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理解乡村振兴吗？

　　我来自赣西的乡下，村庄离我们县城100里，乏善可陈。这100里，我走了13年，直到13岁进城念高中。后又4年，不甘心地去了省城上大学。

　　工作后，先去了广州，后兜兜转转来到当年一直想考进来的魔都，后又去过首都呆过一年。可惜没能留过洋，不然今天在喊出“走过世界，回到自己”这句话时，底气还要更足一点。

　　工作后喜欢瞎走，每在离职间隙就独自出去一两个月，加上一直以来的兴趣、工作，已走遍祖国大多数省份。从喜马拉雅山间粗粝的藏族小村，到天山深处蓝眼睛的乌兹别克族村庄，从敲开乌珠穆沁草原深处普通牧民家的蒙古包，到云南边陲雨林间一天几个民族的走访……不知那里的人们都还好吗？

　　若问最念，莫过于此。

　　什么是乡村振兴？不只是大城市专家们谈论的产业，也不只是城里人关心的节假日去哪玩，更不是人们普遍质疑的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天大地大，都大不过生活，那广袤大地上的人和生活，才是“振兴”的源起与目标。

　　从2005年国家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始于浙江安吉的“美丽乡村”建设，从2017年国家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到2019年我选择寻回初心、记述乡村、走访各种乡建者，乡村，其实一直都在热闹地孤寂着。

　　罕有人真的关心，那广袤乡下的人们，过得还好吗？需要的是什么？问题在哪里？以及，未来何去何从……

　　这些，才是我的“乡村振兴观”。

｜十多年过去了，喜马拉雅山里的这些孩子都应该长大了

　　许多人说到乡村就一脸沉重，就差脱口而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大可不必。今时不同往日，今天的乡村，其实已经振兴了。

　　你去看大多数乡村，水泥/柏油路修好了，山更青水也更绿了；WiFi覆盖了，电商可以进村/集市了；人们都住小楼房了（住不起的国家也帮忙盖好了），不想千里迢迢出去打工的，也可以在就近的工业园上班了。虽然收入还不算高，但只要不懒、不搞黄赌毒，自给自足甚至安居乐业，都不在话下。

　　伴随着经济的相对独立，群众的腰杆也更直了。有一回，我问一位因为耿直、事业上并不得志的副镇长，你大事干不了，天天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在乡下吵吵，老百姓还跟你对骂，你觉得有意思不？

　　她哈哈一笑，没什么不好啊，以前只听说干部欺负群众，现在一个乡下的老头子也敢指着县长的鼻子骂，这是好事啊……

　　什么是时代发展？这些，都是。国之大者，为国为民，不能说一部分人的利益、权威受损，觉得委屈，就不见这个国家整体性的、由下而上的变化（当然还有很多不足）。

　　当然，上述这些振兴，总体还是硬件上的。如果说二十年来，乡村已经实现了上半场、硬件的振兴，那么，接下来的下半场，就应该是软件的振兴、人的振兴。这是第一个原则。

　　长期以来，我们说起“小农”，就联想到劣根性、愚昧、落后，亦大可不必。今时不同往日，农民并不需要同情，甚至还有一定的“小农优越性”。

　　我经常拿我父亲做对比，他在老家找了份2000块钱的工作，还算轻松，骑电瓶车20分钟就到单位，准时上下班，加班还要另算工资；200多平米的小楼房住着（虽然有点老旧），门前屋后种着各种果树，够他夏秋两季不重样；想吃什么菜，随手在菜园子里拔，压根不用担心农药残留，鸡鸭也在院子里溜达着，绝对天然健康；兴之所至，抓个网去小溪、小河沟试试，小鱼小虾小泥鳅之类，倒也不会空手而归；现今农民也能参加社保、新农合医保了，还有耕地转出去的租金、偶尔一点农业补贴……所以他的收入，绝不是“2000元*12=2.4万”这种简单算法。

　　反观城市上班族，各种收入，工资条上一清二楚，所有支出，也全依赖这张工资条。所以父亲只要打麻将手气不太差，2000块钱，一个月能存1500，而收入是他十多倍的我们，在魔都却总是捉襟见肘、谨小慎微……

　　魔都月收入2万，面对房贷、车贷、教育、各种生活支出，通常要紧巴巴，它跟内地省城一万多，县城五六千，乡下三四千的收入，其实际“获得感”并没有本质差别。如果你非要用2万这个数值来衡量，那乡村真是太不幸了。但实际生活告诉你，并不是这回事。

