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就被刷屏的《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看得我实在胃泛酸水，浅拙一文。
1
应该来说，文字的使用权和改造权在历史上一直以来都为精英阶层所把持，不论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的诗词，还是“深藏内府处，一书惊天人”的长著，长久至今，文字始终是一门曲高和寡的艺术。
属于底层大众的只有“说”，而“写”永远是精英阶层的特权。
情趣是他们写的，政治是他们写的，历史也是他们写的，就连底层大众都是他们的笔象之一，他们才是垄断一切解释的“周期律性”的势力。
著名诗评家张同吾先生就曾认为：“在所有的文学当中，诗歌是一种精英文化，尤其以古典诗词为甚。”
上可以文案依附权力，“以诗谋仕”；下可以曲调取嘻人间，“以诗戏妓”——这就是旧时文人的多数“风骨”，以致绵延至今。
而普罗群众呢？史书长册里，他们永远只有柴米油盐、只有挑水耕田、只有织布编麻。
他们是官吏皮鞭下的宫殿建筑工，他们更是文坛大夫笔触下的粗鄙无用人。
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浩浩汤汤的长史之中，“愚昧”总是首选词。
哪怕如晏阳初先生，对农村和农民的描述也大抵不过“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
著名的“祖师爷”胡适先生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更是提出“五鬼乱中华”的惊世学说，在“愚昧、贫穷、疾病、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为首鬼——这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众的。
是群众的愚昧耽误了胡适之们的优雅，是群众的粗俗妨碍了胡适之们的进步。总之，一切都是人民群众的锅。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阶层的描述里，大众的“愚昧”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
在这个判断下，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群众，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时也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2
1912年，宋美龄进入美国佐治亚州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年后转入卫尔斯利学院，学习英国文学。
据她在威斯里安的好友回忆，英国学者威尔士的《世界史纲》令她“欣喜若狂”，而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作品令她厌恶。
原因无他：《世界史纲》从宏观视角讲述了人类发展进程，而莫泊桑的作品则更多反映底层民众的生活，也就是宋美龄认为跟她无关的生活。
后至战时，宋美龄请美国《时代》周刊女记者在重庆一家西餐馆吃饭，饭间拿起骆驼牌香烟要抽，问女记者：“你抽不抽烟？”女记者说：“不好意思，墙上有标语，‘请勿吸烟’。标语里还说，种烟草的经费应当省下来种田，增加粮食生产。”
宋美龄随即便自己一个人抽了起来，弄得女记者烟瘾大发：“夫人，其实我是抽烟的，但我看到墙上有标语，不好意思抽。”
宋美龄缓缓回答说：“那个标语是写给老百姓看的。”
1943年，罗斯福夫妇邀请宋美龄共进晚餐，席间谈到了美国矿工罢工事件，罗斯福问宋美龄：“如果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解决？”
宋美龄没有说话，只是用手划过脖子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
后来罗斯福问妻子埃莉诺：“你还认为宋美龄是一个性格温柔甜蜜、易于亲近的人吗？”
宋美龄能做出这个手势并不出奇。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在上海血洗共产党人和罢工群众。八个月后，宋美龄便选择嫁给了蒋介石，他的残忍无情根本不会影响她的选择，她只是选择了要跟中国最有权势的人结婚——一个军人，一个能控制各路军阀，能手握军政大权的军人，她需要的不过是“玫瑰与权杖”的结合。
即使在抗战期间，宋美龄也保持着她本人一贯的生活水准。
