瞬间传遍千家万户，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失职渎职的上海普陀区民政局相关领导干部、长征镇社会事业办主任、新长征福利院院长纷纷落马，等待他们的将是党纪政纪和法律的严惩。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说，这不是中国扫黑除恶、反腐倡廉的一个胜利，斗争才刚刚开始。
近有上海一社区医院护工拳打脚踢患病老人导致去世，远有江西南昌102岁老人被养老院护工捆绑而死，百度一下，相关养老院恶性事件频发不止，得到妥善处理和追究责任的却只能说九牛一毛。笔者的父亲也在不幸遭遇养老院违约虐待后，送往ICU后重病花费近百万终于不治；家人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和精神痛苦，却维权无门；无良养老院未获严惩，至今逍遥法外；监管机构消极不作为甚至替养老院辩护。现把事情始末简述如下：
我父亲是40年代生人，家中老大，下有10个弟妹，在京西的大山里煤矿为国家为家庭奉献了大半生。2018年他和我母亲意外跌倒，双双腰椎骨折。父亲做了手术，作为独生子的我无力照护，租房请人照顾却出了保姆渎职父亲再次摔倒的恶性事件，无奈把父母送到朝阳区XX堂养老院。后该养老院发生了护工照料不周，老人摔倒骨折以及护工不给我母亲送饭的恶性事件，又加之本人被单位安排到业务部门经常出差，于是又转往朝阳区垡头XX养老院，没料到竟然把父亲送进了鬼门关。入住后才发现养老院宣传的医疗服务之类都是假话，收费贵、房间小，疫情前后不断出现断电停水的现象，2020年三九天突然停暖，出现老人冻死的恶性事件。正在出差胆战心惊，计划春节马上把父母接出来。
狭小逼仄的养老院房间是一个伤心之地——我父亲在里面被养老院护工照顾不当、虐待捆绑患重病而死，我母亲重病幸免于难出去后却很快也偏瘫
不料春节前疫情暴发，民政局一纸文书封锁了养老院，我父亲失陷在里面，再也没有机会逃过这一劫。我母亲因养老院的虐待也险些丧命，幸亏命硬大难不死。投诉举报石沉大海，依法起诉遭遇判决不公，求助媒体无人愿接手，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幸亏在高院申请再审后遇到乌有网站仗义出手，让我能有个表达民意的渠道，在此表示衷心感谢。通过在乌有网站的阅读学习，我终于明白了坑害上海新长征福利院老人、我父亲和不计其数的无辜老人的幕后黑手原来是官僚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毛主席说要把官僚资本主义“这个坏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原因如下：
官僚资本主义倾向者本末倒置、大肆宣扬“基础病致死论”，将新冠肆虐期间无辜老人的去世由人祸轻描淡写为天灾加自然规律，以逃避行政方面的失职、道德上的谴责和法律上的责任，为今后他们变本加厉的权钱交易、寻租徇私、侵害老人铺路垫基。上海因新冠死亡已经超过500人，其中很大部分是老年人，监管部门和当事医院在新闻报道中一再强调死亡病人都有基础病，网络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推波助澜的强调“年龄大了死亡很正常，没有新冠也会死”。然而2020年亲率医疗队在武汉一线抗击新冠、被授予“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的中国工程院张伯礼院士指出,有基础病不是得重症和死亡的借口。无独有偶，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答复意见书中称，养老院并非专业医疗机构，疫情封闭期间所监测的我父亲异常生命体征仅可作为参考，不能作为判断疾病进展的依据，因此他们不告知家属的做法毫无问题。朝阳法院和北京市三中院的一二审法官也在判决书上反复强调，我父亲患重病并最终去世的主要原因是有基础病症，弦外之音就是案件的诱因不是养老院借新冠之机虐待老人致死，而是因为老人都有基础病症。
万能的基础病致死论成为某些官僚资本主义倾向的司法和行政人员的免责法宝、本人姓氏多次被篡改在他们看来很正常
基础病症是直接原因，违约虐老和不通知家属送医是间接原因。这是一种本末倒置，颠倒黑白的错误认识，危害很大。恰恰相反，违约虐老、不通知家属送医是直接原因，基础病症是间接原因。这个逻辑不能搞错，养老院如果没有利用新冠封闭之机违约虐老，出现重病不通知家属送医的违法行为，我父亲和其他许多因同样原因惨死的老人到现在都不会是重症，不会进ICU，更不会撒手人寰让家属痛断肝肠。朝阳区民政局相关人员、我父亲案件两审法官和上海那些持基础病决定论者，本质上是一群西方躺平共存派的拥簇者，希望用这个论点为他们的官僚资本主义倾向留下最后一丝体面，借以成功保护官僚资本逃离党纪国法的制裁。
