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沙：美国“对台战略模糊”政策是怎么来的？

　　美国总统拜登23日在东京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会谈结束后举行了联合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向拜登提问，“如果台湾受到中国（大陆）的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

　　拜登说：“是的，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我们不会……情况是这样的，我们认同一个中国政策……”

　　对于拜登在日本提及台湾问题，事先许多媒体都有过预测。他在韩国不会这么做，因为韩国一直远离台湾问题，而日本并非如此。

　　但是，拜登在“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的问题说”YES“，却许多外媒相当吃惊。路透社报道称，拜登的表态似乎背离了美国当下所谓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敏感和最重要的问题。在拜登回答涉台问题时，他的国家安全助理们“似乎在仔细观察他”，而当他做出“明确承诺”时，其中一些人低下了头。

　　有些媒体认为拜登又一次出现了”口误“，白宫方面事后又需要”澄清“。

　　虽然拜登的”口误“或”失言“被炒得沸沸扬扬，但拜登说“YES”，唯一的作用就是给岛内“台独势力”打气，因为在经历美军撤离阿富汗以及美军对俄乌军事冲突袖手旁观之后，“台独势力”已经对“美军出兵保卫台湾”的神话失去了信心，惶恐不安。而拜登的“YES”则给它们打了一针“强心剂”，晚上台湾各档相声节目那些名嘴们又开始活蹦乱跳了。

　　拜登的“YES”，能改变美国的“对台战略模糊”政策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台战略模糊”是美国一项长期的内部政策，中国从来没有要求美国“模糊或清晰”，因为无论美国是采取战略模糊或是战略清晰政策，都绝不会改变中国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

　　换句话说，就算拜登政府现在去出台什么清晰命令，美国国会去通过什么军事护台法案，也根本无法影响中国选择什么手段去解决国家统一问题。

　　“对台战略模糊”是如何产生的？

　　美国建国两百多年以来，它的内外政策都是经过深思熟虑，通盘考虑而制定的，否则，也不会有今天的美国。

　　美国一直奉行“精英治国”原则，从华盛顿、亚当斯、杰斐逊、麦迪逊……到后来的林肯、罗斯福，还有没能当上总统的富兰克林、汉密尔顿、约翰.杰伊（大法官、唯一一任外交部长）等人皆是社会精英。

　　到了美国崛起成为列强之一，并在一战、二战之后变成了西方霸主时，美国的利益已远远超出国界线，与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复杂。

　　为此，美国又成立了一批智库，由各领域的学术精英向白宫、国会、国务院、军队提供战略分析报告，以便让决策层在这些报告的分析基础上做出战略判断。

　　提到美国智库，很多人会想到兰德智库。兰德名气大，并不是它有多么出色，而是广告做的好。这是一家商业机构，一直在四处兜售其“研究成果”。一百个案例，只要有七八个预测准确，就宣传这几个成果，把自己做成大品牌，服务于企业界、政治游说团队，获取报酬。

　　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智库，是由白宫、国会、国务院、五角大楼来指定课题，双方达成协议后，由官方拨款从事专门的研究。

　　二战以来顶级的美国智库：

　　外交学会，地址：纽约市东68街58号，负责分析美国外交政策以及美国能够有效干预的程度。

　　锡拉丘兹大学麦克斯维公民与公共事务学院，研究可执行的外交方案。

　　哈佛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马萨诸塞州剑桥市神学路6号，研究美国与各国的意识形态变化和冲突，代表学者基辛格。

　　霍普金斯大学华盛顿对外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军事技术发展及对美国战略影响，代表学者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克林顿的总统助理）

　　康伦公司，加州旧金山克莱大街310号，研究美国对远东（中国）外交政策。

　　还有专门研究苏联、东南亚、非洲、国际组织等智库。

　　这些智库的核心人物，不仅可以给白宫、国会提供分析报告，而且能够“转型”为政策执行人，如基辛格（外交、国安）、布热津斯基（外交、国安）、塔尔博特（对俄外交）和劳伦斯·林赛（美联储）等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1950年抗美援朝，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到了军事和政治上的双重沉重打击。

　　1953年签署停战协议后，美国不得不接受了“三八线”作为政治和军事的分界线。从此美国智库将中国列为重中之重的研究对象，一直到今天。

　　1959年底它们拿出一份针对中国的分析报告，这也成为了美国后面几任总统的主要决策依据。

　　当时美国精英对中国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也说明它们情报收集能力不错，主要结论有：