她酷爱旗袍，有一位专职裁缝张瑞香常伴左右。从抗战开始张瑞香就跟随宋美龄前往重庆，1942年宋美龄赴美国时也带着他。
张瑞香一年当中除了除夕休息一天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给宋美龄做旗袍。很多旗袍做好后，她只是欣赏一下便放进衣橱，一辈子都不会穿。
曾服侍蒋宋夫妇的翁元回忆说：“宋美龄衣橱内的旗袍件数，大概现今世界上无人能出其右。”
知情者称，宋美龄迁居美国时携带的99箱行李中，有55箱是旗袍和其他衣服。
美国作家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一书中说：“她脚上穿的一双镶有钻石的鞋值80万元，一件外衣值50万元。”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宋美龄访美期间，享用着从英国专门订制并用飞机运来的免税香烟；台湾《中国时报》专栏作家林博文说：“宋美龄一边在美国拉赞助，一边却大肆挥霍，她当时的开销达到100万美元。另据统计，她这次访美共募集到资金约125万美元。”
抗战胜利后，一位外国记者在南京宋美龄家中采访宋美龄，那天“蒋夫人格外漂亮”。在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觉得宋美龄有望成为当代的圣女贞德，“但你得取下这些宝石和翡翠，深入百姓之中，脱掉那些丝绸，穿上普通衣衫，你只有这样才能拯救中国”。
宋美龄听罢站起来，穿过房间走到门口，然后转身，优雅地问记者：“你想再来一块蛋糕吗？”
读史总是惜今，这更让感叹今时今日的“此时此刻，恰如彼时此刻”：
就在这条嘲讽“野蛮生长”的博文发出的第二天，“浦东抢菜”的新闻上了热搜，上海疫情进入严峻期……
还记得鲁迅先生写的《推》吗：
两三月前，报上好像登过一条新闻，说有一个卖报的孩子，踏上电车的踏脚去取报钱，误踹住了一个下来的客人的衣角，那人大怒，用力一推，孩子跌入车下，电车又刚刚走动，一时停不住，把孩子碾死了。
推倒孩子的人，却早已不知所往。但衣角会被踹住，可见穿的是长衫，即使不是“高等华人”，总该是属于上等的。
我们在上海路上走，时常会遇见两种横冲直撞，对于对面或前面的行人决不稍让的人物。
一种是不用两手，却只将直直的长脚，如入无人之境似的踏过来，倘不让开，他就会踏在你的肚子或肩膀上——这是洋大人，都是“高等”的，没有华人那样上下的区别。
一种就是弯上他两条臂膊，手掌向外，像蝎子的两个钳一样，一路推过去，不管被推的人是跌在泥塘或火坑里——这就是我们的同胞。
然而“上等”的，他坐电车，要坐二等所改的三等车；他看报，要看专登黑幕的小报；他坐着看得咽唾沫，但一走动，又是推；上车，进门，买票，寄信，他推；出门，下车，避祸，逃难，他又推。
推得女人孩子都踉踉跄跄，跌倒了，他就从活人上踏过，跌死了，他就从死尸上踏过，走出外面，用舌头舔舔自己的厚嘴唇，什么也不觉得。
住在上海，想不遇到推与踏，是不能的。
而且这“推与踏”也还要廓大开去，要推倒一切下等华人中的幼弱者，要踏倒一切下等华人。
这时就只剩了高等华人颂祝着：“阿唷，真好白相来希呀。为保全文化起见，是虽然牺牲任何物质，也不应该顾惜的——这些物质有什么重要性呢！”
结果事实证明：当开始面目狰狞抢菜的时候，是没有功夫端咖啡、品红酒的，也不再嫌弃有没有三黄鸡和绿叶菜。
事实早已证明：宋美龄的牛奶浴也曾从南京泡到了重庆，但当日本人的大轰炸每次到来时，她连旗袍的扣子都是乱的。
事实同样证明：到最后赶来支援的，还是全国各地那些被瞧不起的、“给点面粉和土豆就能活”的“乡毋宁”。
3
“文字已死”的垂垂哀叹不是今天才有的，更有甚者曾在网络呻吟“今中国文脉已断……”
与之相配的是这种言论：
什么是优雅的“高跟鞋”，有多么的优雅？
民国女性众亿，但能成军阀家妾的不过几千，倒是妓女达到百万之众。除为奴为妾为妓之外的老妇丑妇残妇，则不过是战争屠刀下、一辆辆运尸车里的女尸罢了。
同时，就说这优雅高贵的军阀太太，多为穷苦女性卖身，“一朝得意，惟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妻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角色仍然时时更换”（见：王书奴.《中国昌妓史》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336页）
1930年，南京国府公布《亲属法》，明文规定纳妾制度应该废除，原文如下：“妾之制度，亟应废止，虽事实上尚有存在者，而法律上不容承认其存在，其地位如何，毋庸以法典及单行法特为规定。至其子女之地位，例如遗产继承问题，及亲属结婚限制问题等，凡非婚生子女，均与婚生子女同，已于各该问题分别规定，固无须另行解决也。”
但是在实际司法操作中却是：“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