官僚资本主义倾向者通过权力寻租配置资源，通过制定优于一般条件的补贴和限制维权来支持向他们提供“租金”的无良养老机构。纵观疫情期间各种养老院福利院老人被侵害致残致死事件，稍有常识的人无法相信上海福利院送活人去殡仪馆、我父亲和其他老人被虐待致死的事件只是几场偶发的孤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背后一定有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和真相。例如网上有人爆料，上海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长叫刘颖华，新长征福利院的法人叫刘颖骅。刘颖华于2020年9月7日被正式任命为上海普陀区民政局养老服务副科长，不到半个月，2020年9月22日就被提拔为科长，升职速度堪比火箭。工商查询软件上搜索到刘颖骅同时运营10家企业，其中包括一家养老院、一家医院心电图设备提供商和一家养老护理员培训机构。后经调查该养老院的承包人刘柱和刘颖骅是父子关系,已经垄断了上海市普陀区的养老行业,坐拥8家养老院,总床位超过1200张。为了降低成本，刘柱父子将照护老人的护工比例由1：4减少到疫情期间的1：20，服务质量大打折扣，支付最低薪酬招聘不合格的护工，并且为了私利到处诱骗不明真相的老人入住。在出现老人自杀和被起诉到法院的情况下仍能屹立不倒，民政系统检查前夕总能提前准备，屡次获得普陀区民政局的奖励补助。网友们强烈质疑其中是否存在公职人员开办企业、利益输送、公权私用、违规提拔的问题。
无独有偶，疫情之前我父母入住的朝阳区垡头XX养老院也是私人承包，该养老院合伙人之一、护理部主任荣XX据称原为垡头地区街道的公职人员。我父亲入住前该养老院仅有不到50名老人，8名护工；2020年疫情期间该养老院入住老人却暴增到近80名，护工反而只剩下7名，照顾我重度失能的父母的护工连续换了3人，照顾他们时间最长服务比较好的护工刘某宁于年初突然离职（后经了解是因为她照顾的另外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董姓大爷因三九天中央空调停暖冻死在房间里，很可能她被养老院当成了替罪羊解雇），最后照顾我父母的护工顾某丽是从别的养老院跳槽而来（严重怀疑是工作不合格被解雇又换到这里），当时她竟然负责4个重度失能和5名轻度失能老人！北京市《养老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办法规定，最低等级的一星级养老院护工照护重度失能老人比例不得超过3名，轻中度不得超过6名。垡头社区养老院严重超标却年年被朝阳区民政局评为二星级，享受国家财政补贴。该养老院先是以虚假宣传简介材料，声称“医护方面，我院与附近医院合作，医生定期来院巡诊，为老人进行身体监测和健康指导”，误导我父母入住。其后又严重违约，不但没有宣传上的医疗巡诊等服务，疫情前后更是经常停水停电停暖气，令入住老人们苦不堪言。2020年初我曾经多次与护理部主任荣X
X交涉该问题，得到的不是敷衍就是嘲讽“有钱去住高档养老院啊”（该养老院收费是每个重度失能老人5200元，房间用电加100元，已远超过我父母的退休工资），疫情期间朝阳区民政局封锁了养老院，禁止家属探视持续6个月。该养老院护工切断我和父母的联系，将我父亲用约束带捆绑在床上，经常不给喂药喂饭。我母亲心急如焚却因瘫痪在床手机被没收无法告知我，期间我父亲的血压降到了90/45，心率达到了110+（这是后来后从一审法院对方提供的证据上才得知的），养老院和护工却封锁消息，让我蒙在鼓里。直到恢复探视我见到父亲他已经休克昏迷，养老院却不按合同约定呼叫救护车，我连夜打车送往医院。我父亲重病住院后2020年8月底曾向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投诉举报朝阳区垡头XX养老院，结果对方各种敷衍搪塞，直到2020年10月22日我父亲在ICU去世仍然杳无音讯。我在市长信箱投诉后朝阳区民政局才漫不经心于2020年11月18日答复养老院自称无问题，调查未发现违法行为还要求我和母亲提供证据。
本人和母亲不服这样荒唐草率的信访意见，遂信访到市民政局要求复核，在市民政局同志亲自组织调查认为该养老院存在问题，并责令朝阳区民政局重新作出答复后，朝阳区民政局竟然只引用一部分市民政局意见，声称已督促养老院改正，不存在其他问题，完全无视《养老机构管理办法》第33条第二项的规定，未对养老院进行任何行政处罚。甚至在新作出的答复意见书中替养老院洗清责任，声称养老院并非医疗机构，养老院监测到生命体征异常不代表真的异常，养老院不继续监测也不通知家属送医属于正常行为。该答复意见书中谎言漏洞百出，甚至还出现时间穿越。例如：
答复意见大意是：2020年2月该民政局就穿越时空回到2021年回复本人的投诉；根据2018年的民间审计报告可以认定2019-2021年该养老院未骗取政府资金；2019年该养老院符合二星级标准所以2021年不存在不合格情况
甚至在我和母亲起诉养老院一审即将开庭前一天，朝阳区民政局将给我的答复意见书交给养老院出庭作证。看了上海养老院这件疑窦丛生的事件，不由让人联想朝阳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工作人员和朝阳区垡头XX养老院是否也存在个中奥妙、公私勾连？
官僚资本主义倾向者借机渗透司法机关，损害公平、危害社会稳定，妨害司法公正。纵观上海福利院事件，把活人送到殡仪馆，民政局因私废公、不予监管养老院是一方面诱因，法院的执法不公不作为则是另一方面因素。在天眼查中可以看到上海新长征福利院被公民赵彩英于2020年7月9日和2021年1月20日分别起诉了两次，案由均为“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说明该养老机构侵害老人权益已经屡次发生，而按照民事讼诉法的规定，案件早该于去年审结，却不见有判决结果，让人不得不怀疑该司法机构是否不作为。