　　存在即是合理，大城市、小县城、乡村，各有悲欢，但也各得其所。人们进可“追求”大城市，求而不得，也大可退而结网。但如果心中只有他人给的定义和标准，临渊羡鱼、忿忿不平、满腹牢骚，于人于己，都是无益的。

　　人们都应该从这绝对数值中走出来，去审视自己的相对价值。譬如乡村，应该看到自己独特的生活价值、文化价值，小农的灵活性、熟人社会的交易低成本，等等；城市也大可不必居高临下，乡村有大量城市欠缺、需要的东西，你想要，那就拿东西来换，而不是继续像征地一样，靠掠夺或洗脑。

　　乡村不需要同情，需要的是平等交换。把这个平等性建起来，才是根本上的振兴。这是第二个原则。

｜浙江建德市，一个远离城市的山区农村

　　相比城市，精英阶层往往对乡村缺乏足够的感情和立场，许多政策就变成了一种“我需要你振兴”式的“强力振兴”。比如，近期广西玉林为建设百万人口大城市（或为了支撑房价、土地财政），政府组织、甚至下达指标，让乡镇居民、农民到城市看房、买房。

　　这样自私自利的“振兴”太多了：

　　为了你们的孩子能受到好的教育，都搬到城里来吧（一面加紧撤并乡村中小学）；

　　集中才是出路，也为了搞出建设用地指标，把你们的村子拆掉“复耕”，你们自己再补“点”钱来城里买房吧；

　　为了你们都能洗脚上岸，都来工业园上班吧——事实可能是政府招商政策里允诺解决招工问题；

　　为了保持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需要控制农民工工资标准，还有，什么是“交金”？有份工作就不错了，还“要啥自行车”；

　　你看工厂都招不到工人了，所以你们不应该去送快递/外卖、开滴滴，而应该进厂……

　　啄木鸟吃虫子，客观上维护了森林的健康，但它的出发点，绝不是为了做“森林卫士”，而是为了活着。虽然结果是好的，但它拿着“森林卫士”的名片到处去制造虫子、四处乱啄，就是它的不对了。

　　万事万物自有它的规律，按照规律一点一点进步，即便缓慢，也好过拿着针管到处乱晃——一一看你就有病，过来打一针。这是原则之三。

　　乡（别）村（人）有病，城（自）市（己）就没病吗？

　　城市不光有病，光靠自己还很难治。从各种污染、拥挤等老城市病，到一些资源枯竭型城市的迅速衰败，从近年来的躺平、内卷，再到疫情期间问题的集中爆发，城市带来聚集效应，也孕育着风险，看似组织严密，实则不堪一击，看似迅速发展，实则“单车效应”、能进不能退。

　　人们强调的药方，主要是科技创新。但无论是科技创新、智能化，还是资本增密，都无可避免地伴随着对人的价值的压制，以及对人的不断挤出——越是大城市，就越是如此。

　　长期内卷的事实证明，真正实现阶层跃升、能掌握自己命运、能跟随科技和资本一起升级的人，都太少了，所以，内卷，就是现代经济的必然。一面是“经济规律”和发展需求，一面是人的不断贬值，进退两难，这种城市、市场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不是一句简单的“科技创新”就能解决的。

　　大量被“劣”汰的人能去往何处？内卷下的人们去哪里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人们谨小慎微、忍辱负重为之奋斗的“现代化”生活，意义又在哪里？继续片面强调城市化、市场经济固有思维，只能将这些问题推向市场化的极端，比如，西方大城市化的贫民窟、暴力街区、循环性的平民破产、阶层割裂无法调和……