高跟鞋，还优雅吗，还怀念吗？
敢问是谁，废除了这尸山血海里滴着血滴的“高跟鞋”？是谁，将亿万被凌辱的妇女从军阀里、从妓院里、从日本慰安队伍里、从蒋府国军里拯救出来？
正是崇拜贵族的小资们所不屑鄙视的1949新中国。
所谓“贵族崇拜”、“贵族向往”，以及推崇的“贵族气质”，其本质就是精英史观——而这种史观的素材兑现，是需要建立于根基庞大的精英集团垄断之上的。
军事武装垄断、政治权力垄断、经济垄断、知识垄断、舆论垄断，五点共同组成领域分明、等级森严的阶级压迫。
蒋府民国时期，社会中有官民压迫，体制内有官阶压迫，军队内有将士压迫。
抗战怎么丢掉大片国土的，解放战争又是怎么输的？
前线壮丁流民炮灰堆成尸山，后方高级军官则带着妓女小妾进战壕——“将悦则长胜”，看他国军的气质贵族不贵族？
这贵族气质也被他们从“十里洋场万具尸”的长三角，带到了大西南。重庆成为陪都后，一时间名流云集、冠盖满山城。
然而奢华的贵族精神救得了中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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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修德给出评价：“在战争接近结束时，重庆变成了一个毫无忌惮的悲观厌世的城，骨髓里都是贪污腐化的…重庆过去的精神仅止于轰炸完结时，止于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危险过去了，这精神就死了。”(见白修德《中国的惊雷》，新华出版社，第19页)
再看中共军队，真土鳖！别说军官等级的贵族制度，竟然还有“士兵委员会”这种事物，甚至还有“班长给新兵洗脚”的解放军传统。
和他蒋记国军一比，毛泽东的部队真是土得掉渣。
可偏偏就是这么一支土得掉渣的军队，在中国发动了土地革命，废除了缙绅阶层不纳粮的特权，让广大农民翻身、穿上了“劳保鞋”。
历史上鲜有“锄豪强，抑兼并”的政策可以真正落实：自公元前7年汉哀帝绥和二年颁布封建史上第一次限田令以来，如王莽的王田制、晋初的占田制、北魏的均田制，无不在既得利益的缙绅、官僚、豪强反对下成为一纸空文——这让士大夫阶层与地主后代们，怎能不在他老人家死后携“贵族气质复兴”反攻倒算、感叹“文脉已断”？
一句“人民万岁”，不但让农民拥有土地，更“大逆不道”的是还胆敢让他们识字看书、学法参政、将所有在旧社会中收拢于上层精英的权力，统统下放下沉。
他不但让底层百姓穿暖食饱，还要让党内党外过去学识匮乏的人多学多识，“我劝同志们多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
一个人人皆登“劳保鞋”的社会，只能说明其包含着两个侧面：既无油光长靴，又无血痕赤脚。
而这，正是共产党打下的新中国给予这个世界的最大创造：砸碎一切油头粉面的“贵族”，浩荡六亿神州，放眼尽是舜尧。
千年华夏，最令苟且小资们颤抖——甚至何止是颤抖，简直是泪如雨下、恨不得愤郁而终的，或许就是那一声拔地而起的“人民万岁！”
4
还有三天，5月24日，就是新中国发起扫盲运动的七十周年。
“黑格隆冬天上，出呀出星星。黑板上写字，放呀么放光明。什么字，放光明?学习，学习二字我认得清……”1950年代，这首《夫妻识字》曾在大江南北风靡一时。
那时，无数工人和农民，那些半辈子没碰过笔墨纸砚的旧中国“屁民”、“贱民”，就是唱着这首歌走进了扫盲班的课堂。
山东省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那是一个仅有三百多户农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九个人识字。
当时合作社找到其中七人作为记账员，可他们也识字不多，许多社员的名字、农具、肥料都写不上来，只好用画圈、画杠代替，时间久了，圈圈、杠杠满天飞，成了一笔糊涂账。
为此，高家柳沟团支部向合作社提出要组织社员学文化，首先要解决记账问题。团支部决定首先要从学写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再学各种农活、农具的名字，“做什么，学什么”。
于是，高家柳沟的学习班先从社员的名字学起，然后逐步学到土地、农活和各种农具的名字。
初春时，社员忙着春耕和送粪，他们就学“春耕”“送粪”两个词;捕打红蜘蛛的时候，他们就学习“红蜘蛛”；该深翻地了，他们又学了“深翻地”三个字。
为了防止回生，每天晚上学员们都集中起来学习，白天劳动间隙，识字班还办到了田间地头。
经过两个半月的学习，参加学习的115名青年，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人能记自己的工账，不能记账的只有4人。