在4月29日提交给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的再审申请书中,本人列举了五大类十四项一二审判决书中出现的涉及不公正判决之处。包括：
1、养老院虚假的宣传方式误导我父母入住；
2、一二审法官奉为判决金律的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早在2009年就被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认定为不适用；
3、欺诈经营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条文；一审法官以无法鉴定为由拒绝本人的司法鉴定申请程序属于违法；
4、限制排除起诉人应有民事权利导致起诉人举证不能并据此判决证据不足属于因果倒置；
5、一审二审过程中未取得违约方朝阳区垡头XX养老院反证，即认定养老院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违反合同会致人死亡，损失也不会高于13.5万元的做法有悖法定举证程序、逻辑混乱；
6、一审判决已认定养老院照护记录单有问题构成违约，本应同意司法鉴定进一步认定违约程度，法官却以自己无法自行判断、原告提交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申请。
7、二审判决竟然支持上述这种因果倒置的判案方法；
8、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老年人权益保护典型案例，指出养老院应尽附随义务（包括疫情期间对老人健康随时监测，根据老年人情况提供不损害健康的饮食，出现重大异常和突发重病通知家属并呼叫120急救送医），无权废止也不能以免责条款排除责任，一二审法官却在判决中人为为养老院排除相关责任，让人匪夷所思；
9、一二审判决认为：养老院允许我父亲在疫情发生之前多次自行去医院治疗就是“依据合同实际履行了部分服务内容”，所以2020年疫情严重养老院封闭期间合同违约“未达到重大过错程度”，仅有轻度过错。（我家为救活我父亲共花费90余万元，一二审判决金额13.5万元仅能弥补不足15%的损失，在法理上属于轻度责任）这种南辕北辙、指鹿为马式的司法判决逻辑令我、家人和代理律师瞠目结舌，仿佛看到了乱判葫芦案的葫芦僧本人。
10、一二审判决书认定“本院认为，根据现有证据显示，张X成（我父亲）在垡头社区养老院入住期间年龄较高、入住之前患有多种基础性疾病……”，然而双方庭审中根本就未提交过2019年3月我父亲入住之前的病历，不知两位法官大人是使用什么特异功能得知，难道是上海“基础病万能死因”的高人提前指点？
11、一审判决书写“本案系服务合同纠纷，还须遵循公平原则。……应适当考虑垡头社区养老院对损失的可预见程度、收益状况、……具体至本案，垡头社区养老院违约情形尚未达到严重过错程度。”《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对公平原则的定义是“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可见法官的逻辑就是养老院对我父亲的死一点没有责任，养老院盈利微薄，应适当照顾，适当出十几万买条人命吧。难怪上海新长征福利院和众多虐老的养老机构有恃无恐，原来是有葫芦僧法官保护，告也不怕。
12、一审法官称我们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七十七条和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明确规定，向养老院要求违约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伙食费、死亡赔偿金“超过法律规定范围”，不知道这位法官学的哪国法律。另外我方律师提交的我母亲护理费证明与我父亲同住养老院同时患病均与养老院违约有关，计算损失时也未加上该部分金额，该法官却如获至宝，将该收据作为我们要求过多的理由，令人不齿。
13、如同上文所述，二审法官搬出上海躺平派的金句，认为《居民死亡医院证明（推断）书》的死亡原因才是根本原因，所以一审法院对司法鉴定申请不予准许是正确的。这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我父亲死亡证明书上记载的死亡原因是重症肺炎、多器官衰竭和脓毒症，但仅为医学上导致死亡的最终原因。众所周知，医学死亡原因与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是两码事。如果医学死亡原因是导致死亡的根本原因，那山西医院拒收致死的心梗老人家属何故要揭露医院，纳粹集中营中死去的几千万受害者岂非与纳粹分子的虐待毫无干系？