　　一、新中国将是美国在亚洲面临最复杂、最严重的问题。

　　二、在20世纪末，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一强。

　　三、民族主义具有最强有力的号召力。

　　四、有强烈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排外心理。

　　五、跨跃了许多军事发展阶段，将成为核大国。

　　六、依靠苏联是明显弱点，但随着中国进步，中苏摩擦可能增多。

　　七、视美国为头号敌人，但避免与美国再次直接交战。

　　八、绝不可能接受“两个中国”方案。

　　分析的主要过程：

　　1949年到1959年以来，中国成为了一个斯巴达式国家，不畏艰苦，勇于牺牲，爱憎分明。民兵训练、群众运动、体育煅练是这个国家的活力象征。

　　中国人在广告牌、出版物、广播节目里尽情羞辱美国，语调傲慢，极为乐观，相信“东风压倒西风”，中国必将再度走向辉煌。

　　在农村，地主阶层已经消失，他们的社会影响力不复存在，而农民地位得到了提高，土地改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在城市，工商业的政治影响力已被终止，资本家的经济地位被削弱，他们没有被消灭，而是顺利转入了国家企业管理层。

　　不成熟的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参加一定的体力劳动来换取工人阶级的尊敬。凡是能适应新秩序的知识分子都能得到优待和机会，并很容易得到政府研究基金。

　　军事方面，中国的正规武装人员约有二百四十万，专业化、科技化将是军队的发展趋势，而且民兵数量无法估测。

　　在建设时期，中国将竭力避免与美国作战，美国的对华政策必须建立在这个判断之上。

　　中国的工业、经济、军事都在迅速发展，他们雄厚的人力和资源正在为此服务。中国的主要发展目标是重工业，有理由相信在他们优先发展的范围里将取得显著效果。

　　中国工业革命道路肯定不会平坦，但就如世人所见，它可能是发展最迅速的一个国家。

　　虽然中国从苏联得到了第一批导弹，但中国还要走很长的一段路才能成为头等军事强国。

　　中国有着全球最庞大的陆军，但海军和空军是比较弱的，军事现代化才刚刚开始，这是领袖们肯定要致力发展的方向。

　　苏联的经济援助和军事保护是必要的，然而，中国会坚持要求在和苏联的联盟中享有平等地位。这将影响它们之间的关系，但这对于全世界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

　　中国人目前生活水平还无法确保温饱，人口增长速度使得消费品消耗极大，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中国人必须为下一代人的美好未来而无休止地劳动和牺牲。

　　中国正以巨人的步伐从极端落后的农业国走向工业化，他们的计划和技术，将跟苏联和日本一样引人注目，周边国家对中国既羡慕又惧怕。

　　用封锁政策搞垮新中国是没希望的，在条件允许下，美国要抓住机会与中国建立正常双边关系，避免美国成为中国头号敌人，而中美之间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问题。

　　中国台湾问题

　　中国不可能接受“两个中国”方案，宁可暂时不进联合国也不会接受同时存在两个中国代表。

　　中国确信，随着它力量与影响力增强，国际社会将不能不予以承认，到那时，联合国席位问题可以按照中国提出的条件加以解决。

　　台湾（省）的局势：

　　一、依赖美援才能生存。有利条件是台湾有一定的工业基础，电力、化学、金属制品、纺织业等有较大发展希望。台湾人可以通过工业发展得到工作机会，并成为兵力的来源。

　　二、权力掌握在精疲力尽的蒋介石手中，只有他能在最大程度控制国民党派系斗争。如果蒋介石去世，国民党高层将会有一大批失意者前往美国定居，但大多数人返回大陆希望渺茫。

　　国民党势力很可能会利用台湾本省人来增强群众支持力度，“民主化”将得到加强，但如果“民主化”到了一定程度，台湾必然会产生新的政治危机。

　　这种危机，将反映出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未曾解决的矛盾。尽管国民党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如教育、婚姻、文化等等，但两个群体之间最大的裂痕在于com-mitment（各有所托），850万台湾人与200多万大陆人对未来命运的寄托并不一致，四川人、山东人、湖北人、浙江人等大陆来台定居者希望重返家乡，而台湾人则不同。

　　如果返回大陆没有希望，那么经济状况良好的群体，将移居全球各地。

　　热衷于“台湾独立”的叛乱活动分子将从美国和日本转移到岛内。

　　经历过日本殖民统治一些人则强烈怀念旧殖民者，以日本遗民自居，它们既有别于台湾人，又不同于大陆人。但它们与台湾人一样，对于打回大陆没有任何兴趣。

　　国民党军队在美援支持下，保卫台湾绰绰有余，但打回大陆则远远不够。随着时间推移，台湾省籍的新兵比例会一直增加，将来除了空军还能掌握在大陆人手中，海军和陆军将被本省人充斥。

　　最关键的是，美国得出了一个判断，如果将来解放军的军事力量压倒了国民党军队（获得了制空权和制海权），那么，大陆肯定会寻求与他们雄心相匹配的统一手段。

　　而台湾岛对美国如此重要，美国如何能够在保护台湾政权的同时，又能避免与解放军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

　　因此，美国对是否会强行介入台海战争，只能保持模糊态度，以确保美国在台海维持最大利益。

　　今天，拜登要是急于想用摊牌来恐吓中国，那也绝不是一件坏事，对于美国来说也绝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