毛主席看过高家柳沟记工学习班的事迹后，把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收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并写下了八百多字按语：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第一步为了记工需要，学习本村本乡的人名、地名、工具名、农活名和一些必要的语汇，大约两三百字。第二步，再学进一步的文字和语汇。要编两种课本。第一种课本应当由从事指导合作社工作的同志，帮助当地的知识分子，各就自己那里的合作社的需要去编。第二种课本……根据一个小范围的地方的事物和语汇，加上一部分全省和全国性的事物和语汇编出来，也只要几百字。第三步，由各省(市、区)教育机关编第三种通常应用的课本。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仿办。”
毛主席对高家柳沟村事迹的批示很快传达到了全国，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编起了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扫盲教材。
这些教材五花八门，有的是面对工人的，有的是面对农民的，还有的是专门教城市家庭妇女的。根据各自目标群体的不同，课本中课文的内容也不尽相同。
1960年，扫盲工作开始注重巩固成果。1964年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经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
七年之后，毛主席在和一个外国代表团谈话中说：“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
1968年7月，他在接见北京“五大学生领袖”时又严肃地指出：“学生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
对于知识分子阶层由于知识垄断而形成腐化的周期率性的痛点，毛主席一直深为担忧。
1957年7月，他甚至在公开场合这样言辞批评过：“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所以，他会给出这样的定义：“如果路线错误，知识越多越反动”；
所以，早在1942年5月的延安，他就发出过这样的感叹：“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
进入50年代，党内的某些风气和社会上的诸多现象，让老人家越来越不安。
他早早地告诫过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继续革命的的道路还更长、更艰巨——可是似乎这样的党内劝诫愈发无人回应、愈发被淹没。
城市与农村的距离、官僚/知识分子与农民/工人的距离，在50年代后期有了一丝扩大的端倪，这令毛主席察觉到继续革命、以及重新扶起农民阶级高位的必要性。
恩格斯曾在1842年11月说过：“只有工人、贱民、穷人，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尽管他们粗野、道德败坏。，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他们是可塑性的材料。他们没有受过教育，但他们也没有偏见，他们还有力量从事伟大的民族事业，他们很有前途。”
从中国国情出发，像王国藩、陈永贵、吕玉兰、吴仁宝、王宏斌这样的农民积极分子，从来就不该被边缘化，他们不仅代表着一个阶级的地位，也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
毛主席46岁时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就抒发过“判断一个青年是否是革命的，就看是否愿意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
5
当他们说笔芯的时候，我不在乎，因为我只比心；
后来他们说沙雕和雨女无瓜，我不在乎，因为我不看巴拉巴拉小魔仙；
后来他们说集美们，giegie，我不在乎，因为我不看直播；
后来当他们开始满嘴的修勾、贵物，我不在乎，因为我不愿与他们同流合污。
最后当他们只会说老六、二臂、栓Q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乎了，所有人都被同化在这失去创造力的文字茧房中了。
所以我们生活的时代：歌词越来越口水化，文学越来越网络化，诗歌越来越浅显化，大众词汇越来越庸俗化……