　　如果说污染、拥挤等城市病还可医，这些规律性、逻辑上的病，城市自己并不能医。

　　唯中国之所幸，是没有大量失地农民，城市买不起房、落不了户还可以回乡；

　　所幸我们的乡村依然青山绿水、乡愁依旧，而且没有被少数人占了去，人们并没有失了那归家之路；

　　所幸每个中国人都有着广袤的“战略纵深”，大城市不好混还可以去二三四五六线、或者去乡村，大家各有活法，大可不必自惭形秽；

　　所幸国家在效率面前，尽量在追求均衡发展——即便你退到山里，只要打开手机，也可与世界正常接轨，甚至只要愿意，做个网红博主、卖点山货，“高质量发展”，也并非不可能。

　　所以，救乡村就是救城市，乡村振兴，也是有关我们每个人“退路”“出路”的振兴。少一点自我优越、自私自利，彼此尊重，城乡融合，携手发展，方为出路。此为原则之四。

　　要谈出路，首先要规避的是几个误区。

　　其一，如上文所述，“大国大城”式居高临下、旁观式、或自私性地审视乡村。

　　无需过于美化城市，也无需藐视农民的生活智慧。事实上，条件太差、过于分散的乡村已被自然淘汰，或被政府搬迁掉了。还留下来的大多数乡村，不想或无力进城的农民，对他们多一些尊重和理解，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补齐短板、搞好家园——比如恢复乡村中小学、合作医疗、基层组织重塑……

　　其二，乡村振兴，不应大谈产业化。有产业基础的乡村，我概述为“一对王”——城郊+景区范畴，“四个二”——工业化乡村（集中在沿海地区）+高度城市化地区乡村（如上海、苏南）+特色农产品乡村（如茶叶、水果特色产区）+有集体积累的乡村（如华西村、南街村、大寨村之类），这样的乡村，显然还是少数，他们该如何振兴？他们自己最清楚，市场也很清楚，无需过多“指导”。

　　但许多学者、媒体关注、研究的，还是这些“明星”乡村。然后再拿着这些强产业基础的乡村的研究结论，来指导剩下的大多数缺乏产业基础的乡村，大概率会是“瞎指导”。

　　这些乡村谈产业，不应谈“大”，而应谈“小”——从小微处着手，发掘比较优势、建立差异化，并充分利用乡村交易成本低等优势，哪怕一次带动一户农民、一个村庄，再以点带面，都比大谈“产业”“规模”靠谱。

　　其三，也经常有朋友问我，你天天研究乡村，那你告诉我，我去乡村的话怎么赚钱？

　　我的回答是，你如果抱着赚钱的目的下乡，多半要失望的。因为目前乡村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缺乏成熟的商业模式——民宿、有机农业、农村电商、直播带货卖农产品，都还远远称不上“商业模式”。

　　“缓慢”，就是乡村的特（优）点（势），急功近利，往往适得其反。真要以数字衡量，乡村很难匹配百万年薪的高管、几十万年薪的金领、月入2万的大城市白领。相反，真正能在乡村呆下来、发展起来的，多是认同乡村价值、喜爱乡村生活的人。他们边生活，边经营各种“产业”，反而可以收获不亚于城市的“获得感”。

　　在当前体制和环境下，尤其对个体来说，只有看重“获得感”而非“数字”的人，或具有长期主义价值观的人，才适合深度参与乡村振兴。

　　其四，乡村振兴，不能孤立地谈发展，应当强调融合。

　　譬如，只谈城镇化，得出的结论就是上文所述的驱赶农民进城、进厂，但这些并不能改变农民收入低且停滞的问题；

　　譬如，光谈农业，得出的结论就是规模化、产业化，事实上，适合规模化的地区，如东北平原、华北平原，早就产业化、机械化了，有条件进行土地整合的平原、丘陵地带，也早就园田化了。且多数农民也早就脱离农业了，但还是振兴不了，接下来你还能谈什么？

　　再如文旅，不论政府主导的“万村景区化”“全域旅游”，还是地产商主导的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抑或民间热衷的农家乐、民宿，大多都还谈不上成功的商业模式，还能怎么办？

　　乡村要发展，要多谈融合。譬如城乡融合。譬如光搞一产、二产或三产都是不够的，必须三产融合、互相借力。譬如，农民光种地、光进厂打工收入都不高，那能不能发挥小农的灵活性，谈灵活就业、谈收入方式的多样融合？

　　再来谈谈“战略”，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很多人就不理解，为什么是乡村振兴，而不是城市化、房地产、新能源……之类的“显学”，成为国家战略？

　　不先说清楚这个“Why”，“违反市场规律”“不合理”之类的质疑就是主流，就很难做好真正的社会动员。相关论述，笔者已经在许多文章中陆续分析过，在此谨做一个简要概述：

　　1、乡村很重要。历史证明，乡村乱则国乱；乡村向来是我党的基本盘和根本；乡村还有5.8亿农民，是可见的最大群体；乡村是中国发展的压舱石，是应对现代化风险的大后方。但多年来又积累了大量问题，必须振兴。