14、一二审法官在判决书上出现多处篡改原告姓名的情况，自身缺乏遵纪守法意识，且涉嫌枉法裁判。二审判决书八次将本人的姓名篡改为“李X”，判决书后三段“张X”和“李X”混杂出现，且出现在判上诉人败诉的情况下。此举有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提升裁判文书质量切实防止低级错误反复发生的紧急通知》精神。在本人电话沟通质疑时，二审法官态度傲慢，居然称“笔误很正常。”如此漫不经心的工作作风态度和基本职业能力的欠缺实在难以让人相信二审法官认真敬业的研判了一审案情，且将应退还我和母亲的诉讼费恶意拖欠了三个多月，完全违反了国务院令第481号《诉讼费交纳办法》第五十三条的规定。很难想象平时都不遵纪守法的法官在判案时能做到公平公正。
百度和微信搜索起诉养老院案例，自2020年养老院疫情封闭期间开始，院内老人因养老院违约不尽义务而伤亡的案例不计其数。其中八成养老院都被判无责或轻微责任。微信有个专门给养老院献计免责的公众号“养老运营消消乐”上面，满眼都是“封闭管理期间，养老院老人XX(洗澡/散步/坠楼/重病等）死亡，家属起诉，法院：养老院无需担责”的文章，让人不禁怀疑各地司法机构/民营养老院资本家/相关御用律师中的官僚资本主义倾向分子已经互相串通、沆瀣一气，构筑起密不透风的反受害家属维权同盟。势单力孤的可怜家属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死无对证，打落牙和血吞，将痛失亲人无处维权的痛苦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在人群中孤立无援，如同流落在原始森林里的野人一般。
官僚资本主义倾向者损害社会主义优越性，将原本为人民服务的公共医疗和养老行业搞得如同帝国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社会一样乌烟瘴气，借以离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如果用“老人、养老院”为关键词在网上搜索，可以发现养老院虐待老人、收费高服务差（曾经我父母入住的XX堂养老院为节约成本给老人们有毒的地下废水冒充矿泉水饮用)，老人如同坐牢的新闻层出不穷，历经十余年未曾改变，已经成了社会顽疾毒瘤。譬如2011年郑州畅乐园老年公寓护工喂老人喝尿折磨殴打老人事件，知乎上广为流传的广州孤寡老人支付400万给顶级养老院却被护工两个月虐待致死事件，上海松江养老院护工捆绑殴打老人事件等等，都反映出现今因监管不严、法制追责不畅引起的老人权益被养老院恶意践踏却无处维权的窘境。
中国目前养老院老人们的遭遇简直就是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老人们的翻版。2020年日本冈山县南光庄养老院22名护工集体捆绑虐待殴打无辜的老人们，多人被虐待致死；2014年日本川崎市养老院护工半个月将三名老人扔下楼杀死；美国纽约州卫生部2006年承认有48家养老院虐待老人；2021年澳大利亚接到8793起虐待老人报案；2022年2月法国orpea高级疗养院被曝出多起虐老丑闻。归根结底，都是养老机构脱离国有管理，私人化资本化的结果。马克思说过“资本一旦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如此多的违法犯罪正说明养老院一方面利润丰厚，压缩用人成本、削减应有的服务和大量接受国家的补贴，令投资经营的资本家们获益匪浅，另一方面法律对其的惩罚不到位甚至根本不够资本获利的九牛一毛，如遇官僚资本勾结，更是草菅人命，毫无廉耻。我国养老院私有化之前虐待老人的事件凤毛麟角，很大程度上和当时公有制、公益性和监管处罚严格有关。帝国主义从冷战后期就鼓吹要“和平演变”中国，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最先觉察到这种危险，他强调“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的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必须肃清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错误。”近年来地方养老机构纷纷市场化、私有化，给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一个很好的机会，借机将中国的养老机构复制成西方唯利是图、漠视生命的虐老院的翻版，借各种不良欺老虐老事件频发降低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以达到他们“颜色革命”、通过潜伏的官僚资本、买办阶级不费一兵一卒将中国再次变成他们的殖民地的战略目的。
古代千军万马冲锋之前，先射一只哨音尖锐的响箭，作为进攻信号，谁能证明某上海福利院事件、我父亲和不计其数的老人被养老机构虐待致死却逍遥法外不是帝国主义颜色革命之前先射的响箭呢？惟有当机立断，釜底抽薪，才能挽救千千万万已经和即将老去的人民群众的明天，才能让党和政府树立威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步入正轨。查处了一个上海福利院还不够，还要把我父亲和其他受官僚资本主义迫害致死并妨碍维权的老人的幕后黑手揪出来，让他们伸手必被捉，再也没有机会。
【本文原载乌有之乡网，转至本站时略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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