世上总是劣币驱逐良币。
当什么都可以绝绝子的时候，当人人都愿意绝绝子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成语绝句了。
《中文大约的确已经死了》里的这段话，不知道的我还以为十有捌玖是如今央视春晚的导演组写的。
因为这不正是今天诸如春晚之类官办节目的弊病：不接地气、脱离人民、不亲群众、自说自话。
你不看巴啦啦小魔仙，还不许群众看？你不看直播，还不许群众看？
继而，不视民意的你创作出的作品群众不爱看、与群众生态格格不入，你就要大发雷霆或故作悲态：“唉，我太高雅了，他们这些屁民根本不懂～”
这让我想起了曾经周立波嘲讽郭德纲、也是后来杨坤嘲讽《惊雷》（喊麦歌曲）的“咖啡与大蒜”之争。
谁是咖啡，谁是大蒜，是你说了算还是群众说了算？甚至咖啡和大蒜到底哪个更“高大上”，甚至只甚至到底什么才是“高大上”、其定义权到底在谁手里，你说了算还是人民群众说了算？
有句话听没听过：“人民喜闻乐见，你不喜欢，你算老几？”
送某些人两句毛主席的话：
“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那个东西不行，要推陈出新。” 1963年9月。
“文化部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196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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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的网友们、群众们、百姓们总是善于解构的，我们嘲讽六小龄童就直接将其概为「六学」，我们热衷电影《让子弹飞》就直接将其概为「让学」——这可直接激怒了那些高高在上、大腹便便的“精英学者”：“你们这些小老百姓！你们那些游戏，能叫‘学’吗！你们懂不懂学问！”
是是是，小老百姓确实不懂学问、不懂文化、不懂“高大上”，看不明白今天这些自上世纪80年代死灰复燃、卷土重来的文化士大夫们的学问与优雅：
贾平凹女儿贾浅浅“诗作”
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周百义
这就是当今体制内顶层文坛的大家，为人民群众打造的文字生态：遍地荤臭，肛腥横流。
但是他们却淡定不乱，甚至会骄傲地捋捋头发：“这是艺术，你们这等土老帽不懂！”
1962年12月12日，毛主席在给彭真、刘仁的批示中曾这样说：“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都说老人家早看了五十年，事实上又何止五十年。
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艺术”？
很简单，就是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引导群众积极向上的对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都有助推作用的文艺作品。
比如40年代活跃于延安解放区的作家丁玲，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描绘了一幅幅专注于农民个体和革命生产面貌的马克思主义文学，这就是典型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性质的文学”。
那么今天呢，老人家当年是多虑吗？
与“社会主义的艺术”反着来的是什么？那就是资产阶级的艺术。
它需要特殊的观摩框架以欣赏，需要特殊的权力渠道以推广，需要特殊的歪曲视角以解读，需要特殊的制度平台以保护。
总之，资产阶级的艺术意味着一切都是特殊化的，它必须脱离群众，使自己“曲高和寡”，方能在高度的特殊化之中实现对艺术高度的垄断——垄断创作权、垄断解释权、垄断宣传权。
过去，文学等艺术的一系列权力属于人民，为人民书写篇章的人被称为“人民艺术家”。
因为创作的原动力不是为了去分离集体、把自己摘出来，而是要服务和讴歌集体、将自己放进去。
从历史看，1985年是一个显著的转折。
1985年，刘宾雁在《开拓》创刊号上发表了报告文学《第二种忠诚》，同年在《文汇月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我的日记》，算是拉开了伤痕文学的序幕。
同年，钱理群、陈平原、黄子平三人合作出品的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被发表。随后，他们围绕这一问题又进行了六次对谈，并在《读书》杂志上连刊。