　　2、乡村有价值。乡村不擅市场价值，但长于生活和文化价值——乡村跟随城市谈市场，永远只能是附庸，要获得议价权，就应当谈生活和文化价值；而中国文化的根就在乡村，“归田园”，也是中国人骨子里的生活理想；所以，乡村迟早会迎来价值回归。

　　3、如上文所述，乡村振兴是破解城市“现代化陷阱”的出路，“救”乡村，也就是在“救”城市。也可以将乡村振兴理解为给科技创新做“配套”，我国最大的国情是人多，不把人安排好，不把基础配套、纵深做好，升级越迅速，城市撕裂、社会断裂的风险就越大。

　　4、中美之争，本质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对世界发展话语权的争夺。要抢话语权，一方面，我们要继续追赶硬实力，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系统地构建话语权——乡村振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可持续发展”“共同富裕”一样，不只是经济方案，也是中国为全人类贡献的，破解西方“现代化陷阱”的文明方案，和强力表证！

　　我们不应习惯性地拿“战术”手段——比如产业化、规模化、算投入产出账，来解答“战略”，否则，得出的结论，要么是账没法算、违背市场规律，不想搞、心理抵触；要么是一叶障目，事倍功半，得不到认可、一肚子委屈，最终都要打起退堂鼓。

　　最后看“HOW”（怎么办）。理解了“国家战略”，就应站在最高领导人强调的“大历史观”的角度，去重构新时期乡村振兴的新体系。

　　如何理解“新时期”？如果用一个词来简要概述，那就应该是转型、升级。

　　中美之争，美国之所以要对我们“卡脖子”，打压我们的高科技，发动贸易战，就是希望把我们定在“世界工厂”，服从“全球分工”，专心搞好制造业就行。

　　正如美国看中国，许多“大国大城”式的社会精英，也是这么看乡村的——你留少部分人搞好农业、种好地就行，更多的还是出来打工、做廉价劳动力；同时，再把环境搞好一点，让我休息的时候去玩玩；乡村最重要的作用，就是服务好城市；你看，我这都是为你好……

　　清华大学鞠建东教授研究指出，2018年是中国经济从“工业化时代”向“知识化时代”的转折，外部标志是美国对中国“卡脖子”，逼着我们向科技创新转型，内部标志是经过40年发展，劳动力基本完成了从一产向二三产的就业转移，制造业对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也接近停滞。

　　所以，最好的振兴，是帮助农民-农村-农业同步转型升级，而不是拿工业化、城市化、房地产那一套老思维来延误、甚至强塞给乡村！

　　那么，如何转型升级？

　　1、乡村和城市一样，最缺的也是科技、人才、金融，再加上“组织创新”。真要乡村振兴，就应把知识、人才、金融等高质量市场要素（而不是淘汰要素）往乡村引导，而不是自私自利、有色眼镜式地差别对待。

　　2、乡村振兴，不是“做空”乡村、把人往外赶、把“人均产值”数字拉起来就可以。相反，有人、有活力才是振兴（条件恶劣的乡村正在自然淘汰，或政府搬迁）。要谈活力，首先得谈基础设施，而最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教育（以及医疗）。所以谈乡村振兴，不谈教育，不把教育（医疗）短板补足，就难以安人心，就都是空谈；

　　3、“知识化时代”要有新思维。而“知识化”、人才，显然不是在县城办个电商培训、技能培训班，再花点钱请（买）农民来上课就够了。如笔者《县域办大学，此路通不通》所述，办县域大学，实现转型升级要素、人才的本地化、批量化生产，或是县域复兴、乡村振兴的更优解。

　　4、乡村振兴必须“县域-乡/集镇-乡村”系统推进，而非各自孤立发展。县域，国家已提出“县域城镇化”新理念，乡村，基层政府也认识到，必须抓好集体经济+合作社两个抓手。但乡/集镇作为城乡“结合部”的作用，一直被忽略，笔者也曾撰文《小镇青年也应该有春天》，建议通过整合、盘活乡镇闲置资产，以重新激发乡镇的活力和城乡衔接作用。

　　当然，办法还需持续、深入探讨，也需要更多专家和社会的广泛参与。但“原则”“战略”和“Why”，则是需要统一认识的，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原点所在。

　　正如笔者写过的一句话——乡村，它不是包袱，而是一种解放。愿这种“解放”被更多人看见，愿这种“解放”走出根据地，早日燎原。