最后，结集成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出版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时间则为1988年。
1988这一年，《红旗》杂志宣告休刊，某部著名纪录片粉墨登台，一切都在呼应着。
同在这一年，王晓明与陈思和在《上海文论》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专栏，提出要“重新研究、评估中国新文学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
这无异于一种对历史的颠覆和起义。
从1988年第4期一直持续到1989年第6期，一年半的时间里，该专栏发表了一大批带有强烈“重写”色彩的论文。
一切都要“重写”，仿佛一切都要重来。
饭要重新吃一遍，书要重新念一遍，衣服也要重新穿一遍。
气宇轩昂，进入90年代。
90年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学景象？无论是马克斯·韦伯鼓吹的“学术作为一种职业”被突然传播， 还是陈寅恪被推崇为“文化英雄”，都昭示了一种以学者自持立场为政治本位的新社会认同方式。
用许多人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从80年代末之后，知识分子与国家宣布了分手。”
但这其中有一个被掩藏的问题：“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其本身的门槛早已经在80年代被磨平剁碎。
进入“改革的春天”之后，想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已然不需要像80年代之前那般会造桥修路、通渠灌溉、医治百病，更不需要去过问什么核弹卫星、潜艇大炮——你只需要会摆弄摆弄笔头子、扯几句淫语再高亢地呻吟，你就是知识分子了。
正是在此时，出现了一本叫做《再解读》的书，它生动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的某种氛围，一种强烈对峙的氛围：① 40-70年代文学与所谓“新时期文学”的对峙；② 五四文学与所谓“大众文学”的对峙。
争锋最激烈时，一度被理解为“现代”与“传统”的对峙、“文学”与“政治”的对峙、“文明”与“愚昧”的对峙。
拿笔杆子的人们，不论水平如何，终于宣示了和过往的决裂、也是同底层群众的决裂。
从那时起，一大批自诩为“启蒙导师”的人，开始从人民的共同体里跳跃出来，旋即回身，冷眼俯瞰着亿万双群众眼睛和耳朵——这在他们看来都是自己的读者听众、都要接受自己的启蒙与教化。
到2012年之前，他们肆无忌惮得喷粪狂跳了足足三十年。
晚近三十年，文字工作者逐步在创作过程中追求脱离底层的生活，同时谋求内容与词藻的无限精致化，这种个体的演变显然是宥于大环境、大时代的震荡。
左翼运动的消沉，导致了左翼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跌沦。
中国作为由无产阶级专政而竖旗政权的国家，从现实的表象上看，并未充当“挽救者”或“托底者”的角色，这是非常遗憾的。
相反，中国的主流文学、把持文学权力的精英人物似乎还在靡靡之音中接纳并顺应了这股“世界潮流”，并以“融入世界”为傲。
从而，或主动或被动地驱逐了曾经是文学舞台主角的“人民文学”、“革命文学”与“解放区文学”。
跋
“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
“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
1942年5月2日的延安，毛主席说得非常清楚，然今人们可会再以此为评判准绳？
从1915到1966，经历过两次伟大文化革命的中华民族不会丢掉历史遗产，它会告诉所有后来的人什么是文字，什么是真理。
正如前文提及的张同吾先生所说：“写诗的人不必为大众、小众、中心、边缘操心。只要世界不消亡，诗歌就永远存在。”
中文未死，而资产阶级必亡。
牛排和红酒死了，这是一件绝对值得拍手称快、鞭炮齐鸣的盛事——就是要让被那些惺惺作态、矫揉造作之辈眼中的所谓“泥腿子”们自由自在的揪着牛排夹大馍、快饮红酒漱口水，这才是「庶民的胜利」。
真正的教育家不是培养大师的，而是消灭大师的；真正的文学家不仅是“六朝如梦鸟空啼”，更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文化”，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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